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 非對稱風險(二)
— 風險共擔，應對現實世界中的不確定性
skin in the game — Hidden Asymmetries in Daily Life
為什麼每個人都必須吃掉自己捕到的海龜：
有句古老的諺語是這樣說的：你如果抓到海龜，最好就自己吃掉它。這則諺語最早起源於一個神話傳說：從前有幾個漁民一下子捕獲了許多海龜，但是煮熟之後，他們發現海龜遠不如想像中的那樣美味，結果幾乎沒有人願意吃。碰巧這時候，信使神墨丘利（Mercury）經過此地（在羅馬神話中，墨丘利不辭辛勞地擔任信使，因此他的名字就用天上運轉最快的水星命名，他主管商業、繁榮、傳信以及陰間，也是小偷和強盜的保護神，毫不意外的是他同時也是幸運之神）。於是這夥漁民便邀請墨丘利分享海龜肉。但是，墨丘利很快察覺到這些漁民其實只是想擺脫自己並不需要的食物，於是他起身命令這些漁民把海龜肉全部吃掉。由此，墨丘利制定了一條規則，那就是“想讓別人吃什麼，你自己先得吃”。
幼稚帶給我的教訓：
那些給你提供建議告訴你哪些事情會對你有利的人，不會告訴你的是，他也會從這件事情中獲利，而且這件事情的不利後果只會傷害你。
Beware of the person who gives advice, telling you that a certain action on your part is “good for you” while it is also good for him, while the harm to you doesn’t directly affect him.
得出如下結論，這種人向你兜售的建議並不一定真正對你有利，或者現在對你有利以後對你不利，但是肯定會對他們自己有利。作為交易員，你需要辨別出那些正直的人，然後去和他們打交道。對那些打電話向你推銷產品的人，你對付他們的方式就是直接問他們：“你自己是否參與其中？”那些打電話向你兜售某產品，卻還偽裝成給你提建議的人，你應當儘量避免與他們發生任何交易。
每天都有新客戶
知道有一個公司的頂級銷售員是一位充滿個人魅力的人，他每天乘坐配備專職司機的勞斯萊斯上班，他曾經被問道：“如果客戶最終發現他們的自身利益受損，那麼他們會不會不高興？出現這種情況，銷售員又該怎麼辦？”他回答道：“要榨幹，而不是惹怒他們。”他還補充了一句，“要記住，每天都會有新客戶誕生。”
所以，把“推銷產品”偽裝成“提供建議”是不道德的，銷售產品不是提供建議——我們可以放心地得出這個結論。你可以提供建議，你也可以銷售產品（比如用廣告來宣傳你的產品），但兩者必須嚴格區分。
但是在交易過程中還有一個相關問題：賣方應該向買方披露多少資訊呢？道德的要求往往比法律的規定更牢固更可靠——從長遠來看，法律應逐漸向道德看齊，而不是相反。
因此可以說：
法律易改，道德難移。Laws come and go; ethics stay.
其實當我還在投資銀行工作的時候，投資銀行的大部分工作是與各種監管制度周旋，並試圖發現法律的漏洞。而且與常識相悖的是，監管的法規越多，投資銀行就越容易賺錢。
不確定性中的公平性問題
不確定性中的公平性問題，為我們指出了“風險共擔”的核心概念——非對稱性。於是問題就變成了：交易中的雙方可以存在多大程度的資訊差呢？
然而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世界裡，他們普遍提倡“買者自負”的原則，這其實是一種新的觀點，暫未具備普遍意義，而且常和旨在保護消費者的“檸檬車”法案相抵觸（“檸檬車”最早是指長期趴在修理廠怎麼也修不好的二手車，誰買誰上當，我有過一輛“Mini”品牌敞篷車就是這樣的，後來“檸檬車”一詞泛指所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事物）。
“加拉爾原則”: 超越了買賣過程中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進而要求買賣雙方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必須相等。在一個隨機過程中，交易雙方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是一樣的。此外，加拉爾原則認為如果買賣雙方面對的不確定性是非對稱的，那麼其中承擔不確定性較少的一方即犯有盜竊罪。這個原則是這麼總結的：
交易中不能由一方享受確定性的結果，而由另一方承擔不確定性的結果。
No person in a transaction should have certainty about the outcome while the other one has uncertainty.
