讀書心得 — 非對稱風險(三)
— 風險共擔，應對現實世界中的不確定性
skin in the game — Hidden Asymmetries in Daily Life
平等和風險共擔
這世界上有兩種不平等:
(1) 一種是人們容忍的不平等。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和那些英雄人物的遠見卓識之間就存在著不平等。簡言之，人們會很自然地成為他們的粉絲，你會喜歡去模仿他們，還會渴望成為他們那樣的人，但是你不會憎恨他們。
(2) 另一種是人們難以容忍的不平等。因為那傢伙看起來就和你差不多，但是他會操縱系統謀求私利、尋租、獲取不正當利益，儘管他擁有一些你渴望擁有的東西（他的俄國女朋友），但是你不可能成為他的粉絲。這一類人包括銀行家、發家致富的官僚、為邪惡的孟山都公司月臺的前參議員、鬍子刮得乾乾淨淨且西裝筆挺的公司高管，以及攥著巨額獎金在電視上誇誇其談的人。
可以肯定地說，美國公眾（事實上所有國家的公眾都會如此）鄙視那些高薪的人，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鄙視那些通過拿著與其付出不相符的高工資而致富的人，這個現象具有普遍性。
在某些國家，如果財富來源於尋租、政治庇護或監管套利（我提示一下讀者，監管套利是指當權者和內幕知情者利用監管欺騙公眾，或者利用煩瑣的監管程式來阻止行業競爭），財富就被視為零和遊戲。
人們憎惡的並不是那些自己承擔風險的富人，他們真正憎惡的是那些身處高位卻不承擔風險的人，這些人並沒有用身家性命參與“風險共擔”，他們也不可能從他們目前的地位和財富水準上摔下來，更不可能窮困潦倒到排隊領救濟的地步。
我們將重新定義不平等，將這一概念置於更加嚴格的基礎之上，但是我們先要介紹兩種方法的差異：靜態和動態，因為“風險共擔”可以將一種不平等轉化為另一種不平等。 還請記住以下兩句話： 真正的平等是概率上的平等。 只有“風險共擔”能防止系統崩潰。
靜態和動態
很明顯，經濟學家們，尤其是那些從未親身涉險的經濟學家的通病就是：他們無法理解動態變化的事物，看不到動態事物和靜態事物之間有著不同的屬性。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熟悉複雜系統和胖尾現象。他們也缺乏理解更艱深的概率理論所需的數學基礎和本能直覺。他們對遍歷性完全無知，而在我看來，是否理解遍歷性是區分一個真正瞭解世界的學者和一個隻會寫八股文式論文學者的最好標準。
靜態的不平等只是一張瞬間抓拍不平等現象的照片，它不能告訴你在今後漫長的歷程中還會發生什麼。
動態的（遍歷的）不平等，需要完整地考慮未來和過去。
如果只提高底層人民的生活水準，並不能創造動態的平等，而應該讓頂層的富豪輪替，或者迫使他們向其他階層的人開放更多的機會。讓社會更加平等的方式，是迫使處於頂層的富人始終承受著退出富豪榜前1%位置的風險。
動態的平等就是要重建遍歷性，從而使得概率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佈可以相互替代。只要時間足夠長，遍歷性就能讓許多與概率分佈和理性決策相關的重要的心理學實驗結果都失效。
請觀察每個階層的人占美國收入和財富的百分比（請注意，收入的不平等看起來比財富的不平等要弱），完全遍歷性就是指我們每個人（如果活得足夠長的話），我們一生中經歷的“各個階段”的經濟狀況的分佈情況將和這幅圖所揭示的美國“各個階層”經濟狀況的分佈情況相同（即概率在時間上的分佈和概率在空間上的分佈，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完全遍歷性的反面是一種吸收態。吸收態這個術語源於物理學中的粒子運動，當粒子撞擊上一個吸收壁，它們會被吸收或粘住。吸收壁就像是一個陷阱，一旦被吸收進去（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結果），就出不來了。一個人通過某種方法（比如經歷一個隨機過程）變富了以後，將一直保持富裕狀態；另一個人從上層跌落到中下層級，他將永無翻身之日。
經濟學家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因為他們並不真正理解不平等現象。不平等可以視作一種尾部的不協調現象，富人位於財富分佈的尾部。系統內越不平等，贏者通吃效應越強，我們就越偏離“平均斯坦”。不平等的根源在於財富過程是由贏者通吃效應主導的，任何一個在官僚體系幫助下的財富積累過程，都會傾向于將富裕階層不可逆地鎖定在社會頂層。所以解決辦法是，允許系統存在一種機制，這種機制使得最強大的、最富有的人有可能因其承擔的風險過大而垮塌，這種機制在美國運行良好。
古語說得好，以劍謀生的人會死於劍下，靠承擔風險謀生的人也會被風險奪去生計。
鞋匠忌妒鞋匠
普通人之所以不像“知識份子”和官僚那樣猛烈抨擊財富不平等現象，是因為忌妒只會發生在相鄰的階層，而不會穿越多個階層。對財富的忌妒並不是源自窮人，窮人只關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這種忌妒源自有較高社會地位的階層。簡單地說，那些已經致富的大學教授和擁有永久性穩定收入的人，那些在政府或學術界任職的人，他們普遍認同皮凱蒂的觀點。和他們交談之後，我確信那些最積極想要剝奪富人財產的階層，恰恰是離他們最近的人（並一直拿自己和他們做比較的人）。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辭學》中曾經提出這樣一種假設，即你更有可能在你的親友中遭到忌妒：底層的人可能對他們的表親或中產階級產生忌妒，而不太可能對富裕階層產生忌妒。“在自己的土地上誰都不是聖人。”忌妒只在同一行業、相近天賦和相同條件下產生。
不平等，財富和垂直社會化
知識份子為什麼如此關心社會的不平等問題？那是因為他們本能地用等級社會的眼光看世界，他們關心自己的社會地位。其實還有一個深層次的病理學原因，那些培養了他們的名牌大學平時討論的話題大都是有關等級社會的，而現實世界的大多數人並不為此感到困擾。
共情和自保
請回憶一下關於規模問題的討論，人類的道德是有適用物件的，並不是普遍適用於所有人的。物件如果是一個遙遠的域外人，那麼就不適用於我們的道德。即使不是域外人，我們的道德規則也會因物件不同而變化。忌妒的反面是共情（將感情推己及人的做法）。你可以看到，人們對他們同一個階層的人有更多的共情。
讓我們來考慮這一系列問題：誰才是真正的專家？由誰來決定哪些人是專家？誰是負責鑒定專家的專家？時間才是專家。或者說，那個喜怒無常而又冷漠無情的林迪才是專家。
一個叫林迪的專家
林迪是一家紐約的熟食店，現在已經淪為一家專坑遊客的黑店。林迪對外宣稱芝士蛋糕是它的驕傲，而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都知道這家店已經有50年左右的歷史了，這不是因為芝士蛋糕而是這裡帶給他們的啟發和靈感。林迪附近就是百老匯，有些演員卸妝之後會聚在這家店裡聊天，他們對正在演出的劇碼和其他演員評頭論足，然後人們發現了一個規律，那些已經連演100多天的演出，總能吸引到足夠多的觀眾支持其再演100多天，已經演了200多天的也還能再演200多天，這就是所謂的“林迪效應”。
將脆弱性定義簡化為針對混亂無序狀態的敏感程度。如果我們嚴格定義什麼是脆弱，那麼它是指“對外部壓力源呈現非線性反應”。其實，時間是相當無序的。我們把抗爭時間帶來的無序性視為一場光榮的戰鬥，稱之為生存，其實它就是我們應對無序狀態、處理混亂事件的能力。
誰是真正的專家？
誰來評判專家？誰來保護衛兵？誰來審判法官？好吧，時間會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因為時間是“風險共擔”的組織者和裁判者。那些經過時間的洗禮、磨煉和篩選而倖存下來的事物，向我們揭示了它們強韌的生命力（儘管我們是事後知道的）。如果沒有“風險共擔”把各種事物的脆弱性暴露在現實世界，任其承受各種潛在傷害，那麼篩選機制就會被打破：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以某種規模生存相當一段時間，然後突然崩潰，造成很多附帶的傷害。