自己人和外面人 (Members And Non-Members)
把“域外人”排除在我們的道德體系之外並非小事一樁。因為我們任何一個道德觀念都有一個適用範圍。所以，我們在執行道德規範時，始終應該注意這些規範的適用範圍，一旦超出其適用範圍，某些規則可能就會失效。很不幸，事實就是如此。“在一個人身上能否同時體現民族性和共同價值性？”答案是：這僅在理論上可能，而在實踐中則幾乎不可能。這是因為一旦“我們”這個概念被擴大到超出個體所熟悉和接受的範圍，就會成為一個空泛的概念。擴大範圍後，集體內部原有的凝聚力就會喪失，個體開始為私利而爭鬥。
實踐證明，設計一個龐大的國家方案，然後將其運用到每個小城市的模式在許多地方均已失敗。我推崇的由小及大的模式在瑞士已經成功實現了，瑞士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域外人”，他們的國家就像是世外桃源。在某種程度上讓人保留人類最原始的“部落成員”的本性並非壞事——我們應當以部落形式把人組織起來，並在部落之間維持鬆散但有組織的和諧關係，而不是將所有部落合併成一個更大的部落。
干涉主義者最愚蠢之處就是他們總是譴責別人秉持“教派”觀念，而不能意識到這其實是人們固有的“部落”歸屬感。將不同的部落分開來給予一定的自治權，不僅會使國家治理變得容易，而且會使部落之間的關係變得好起來。
其實根本原因就是：道德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基於“當地語系化”的社會關係。
所有人在一條船上
《使徒行傳》記載了聖徒保羅搭乘一艘貨船從塞頓前往克里特島和馬爾他。途中，他們遇到了風暴，“留下足夠的口糧之後，他們把剩餘的糧食扔到海裡，以減輕船的重量”。儘管他們扔下去的是某個商人的貨物，但是船上所有的商人都會平攤這個商人的損失，而不會讓他獨自承擔。他們遵循的是可以追溯到至少西元前800年的羅德島法律中的一項規定，這部法律源自愛琴海上著名的商業城邦羅德島。這部法律的原文已佚，但其精神至今仍被援引。它規定了出現上述情況時，意外事件所帶來的風險和損失應當由全體成員平攤，而不應考慮某一個人的具體責任。《查士丁尼法典》是這樣表述這個原則的：
援引羅德島海事法的規定，為減輕船舶重量而拋棄商品造成的損失必須由全體受益者共同承擔。
就醫經歷
法律體系和監管措施，很可能將醫生置於錯誤的“風險共擔”之中。醫生很可能根據自己的考核指標，而不是病人的實際情況，決定給病人實施“次優方案”來轉移自己面臨的不確定性。現行制度迫使醫生將風險從自身轉移給病人，或者從現在轉移至將來，抑或從較近的將來轉移至更遠的將來。
你需要記住，當你去看醫生的時候，儘管他有權威的舉止，但其實他身處脆弱的境地。他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家人，他不會因你的健康狀況惡化而感到痛苦。他本能的動機只有一個，那就是避免可能對他的職業生涯造成災難性影響的官司。
事實上，除了部分確實病徵很明顯而且病得很重的人，給病徵不明顯的人使用長期副作用尚不明確的藥物是弊大於利的（這麼做與其說是預防病人的健康風險，不如說是預防醫生的法律風險）。遺憾的是，藥物副作用的長期風險通常是隱蔽的，它們會在很長時間以後才給病人造成影響，但是對於醫生來說，法律風險卻可能近在眼前。這其實與羅伯特·魯賓轉移風險的把戲如出一轍，都是推遲風險的發生並使它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存在。
醫生和病人都是親身參與“風險共擔”的。然而，監管者沒有參與其中，他們才是醫療體系運轉不暢的罪魁禍首。整個地球現在到處都是監管者，在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項事業、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中，監管者從來都是災難的根源。
這一章我們從商業和道德兩個角度討論了代理人問題和風險共擔，我們還介紹了適用規模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深入探討隱含的非對稱性問題——它已經製造了大量的洪水猛獸。
最不寬容者獲勝：頑固少數派的主導地位