只有那些無生命的事物才不會腐爛變質，它們就是林迪。林迪可以包括觀點、書籍、技術、程式、制度和政治體制，這些事物沒有導致其自身衰老和消亡的生物鐘。
有了“林迪”，專家就不再是專家了，我們不再需要頂級專家來評判排名比他靠後的其他專家的水準了。脆弱性是發現問題的專家，光榮歸於永恆的時間和強韌的倖存者。
時間，只有時間高於人類的一切智慧和正義，我將由它來評判。
和女王一起喝茶
同行圈子裡的人通常會渴望榮譽頭銜、成員資格、諾貝爾獎，希望受邀去參加達沃斯論壇或相似的論壇，和女王一起喝茶（還有黃瓜三明治），受邀參加富豪的雞尾酒會，相信我，在那兒你遇到的人都是大富豪，他們滿嘴說著一些你只聽說過名字卻不認識的名人。富人圈子裡的生活就是相互組織這樣的活動，他們通常宣稱自己正在嘗試著拯救世界、狗熊、兒童、山脈和沙漠，這些都是為了宣傳自己的美德。
但顯然，他們不能影響林迪。事實上，如果你在紐約21俱樂部花錢花時間，試圖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你就可能已經走上了和林迪相反的道路了。
體制
對於一位論文作者來說，他唯一的評判是他的“同行”，於是他們就默契地形成了一個相互引用對方論文的小圈子，這種讓圈內人的論文提高知名度和被引用次數的做法，源於指標考核體系，結果卻是某種程度的腐敗。
學術界有一種趨勢，即學者不必參與“風險共擔”，如果對此不加制止，學術活動就會演變為一個儀式感很強，但純屬自娛自樂的出版遊戲。
現在，學術活動逐漸變成了競技體育的比賽，維特根斯坦對此持反對態度，他認為知識站在體育比賽的對立面。他還說，在哲學上的勝利屬於最後說話的那個人（活到最後的人）。
而且：任何東西一旦帶有競賽的意味，就會扼殺對知識的探索。
研究人員遇到了代理人利益衝突問題（就像黑手黨遇到了兩個互為競爭對手的客戶同時上門求助），社會和學生付錢給學者希望得到的東西是相互衝突的。好在學者自己有一個圈子，牢牢地把住了學術界的大門，學術界對外界越不透明就對學者越有利。學者熟悉“經濟學”，並不意味著他們知道現實生活中經濟運行的規律，他們只知道理論，而大多數理論不過是經濟學家自己製造出來的狗屎。
違背個人利益
如果一個人將其個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項事業，那麼他在這項事業上的言論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個人參與“風險共擔”的程度越高，他的話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體貢獻也不承擔任何風險（卻只想著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他們的話是最不可信的，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那樣，大多數學術論文既沒有具體內容，也不承擔任何風險。
如果一項研究成果會給其作者帶來名譽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傷害，而且還會招致同行的責難，那麼這項研究成果就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重申把靈魂投入“風險共擔”
我們之前說過，如果沒有“風險共擔”，那麼物種進化的篩選機制會被破壞，而科學探索過程也需要有這樣的機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些風俗習慣甚至迷信和禁忌都已經經受了幾個世紀的驗證，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地會對相信它們的人有利。一個想法必須能夠提升人們的反脆弱性，或至少降低脆弱性帶給人們的傷害。
在林迪效應下，一個事物需要由時間來檢驗其強韌性，也就是說，要把一個事物置於有風險的情況下檢驗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最終的生存狀況就是最終檢驗的結果。如果做這件事情的人在做的過程中承擔了某種風險，這個事情成功地穿越了幾代人之後繼續運轉自如，那麼這個事物就是合格的。
再探代理人問題
外科醫生看起來應該不像外科醫生: 如果一個人看起來不像是幹這一行的，卻又在這一行幹了很長時間，這說明他需要比別人克服更多的困難，這種困難來自病人以貌取人的天然傾向帶給他的不信任感，他一定是用卓越的醫術成功地扭轉了別人對自己不利的第一印象，否則他早就被淘汰了，根本幹不了這麼久。所以，我們應該感謝“風險共擔”的作用：時間和現實聯手幫我們過濾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時間和現實並不在乎長相。
同樣的道理反過來說也一樣，老練的小偷看起來都不像小偷，看起來像小偷的傢伙都已經在監獄裡了。
當一項事業因脫離“風險共擔”而缺乏篩選機制的時候，這項事業裡就充滿了形象逼真、滿嘴術語、演技超群和熟悉細節的人，而他們對這項事業的核心其實一無所知。
綠色木材謬誤
在我們這個行當裡有兩條黃金法則，一是永遠不要雇用西裝筆挺的交易員，還有一條就是：怎樣才能雇到一個成功的交易員？一是他有過硬可信的交易記錄，二是你完全理解不了這些交易的細節。
在《反脆弱》中已經介紹過這一點，我將其稱為“綠色木材謬誤”。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人是專門做木材生意的，他一直以為自己賣的“綠色木材”（Green Lumber）是被漆成綠色的木材，而從不知道它們其實是指被新近砍伐下來還沒有幹的木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賣的是什麼就糊裡糊塗地發財了。相比之下，講述這個故事並知道木材所有細節資訊的人卻破產了。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需要知道的資訊和他所能夠理解的資訊，往往是不相匹配的。這並不是說細節不重要，而是那些我們很想去瞭解的細節，往往會把我們的注意力從真正核心的價格形成機制上引開。
在任何交易活動中，你都不必去挖掘隱藏的細節資訊，真正有用的資訊只會通過林迪效應顯露出來。
從另一個方面講：那些表述得很清晰、很準確、連傻子都能理解的資訊，恰恰就是傻子們的陷阱。
精心打扮過的商業計畫書
有一種幻覺，認為創業成功從一份成功的商業計畫書開始，科學發現始於科研經費。這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你想要讓一個笨蛋上當受騙，那麼商業計畫書是你的好幫手。就像我在緒論部分提到的那樣，商業計畫書是企業推銷自己的手段，它們需要有令人信服的推廣手段，以便把公司賣一個好價錢。但是對於真正的企業家，他們的目的不是賣掉自己的公司，他們會想方設法地自己贏利並生存下去，商業計畫書和融資只會幫倒忙。
那些比較成功的企業（微軟、蘋果、臉書網、穀歌），都是由全身心地投入“風險共擔”的企業家創立，並依靠自己的盈利發展壯大起來的。如果它們依賴融資，那麼它們就需要漂亮的商業計畫書以顯示出令人信服的增長，公司就會盲目擴張，以便管理者能從中套現。
資金從來就不是困擾真正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的瓶頸問題。無論是創造一個好企業，還是實現一個科學上的突破，其背後主要的推動力量從來都不是資金。
快刀斬亂“結”
永遠不要為那些華麗而複雜的程式和儀式買單，因為你要的只是結果。