複雜系統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它無法通過系統部件的功能和狀態來預測系統的行為。不同部件之間的互動比其最初設計的功能更加重要。部件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互動機制——儘管這種互動往往遵循著簡單的規則，是系統整體最重要的特徵。
本部分要討論的是堪稱所有“非對稱現象之母”的少數派主導規則。在任何一個群體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協的少數派，他們就會全身心地投入“風險共擔”，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時候甚至拿靈魂來捍衛），最終，整個群體的人都會服從於少數派的偏好和選擇。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人們容易產生一種誤解（尤其是缺乏經驗的觀察者，可能會從簡單的統計指標中得出這一結論），以為這個選擇是群體內多數派做出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在很多事情中，都有少數派主導規則存在：那一小部分人絕不輕易妥協，而且又品德高尚，他們憑著勇氣參與到“風險共擔”中，他們的抗爭和堅持使得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系統）運轉良好。
對花生過敏的罪犯
猶太人在美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少於0.3%，但是為什麼市面上幾乎所有的飲料都符合猶太教儀軌？簡單來說，全部符合這一標準可以免去生產商、零售商以及餐廳的許多麻煩，他們不需要再區分哪些飲料符合猶太教規定了，否則，他們就要對部分飲料進行單獨標記、單獨運輸、單獨儲存，還要提供特別的銷售櫃檯。這一現象能夠存在的原因在於：
猶太人絕對不吃不符合猶太教儀軌的食品，而非猶太人則可以吃符合猶太教儀軌的食品。
其他類似實例:
(1) 殘疾人不能使用常規衛生間，四肢健全的人卻能夠使用殘疾人專用衛生間。
(2) 對花生過敏的人絕對不能吃含有花生醬的食物，但不過敏的人卻可以吃不含有花生的食物。
我們將上文例子中的少數派稱為頑固派或者僵硬派，多數派稱為溫和派或者靈活派。兩者的關係體現了選擇的非對稱性。
發生少數派主導現象有兩個主要因素:
(1) 首先，人口的空間分佈很關鍵。如果頑固派集中生活在某一特定區域內，那麼，少數派主導現象就不會發生。如果少數派平均分散在人群中，這個現象就會發生。
(2) 第二，成本也很關鍵。第一個例子，按照猶太教儀軌生產檸檬水不會顯著提高成本，只需要避免使用某些添加劑就可以了。
他們應該意識到，接受轉基因食品的人會接受非轉基因食品，反之則不然。因此，只要有不超過5%的不接受轉基因食品的人均勻地分佈在全國，他們就會迫使其所在的群體逐步演變成隻吃非轉基因食品的群體。
許多大型農業公司沒有意識到它們其實被迫參與了一場特殊的遊戲，在這個遊戲中你得分比對方高還不能贏得勝利，除非你獲得97%以上的市場份額才能確保勝利。然而這個行業的許多公司在科研以及宣傳上投入了數以億計的美元，雇用了數百位自認為比一般人聰明的科學家，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們卻偏偏忽略了非對稱性中的“少數派主導”這一關鍵因素。
這裡我們用到的分析方法是“重整化”，它是數學物理學中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可以説明人們觀測事物規模擴大（或縮小）的過程。接下來，我們將用簡單易懂的方法演示這個概念。
重整化(renormalization group)
塞爾·格蘭(Serge Galam)的法國物理學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那是一個電腦選擇模型，該模型顯示只要少數派達到某一特定的水準，那麼他們的選擇就會成為壓倒性的全體選擇。
這些“搖擺”的選民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人群，因為他們有可能助推極端政黨成為選舉中的“黑馬”，且事先的民意調查可能毫無徵兆。格蘭的模型在政治科學領域產生了一大堆與人的本能直覺相抵觸的結論，但他的模型比那些天真的統計預測更加接近于現實情況。
注：圖1從上到下包括了三組正方形，每一組裡面包含了4個正方形。請想像一下，每個正方形裡面又包含了4個小的正方形。重整化的規則是只要有1個正方形是深色的，那麼與其相鄰的其他正方形也會變成深色。由此，只要三步，就能把全部的正方形變成深色。請把圖1中深色的正方形想像成頑固少數派，把淺色的正方形想像成溫和多數派，“重整化”説明我們演示了少數派主導現象。
否決權(the veto)
重整化展示的核心意思是非對稱的“否決權”效應，即群體中的某個人可以用反復否決其他人偏好的辦法，來最終使得群體內其他具有適度靈活性的成員接受他的選擇。一個啤酒和葡萄酒之間的由非對稱性導致的聚會，普遍選擇葡萄酒的例子是：“只要女士占到來賓的10%以上，你就不能只提供啤酒，幸虧男士也喝葡萄酒，所以如果你只提供葡萄酒，你就只需要準備一套杯具，大家會接受這種安排的。”
通用語
如果在一家德國公司總部的條頓風格的會議室裡舉行一場跨國公司的會議，而且這家公司足夠歐洲化甚至國際化，如果與會人員中有一個人不會說德語，那麼整場會議就只能說英語了——對，就是那種全世界範圍內很多跨國公司會議室裡面普遍使用的那種蹩腳而又奇怪的英語。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少數派主導”是如何使某種語言最終成為當今世界的通用語言的，而語言學家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
基因遵循多數派主導的規律，語言則遵循少數派主導的規則。
語言行走四方，基因落地生根。
Genes follow majority rule; languages minority rule.
Languages travel; genes less so.
重申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有一個特性，而且是那些反對英國脫歐的“知識份子”至今沒有意識到的。假設在某一政治事件中，少數派主導規則發揮作用的閾值是3%，如果全國的頑固少數派恰好代表了總人口的3%，但是頑固少數派在各州各市各縣之間並不是平均分佈的，這就意味著有的州在閾值以上，有的州在閾值以下。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部分州屈從於少數派主導規則，而另一些州因其少數派沒有達到發揮作用的閾值而不會發生少數派主導現象。從這個角度講，如果美國把所有州合併在一起，那麼少數派主導規則就會在整個國家大行其道，幸虧美國沒有這樣做，這也是美國能夠至今運轉良好的原因。正如我經常向聽眾強調的那樣，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不是一個共和國。用我在《反脆弱》一書中的話來講就是去中心化會極大地降低系統的不確定性。
我的道德，你的約束
有時候“一根筋”的思維方式可以説明我們揭開問題的真相，澄清許多誤解。比如，一本書怎麼就變成了禁書？可以肯定的是某些書被禁，並非因為它們冒犯了普羅大眾，因為絕大多數人要麼是膽小懦弱的，要麼是被動承受的，要麼是滿不在乎的，即便有些人很在意，感覺自己被某本書冒犯了，但他們也不至於要求把相關書籍直接封禁。我們發現禁止某些書的傳播或者將某些人列入黑名單，其實只需要少數幾個熱情高漲的積極分子就行了。
我們由此可以推斷當今社會的道德並非是由大多數人的共識演變而來的，而是由社會中那些最頑固的少數派把他們所推崇的道德強加給了社會，又因為少數派的極端不容忍，最終成了全社會普遍接受的美德。同樣，公民權利也是通過這樣的途徑爭取來的。
社會最終會屈從於某個強硬且絕不妥協的少數派。
所以，道德標準一旦被建立起來，只需要滿足幾個條件就足以在全社會維護整個道德體系：
（1）極小部分人對道德禁止的事情極為厭惡，對道德提倡的事情極為熱衷；
（2）這一小部分約占總人口的3%~4%；
（3）這部分人永不妥協，極為固執；
（4）這部分人平均分佈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國家的各個地區。
在揭示這個規律的同時，我也告訴了你一個壞消息，那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並不熱衷於捍衛道德體系，我們並不會自覺地、自發地和自願地想成為更崇高、更美好、衣著更優雅和口氣更清新的人，真相是我們只想擺脫頑固少數派不停的騷擾，於是不得不按照他們定的規矩行事。
頑固少數派不僅會捍衛道德，有時候他們也會造成災難。