據說亞歷山大大帝曾經解決了戈爾迪烏姆（Gordium）首都佛裡吉亞（Phrygian）的一個難題（和許多希臘故事一樣，這個地方現在屬於土耳其）。他在進城的時候發現了一輛舊戰車，車軛上有許多繩結緊緊地系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它們原先是怎麼被系上去的。神諭說，誰解開這些結，誰就能統治亞細亞，其實是小亞細亞、黎凡特和中東等地區。亞歷山大在這團粗糙的繩結前研究了一會兒，然後後退了兩步，說神諭並不在意這個結是怎麼解開的，接著他拔劍砍向繩結，被劈成兩半的繩結就此解開了。
生活中的過度智慧化
格爾德·吉仁澤和亨利·布萊頓對比了“理性主義”（加引號是因為這裡所謂的理性主義其實並沒有多少理性）和“經驗主義”兩種方法，他們引用了理查·道金斯有關棒球運動中接球手的例子。理查·道金斯認為：“接球手的動作就好像他已經解出了描寫棒球運動軌跡的微分方程。在其潛意識層面，一定有一個等同於數學計算的機制在起作用。”……其實不然，實驗表明接球手依賴的是他的經驗，一旦擊球手把球打到空中，接球手要始終盯住球，並調整自己跑步的速度以使視線和球的角度保持恒定。
道金斯的失誤在於他把人們針對自然現象的反應和行為，全部歸因於高度智慧化推理的結果，從而忽視了人類在做某些決定時對經驗的依賴。棒球運動員並不知道什麼是經驗主義，但他一定會遵循自己的經驗，否則他會輸給自己的對手，而那個贏的傢伙也並非依賴智慧化，而是同樣訴諸自己的經驗。
另一種干預
那些從不參與“風險共擔”的人總喜歡把事情弄得複雜（以便他們自己操控），他們還像躲瘟疫一樣回避簡單的方法。但是實幹家有相反的本能，他們總是尋找最簡單的經驗：
那些被訓練、被選中去尋找複雜方案的人，是沒有動機去探索簡單方案的，他們靠製造複雜方案謀生。
當方案的制定者和方案本身都沒有參與過“風險共擔”時，原來的問題就會變得更複雜。重大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直擊問題本身。
唯科學主義對於科學來說就像投資中的龐氏騙局，就如同在科學交流中使用廣告宣傳一樣，事物的表面屬性被放大了。
道理很簡單，只要一個人是由他人評判而不是由事實評判的，事情就會變得扭曲變形。那些還沒有破產的公司都有一個部門叫人事部，所以它們會創造出各種指標和表格去評判一個人的表現。一旦人們拿到了評估表格，事情就開始變得扭曲了。事情很清楚，評估表格使得你不再由最終結果來評判，而是由那些不直接反映結果的中間變數和指標來考核，結果就是你會變得世故、老成和圓滑，別人一看就覺得你像電影裡的交易員。
只有富人受害：其他人代為推薦的偏好
人們一旦有錢了，就會拋棄自己原來在“風險共擔”中的經驗機制。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偏好，取而代之的是別人為他們推薦的偏好，從而不必要地使生活複雜化了，從而導致生活變得一團糟。有些偏好是那些想向他們推銷東西的人虛構出來的，這就演變成另外一類“風險共擔”的問題，有錢人的偏好選擇被那些想要從中牟利的人操縱著，而這些人在交易中不會受到不良影響。同時，由於有錢人和占他們便宜的人之間貧富差距懸殊，所以，沒有哪個有錢人會哭訴自己是“受害者”。
金杯奉鴆
有錢人很容易成為別人的靶子，就像塞內加悲劇中梯厄斯忒斯的哀歎，小偷不會光顧窮人，毒酒總是放在金杯而不是普通杯子裡 — — 因為放在金杯裡更容易讓人喝下去。
把事情搞複雜，就能輕易地騙到富人的錢。窮人當然是不用擔心這方面風險的。這種把事情複雜化的做法正如，學術結論要盡可能地複雜化，避免使用簡單易懂的語言概括。而且，有錢人喜歡徵求“專家”和“顧問”的意見。這下可好了，整個行業的人都想騙你的錢了，於是就有了更多的財務顧問、飲食顧問、健身教練、生活設計師、睡眠顧問、呼吸專家等。
簡單說吧，如果財富使你的選擇變少了，而不是選擇更多更豐富，那麼你肯定已經走錯路了。
If wealth is giving you fewer options instead of more (and more varied) options, you’re doing it wrong.