從統計概率看少數派主導現象的穩定性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少數派主導下推行的規則在執行中往往更穩定，不同的人在執行這些規則時的差異非常小，而且能夠使得原本孤立不相關的群體都默契地執行同一條規則。少數派主導下產生的規則都是非黑即白和二元對立的。我們可以用少數派主導規則來預見未來的結果，一個在政治上不寬容的少數派可能會操縱進而毀滅民主制度，直至最終毀滅世界。
科學和市場的偏鋒
市場不是全體參與者的總和，市場價格變動僅僅是由其中最積極的買方和賣方驅動的。是的，就是由他們這些人決定的。
市場像一個巨大的電影院，但出口很窄。
鑒別一個笨蛋最好的辦法，就是觀察他到底是關注電影院的大小還是出口處的大小。只要有人喊一聲“著火了”，恐慌性撤離就會在瞬間演變成擁堵，因為人們都想逃出去而不想被困在裡面。這其實跟恐慌性拋售是一樣的道理。
科學界的輕鬆達人——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他是那個時代一個劍走偏鋒的科學家。他在《你幹嗎在乎別人怎麼想》一書中用詼諧調侃的口吻寫了很多有關科學的奇聞軼事。從他的敘述來看，科學探索其實是一個由少數派主導的過程。科學並不是科學家思想的總和，而是如市場一樣，充滿了固執的偏見，一旦某領域的真相被揭示以後，我們才突然發現我們以前掌握的都是錯的。
一頭獅子就夠了
亞歷山大大帝曾經說過，一頭獅子帶領的一群羊要比一隻羊帶領的一群獅子戰鬥力強得多。亞歷山大（或者那個真正總結了這句諺語的人）理解那些狂熱、偏執、積極和勇敢的少數派的價值。
小部分人固執的勇氣帶來的成就不僅局限于軍事勝利。“永遠不要懷疑一小群有思想的公民會改變世界，實際上，人類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革命，毫無疑問是由偏執的少數派推動的，整個社會的進步，無論是在經濟還是道德層面上，都源於一小部分人的推動。
總結與展望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社會進步並不來自共識、投票、多數派、委員會、雄辯的討論、學術會議、茶和黃瓜三明治。只要有頑固少數派發揮與其數量不相稱的作用就能推動社會進步。我們需要的只是非對稱性，以及全身心投入“風險共擔”的少數人。由於非對稱性在現實世界幾乎普遍存在，因此，我們真正需要的就是固執己見的少數派。
如何合法地控制他人
其實每個機構都希望其成員失去一部分自由，只有這樣才能把人“組織”起來。那麼你用什麼辦法才能把人“組織”起來呢？
第一，以培訓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心理操縱。
第二，把他們擰在一起，讓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風險共擔”，和公司共擔風險；讓他們明白如果不服從組織權威，就會失去某些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你很難控制那些以乞討為生的雲遊僧侶，因為他們輕慢地對待任何物質財富，以至你很難讓他們失去什麼。
在黑手黨的組織體系中，事情就變得簡單了，如果一個小頭目懷疑某馬仔（正式受戒入道的成員）不忠誠，就可以把他“做掉”，讓他在汽車後備廂裡安靜一段時間。然後，大頭目會出席他的葬禮，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其他馬仔更忠誠。
除了修道院和黑手黨以外，其他行業會用更溫和更微妙的手段讓員工參與到“風險共擔”之中。
一種奇特的“奴隸制”
現代化大公司創造出來的奴隸制形式令人非常驚奇。最好的奴隸就是你支付給他超額工資，讓他意識到自己不值這個錢，同時又很害怕失去眼前的這一切。
跨國公司創造了外派人員這一崗位，他們類似于外交人員，在離總部很遠的地方拿著優厚的報酬，過著舒適的生活，並代表公司開展業務。所有的大型企業都有過外派人員，時至今日仍然有些公司保留著該崗位。儘管成本極高，但它卻是一個十分有效的策略。為什麼？因為員工離總部越遠，他在自己的空間內自主性就越大，你就越想讓他成為奴隸，以免他自作主張惹出麻煩來高。你就理解了為什麼在這種外派生活方式下，95%的外派人員會完全服從公司的政策……這正是總部老闆想要的結果——這樣一來，大老闆無論發出怎樣不合理的指令，都會有人堅決執行。
自由從來就不是免費的
阿伊卡寓言裡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後來它也被收錄在伊索寓言裡面:
有一隻狗向它的親戚狼炫耀自己豪華而舒服的生活，這差點兒就讓狼動心加入它的行列了。狼最後做決定之前，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脖子上的項圈是幹什麼用的？”瞭解項圈的功能後，狼感到深深的恐懼：“你盤子裡的食物，我什麼都不要。”狼一邊說一邊逃跑了，直到現在都沒有回心轉意。
你想成為狼還是狗？
享有自由是以承擔風險為代價的，這是“風險共擔”的真諦——自由從來都不是免費的。你做什麼都行，但千萬不要明明是只狗卻宣稱自己是頭狼，那樣你付出的代價更大。
只有你能夠捍衛的東西，它們才真正屬於你
哈裡斯麻雀（Harris’s sparrows）在交配季節會呈現反映戰鬥能力的第二性征：顏色越深的麻雀，說明其戰鬥力越強，贏得雌鳥青睞的機會就越大。科學家做了這樣一個實驗，他們把淺色的雄麻雀的羽毛染深，結果發現這不僅沒有改變淺色雄鳥的地位，反而使得這些染色鳥都被其他雄鳥殺死了，因為其他深色的雄鳥只有幹掉它們，才能贏得和雌鳥的交配機會。不幸的是，這些染色鳥只是羽毛顏色發生了改變，其戰鬥力並沒有相應提升。這意味著它們本來很安全，染色以後卻要一下子面對遠超自己能力的強大敵人。這個項目的研究員泰瑞·伯翰這樣對我說：“你天然會捍衛屬於你的東西，但只有你能夠捍衛的東西，它們才真正屬於你”。
狗和狼的寓言揭示的另一個問題是：虛假的安逸和穩定。狗的生活看起來很安穩，但是它的命運取決於它的主人。很多人願意收養剛出生的小狗，以便培養忠誠的感情，他們不願意收養別人遺棄的狗。因此，你會在許多國家看到被拋棄的成年流浪狗被執行安樂死，而狼則永遠不會落到這個下場。
狗群中的狼
狗群裡面有時候也會有一些狼。
銷售員和公司始終處於一種緊張的關係狀態中，因為公司試圖通過規範化的管理隔離銷售員和客戶，使得公司的業務不再依賴於銷售員的個人魅力，並削弱銷售員離職對公司業績的影響，但通常情況下公司的這種做法都不太成功：客戶就是喜歡和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他們相互建立信任之後才會談業務，如果人們不是面對面地和熱情奔放且充滿活力的銷售員交流，而是在電話裡同彬彬有禮但素昧平生的人通話，他們就很難建立一種信任感，並繼續討論交易業務。
公司裡另一種崗位是交易員，他們只關心一件事：盈利或虧損。公司對這兩種人愛恨交織，因為公司很難駕馭這兩種人，交易員和銷售員只有在不能給公司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變得溫順，願意接受規章制度的管理，但是當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公司已經不需要他們了。
我發現能帶來盈利的交易員對公司文化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因此一定要把他們和其他員工做適當的隔離。這就是你將一個“人”轉化為一個“利潤中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意味著對於他來說，除了盈虧以外，公司的其他規定都可以忽略。
如果你能給公司帶來盈利，那麼，你無論對老闆多麼無禮都可以。他們都會忍氣吞聲，因為他們需要你，他們自己也害怕失業。冒險者在社交方面的行為是不可預測的。自由常與冒險相關，你今天的自由來自你昨天承擔的風險，而這種自由可能把你帶向明天的風險。
損失厭惡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人有或沒有什麼，而是他害怕失去什麼。
你潛在的損失越大，你就越脆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發現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似乎都很害怕輸掉一場辯論。只有在某些情況下，位元高權重才會給你帶來更大的自由，但也可能使你更脆弱。
你可能以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是美國最有權力的人之一，但事實上備受尊敬的大衛·彼得雷烏斯卻比一名卡車司機還要脆弱，他甚至都不能有婚外情。你手握許多人的生殺大權，但你仍是一個奴隸。整個美國的行政體系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設計的。