聊天(Conversation)
在任何情況下，你如果有了錢之後還想擁有朋友，就一定要隱瞞你的富有。這一點可能人人都知道，還有一點不太廣為人知但同樣重要的是，你還需要隱藏你的博學和知識。只有當人們不試圖去攀比和超越對方的時候，他們才會成為朋友。
實際上，古典的聊天藝術就是避免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就像巴爾達薩雷·卡斯蒂廖內在《廷臣論》中寫的：“人們需要平等，起碼在聊天的時候應該保持平等，否則任何談話都難以為繼。”與朋友交往必須不分等級，各自為友誼做出同等的付出（不要搶著買單，你只要付你自己那一份就行了）。你會更願意和朋友共進晚餐，而不是和你的教授一起吃飯，除非教授理解聊天的“藝術”。
經營美德 (The Merchandising of Virtue)
如果一個人不奉行自己宣揚的美德，那麼這是極不道德的行為。
美德不是你用來宣傳的東西，它不是投資策略，不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也不應該成為賣書（或者更糟糕，賣音樂會門票）的手段。
美德是關於他人和集體的
從美德的屬性來看，我們可以放心地說，美德是犧牲個人狹隘的利益為集體贏得廣泛的利益，美德並不僅僅是與人為善和關心他人，美德需要自我利益的犧牲。實踐最高形式的美德往往需要承擔風險，並勇敢地披露一個人真實的內心世界。
勇氣是唯一一種你無法偽造的美德。
Courage is the only virtue you cannot fake.
常有“想幫助全人類”的年輕人來找我，他們問我“我該怎麼辦？我想減少貧困，拯救地球”，還有其他類似的宏大而崇高的願望，我的建議是：
第一，不要試圖表現美德；
第二，更不要打著美德的旗號從事尋租活動；
第三，你必須自己創業，把自己放到第一線，去開創一項事業。
是的，我對他們的建議就是去努力創業，承擔風險，你如果有錢了（自願的情況下），就對別人慷慨一些吧！
創業對於社會來說，多少會有所幫助，因為創業只會帶來活力，而不會惡化整個社會的風險。承擔風險的勇氣是最高的美德。我們需要企業家。
理性只存在於你的行動之中
這一部分要討論的是：（1）理性只存在於你的行動之中，而不在你的想法或者你的信仰之中（風險共擔）；（2）生存是最大的理性。
扭曲同樣也存在於信仰領域。正如視覺欺騙能夠改善人的視覺感受，某種程度的“欺騙”也能提升人們的假期體驗，比如引導人們相信聖誕老人只會使他們更幸福，而不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有迷信並非不理性。沒有人會把一項無害的行為斥為非理性，當然，對迷信的潛在傷害要及時探知。
如果一個選擇性偏執狂面臨著死亡或滅絕，那麼他做的任何決定都很難說是“不合理的”。
先有生存，然後才有真理和科學
我們這些真正冒過險的人，比通過教科書學習模糊的偽理性主義的人更深刻地理解什麼是理性，更堅定地奉行生存第一的法則。嚴格地說，這裡涉及遍歷性問題：要實現完全的遍歷性，就不能有吸收壁，也不能有實質性的不可逆性。
顯示自己的偏好
人的任何決策和行動都在主動顯示自己的偏好。解釋這個概念之前，請先考慮以下三條格言：
(1) 用信仰評判一個人是不科學的。
(2) 信仰無所謂是否理性，理性只存在於行動之中。
(3) 只有站在進化的角度上，才能評判一個行動是否理性。
顯示偏好的理論（源於保羅·薩繆爾森，或者可能是閃米特眾神）說了以下內容：只通過詢問的手段，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人們真正在想些什麼，下一步打算做些什麼，因為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重要的是觀察他們花錢買了什麼，而不是問他們對某商品怎麼“想”，因為你會得到各種千奇百怪的理由。你仔細想想，這個道理講的就是“風險共擔”。
我發現唯一能夠在實踐中用數學方法嚴格定義的“理性”是：奉之則生。如果人們相信並遵循某個信念，並在此後的隨機性考驗中存活了下來，那麼這個信念（及其對它的遵奉）就是理性的。因此，任何妨礙個人、集體和部落生存的東西都是不理性的。
理性並不是那些可以用清晰的語言描述的因素，理性只有一個內涵：幫助生存，避免毀滅。
為什麼？林迪效應能幫我們看得更清楚：
事情的發生未必都是有起因的，但事物能倖存下來必定是有原因的。
承擔風險的邏輯 (The Logic of Risk Taking)
現在我們來闡釋一下遍歷性、爆倉(毀滅)與理性的概念。回想一下之前的觀點，從事科學事業（以及其他偉大的事業）的首要條件是生存，而非其他。
現在來思考這樣一個思維遊戲。
首先在第一種情形下（如圖4中的漫畫所示），100個人在某特定時間段內攜帶固定數量的錢去賭場，在那裡他們可以獲得免費的杜松子酒。這些人當中有的可能會賠錢，有的可能會賺錢。我們只需要計算一下回來的人口袋裡剩下的錢，就可以計算出他們的總體收益，進而計算出賭場對賠率的定價是否合理。假設一天玩下來，第28號賭徒爆倉（賠光）了，第29號賭徒會受到影響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你根據這個樣本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其中大約有1%的賭徒會爆倉，如果一直重複這個過程，你會得到與之前相同的比值，即在同一時間段內，平均有1%的賭徒爆倉。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思維遊戲裡面的第二個例子。假設你的表弟從固定的金額開始，連續100天去賭場下注。在第28天的時候，你的表弟不幸爆倉了，那麼對於他而言，還會有第29天嗎？不會有了，因為他觸發了自己的“爆倉點”，在遊戲中他已經永久地出局了。
無論你的表弟賭技多麼高超，行事多麼謹慎，你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一直賭下去，就一定會爆倉。100個賭徒在1天時間裡的成功概率，並不適用於你表弟在100天時間裡的賭運。我們把第一種情形稱為集合概率，第二種情形稱為時間概率（第一種情形涉及的是一群人，而第二種情形則涉及一個人穿越一系列時間）。如果有人認為自己能夠取得和市場相同的回報水準，那麼他犯了這樣一個錯誤：混淆了集合概率與時間概率。
那就是“要想投資成功，你首先得活著”。我自己的版本是“如果一條河的平均深度為4英尺，就千萬不要過河”。我自己在生活中儘量保持對風險事件後果的“敬畏”，因為爆倉不僅會讓人前功盡棄，而且會讓人永遠出局。在爆倉風險面前，成本收益分析變得微不足道。
遍歷性 Ergodicity
如果有一個隨機過程，其過往的歷史概率不能適用于其未來的情景，那麼這個隨機過程就不具有遍歷性。出現上述情況是因為系統存在一個類似於“叫停”的機制，這其實就是一個有吸收壁的隨機過程，參與這樣一個隨機過程的“風險共擔”就意味著一旦被吸收壁吸收，你就不能回到隨機過程中繼續遊戲了。由於不存在任何可逆性，我們將這種情況稱為“爆倉(ruin)”。
俄羅斯輪盤賭
假設有一群人在玩俄羅斯輪盤賭，單次獲勝的獎金是100萬美元，每6個人中有5個人可以獲勝，如果有人用標準的成本收益模型來分析，那麼他很可能會得出結論，聲稱參與遊戲的人有83.33%的機會贏得獎金，因為每次平均收益是83.33萬美元。但是如果你不停地玩這個遊戲，最終的結局一定是躺在墳墓裡，這時候你的預期收益還能作數嗎？
比如，抽一支香煙沒有什麼風險，卻帶來巨大的享受，如果用成本收益分析的話，某些專家可能就此認定抽香煙的風險微不足道，放棄香煙給人帶來的快感得不償失。但是吸煙最終會導致死亡，只不過起作用的不是一支香煙，而是每年很多包並連續很多年的累積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不斷地重複暴露在風險之中，無論多麼小概率的危險，最終都會帶來死亡。
由此看來，人們對重複發生的低概率事件的擔心並不是一種“偏執”，而是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的。
如果你在某次小概率的爆倉風險中得以倖存，繼續重複這種行為，最終你爆倉的概率將會是100%。這裡有容易讓人產生困惑的地方，小概率事件中的風險是一次性的，在第一次事件中倖存下來，並不會增加第二次小概率事件中的風險，因為事件是相互獨立的，這看起來似乎是合理的解釋。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持續暴露在“小概率”風險之下的次數累積，即使爆倉風險的概率小到1‱，那麼在持續的、重複的過程中爆倉概率最終會越來越接近100%。