歷史上，獨裁者不僅自身更加自由，而且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比如某些城邦小國，順位繼承的君主往往會對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和風險，他把自己置身於“風險共擔”之中，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反而促進了當地的發展。而選舉產生的官員則不同，他們的主要職責和興趣只是報紙上的優勢和成就。然而情況在現代發生了變化，獨裁者知道自己的時間有限，他們沉迷於掠奪當地的財富，將資產轉移到瑞士銀行的帳戶，就像沙特王室一樣。
不要指望官僚斯坦
一般來說：
如果某人的崗位去留取決於他的上級對其工作表現做出的定性評估報告，那麼應儘量避免讓他在該機構內做關鍵的決定。
儘管根據崗位職責的設置，雇員整體上來說是可靠的，但是在做決定，尤其是艱難決定的時候，或者需要為決策承擔後果的時候，你是不能指望他們的。他們也無法處理突發的緊急情況，除非是急救行業本身的工作，比如消防員。雇員只有一個非常簡單明確的目標：完成其主管認為必要的工作，或者達到某種可測量（也可操控）的量化指標。
在大學設立終身教職的初衷是捍衛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免除其後顧之憂。不幸的是，目前這一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這一初衷，越來越多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教授，因為順從於這個體制而得到了終身教職的保障，這些人不會為社會公眾捍衛自由，他們只會服從於這個體制。
別人為你承擔風險
社會希望聖人和道德英雄都是獨身者，這樣他們面對道德困境時就不用考慮來自家庭的壓力，不用為供養孩子而從捍衛社會公眾利益的立場上後退妥協。一家之主往往是脆弱的，沒有多少自由和選擇權可言。
一個人在道德困境中無法做出符合道德標準的決定，當你做出決定時，你家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眾的利益不能處於矛盾狀態。為了防止陷入道德困境，完成對社會的責任，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保持獨身。
解決道德困境還有一個辦法：財務獨立。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很難確定某個人是否已經財務獨立了，人們總有動機使自己看上去已經實現了財務獨立，但事實並非如此。
要實現智慧和道德的自由，就不能讓別人替自己承擔“風險”，尤其不能讓家人為自己的事業承擔風險，這就是為什麼自由如此寶貴。
如何讓人體炸彈殺手承擔風險？
若一個人犯罪，他的家人就應該受到懲罰嗎？《聖經·舊約》中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 — — 在《出埃及記》（Exodus）和《民數記》（Numbers）中，上帝說：“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而在《申命記》（Deuteronomy）中則給出了不同的說法：“不可因數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罪。”即使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答案仍然沒有定論。
但是面對恐怖主義者的襲擊，這個問題的答案馬上就變得明確了。規則就是：你若殺害了我的家人，就不能只有你一人承擔懲罰，你的家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這種累及家人的間接問責機制，本來不屬於文明社會的犯罪懲罰機制，但是文明社會原有的司法體系不適合應對恐怖分子。在過往的歷史中，我們很少看到罪犯能夠利用人性化的司法體系來獲得如此巨大的非對稱“收益”，以至他們甚至不惜通過製造死亡來達到目的。