勇氣和審慎並不矛盾
為什麼勇氣和審慎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品格自古就是美德？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提到的美德包括節制、審慎，以及一種被稱為實踐智慧的洞察力。這些美德與勇氣相悖嗎？
為挽救集體而承擔個人風險就是兼具勇氣和審慎的行為，因為你降低了集體風險。勇氣是為了更高層級的利益而犧牲自己。自私的勇氣從來就不是真正的勇氣，因為自我保護是生物本能，談不上是什麼美德。一個愚蠢的賭徒表現出來的是瘋狂，而絕非勇氣，尤其當他在用別人的錢冒險或者自己還有一大家子要養活的時候。
重申理性
讓我們再來看看沃倫·巴菲特的故事。他的成功從來都不是依靠複雜的成本收益分析賺來的，恰恰相反，巴菲特只是建立了一個非常嚴格的篩選體系，只有通過篩選的項目他才進行投資。他曾經說過，成功人士和真正的成功人士之間的區別就是後者幾乎對所有投資機會說“不”。我的觀點與之類似，我們的大腦必須習慣於對尾部風險說“不”。許多方法都可以賺錢，且完全不必觸發尾部風險。
因為我很清楚，我對那些尾部風險近乎偏執的審慎態度只要做對一次，就足以挽救我自己。
擁抱風險
《反脆弱》一書展示了人們如何將破產風險和市場正常的變化與波動相互混淆的現象，他們想當然地簡化了那些實際上極為深刻和嚴謹的邏輯。但是，在有些情況下風險對我們更有利，比如，我們可以承擔大量非尾部風險，以享受尾部收益。實際上，波動並不一定代表風險，反之亦然。小的傷害可能是有益的，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波動，但大的傷害，尤其是不可逆轉的傷害則是我們始終要提防的風險。誇大和渲染市場波動造成的危害是危言聳聽，但是對尾部風險事件，無論怎麼誇大和渲染，都不過分，因為這是一種審慎的風險預防機制。畢竟，風險和爆倉不是一回事。
總結
人們可能會喜歡風險，但肯定厭惡爆倉、破產和毀滅。
One may be risk loving yet completely averse to ruin.
生活中的核心非對稱性在於：
如果一個策略有可能觸發爆倉風險，那麼無論多麼大的收益都得不償失。
In a strategy that entails ruin, benefits never offset risks of ruin.
還有：
摧毀系統的風險和系統內部的波動是兩個物種。
Ruin and other changes in condition are different animals.
你承擔的每一個風險累積起來最終會導致你的預期壽命縮短。
Every single risk you take adds up to reduce your life expectancy.
最後：
理性就是避免系統性毀滅。
Rationality is avoidance of systemic ruin.
最後讓我用一組長長的否定式格言來結束本書：
不要沒有力量的肌肉；
不要沒有信任的友誼；
不要相信不承擔責任的觀點；
不要缺乏美感的變化；
不要沒有價值觀的閱歷；
不要未拼盡全力的人生；
不要把資源和精力浪費在自己不渴望的事情上；
不要吃沒有營養的食物；
不要沒有相互奉獻的愛情；
不要擁有了權力卻拋棄了公平；
不要缺乏嚴謹調查的事實；
不要沒有邏輯的統計；
不要沒有證明的數學；
不要沒有實踐經驗的老師；
不要冷若冰霜的禮貌；
不要無法付諸實施的理論；
不要沒有真才實學的文憑；
不要沒有打擊能力的軍事行動；
不要沒有文明的進步；
不要沒有相互投入的友誼；
不要遵奉美德卻又不敢擔當；
不要忽略概率的遍歷性；
不要相信沒有風險的財富機會；
不要辭藻華麗卻又言之無物；
不要把問題搞得很複雜卻又沒有思想深度；
不要忽略決策的非對稱性；
不要以為質疑會阻礙科學進步；
不要缺乏寬容的宗教。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
沒有“風險共擔”就一事無成。Nothing without s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