《漢謨拉比法典》其實有這方面的規定，即責任會被跨代繼承。在那一塊被韓國遊客的自拍杆包圍的玄武岩石碑上清楚地寫著：“如果一個建築師建造的房子倒塌並致屋主的兒子死亡，則建造該房屋的建築師的兒子應該被處死。”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個人”在那個年代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是以家庭形式存在的。
我們阻止自殺式襲擊者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他們知道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彈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最壞的結果，更不是最終的結果。他們的家人還有他們所愛的人都會因此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就像德國人還要為祖輩承擔戰爭罪責那樣。
如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有了需要承擔的後果。罰金的數量和執行方式要事先制定合理的方案以便真正起到震懾作用，絕對不能讓他們的家人把這種行為看成一種英雄行為或者光榮的殉道行為。
把對罪犯的懲罰擴大到其他人身上只會讓我感到噁心，但是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自殺式襲擊者的家屬不僅會得到恐怖主義組織提供的獎金，而且會得到崇高的榮譽，我們至少應該阻止這種現象。為此，我們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不會導致道德困境。
活著就要承擔風險
模擬機中的生活: 電影《駭客帝國》裡面的“思想機器”的重點是什麼。實驗步驟很簡單：你坐在一台裝置裡面，技術員把幾根電纜和你的大腦連接起來，然後你就能感受一種獨特的體驗，好像真實地感受了這些事件，但這一切其實都發生在虛擬世界中。似乎只有從不冒險的哲學家會相信這種經驗對人有用。事實上，你從“思想機器”裡面得到的體驗並不是一種經驗，它永遠都不能用於你真實生活中的“風險共擔”。 為什麼？ 原因就是生活是需要付出某種犧牲和承擔某種風險的。只有承擔了風險並做出了犧牲，那才是你的生活。如果你不承擔風險（而且有時候這些風險還是不可逆的，帶來的後果是不能修復的），你就不能真正在實踐中探索和前進。
可能有人會反駁說只要你進入思想機器，你就可以體驗到自己參與了“風險共擔”，經歷了和實際完全相同的痛苦和後果。但前提是你待在機器裡，那台機器對你的生活沒有不可逆轉的傷害，關掉電源以後也不會對你以後的生活產生影響，那裡面沒有單向流逝的時間。夢境之所以不是現實，就是因為當你以為自己從中國的摩天大樓突然墜落而驚醒時，你的生活還在繼續，而不存在吸收壁。
這位特朗普(川普)
有人說特朗普是一個失敗的企業家，這如果是真的，反而支持了這樣一個觀點：你寧願相信一個失敗卻真實的人，因為瑕疵、傷疤和性格缺陷，你確信他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幽靈。傷疤是你曾經親身參與“風險共擔”的信號。 並且：人們會本能地察覺到，曾經奮戰在第一線的人和一直待在後臺工作的人之間的區別。
總之，千言萬語不如兩橫一豎，幹！
否則，你就會像下一章我們將要討論的人一樣，讀書雖多，卻不求於心，以至知識淪為他們炫耀自己的工具。這幾乎已經成了現代世界的通病，那些讀書萬卷、倚馬萬言的人，正在幫助企業做生意上的重大決定。這些人在邁出公司大門接觸第一線實際情況之前，不應該做出任何決策。
聰明的白癡
去哪裡找椰子？這個問題是獨眼聽盲人指揮導致的惡性循環。把這些自稱知識份子的人放到椰子島上去，他們根本找不到椰子。這說明他們現有的智慧還不足以讓他們明白智慧的定義，因而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他們的主要技能就是通過入學考試或撰寫論文，而考試的命題人和論文的讀者又是和他們一樣的人 — — 他們走不出這個半盲和全瞎的圈子。
科學和唯科學主義
不難看出那些學者型的官僚，無論在醫學統計還是在政策制定領域都是錯進錯出的，根本沒有絲毫嚴格的學術精神可言。他們混淆科學與唯科學主義的區別，他們甚至認為唯科學主義比科學更具科學性。
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卡斯·蘇斯坦和理查·塞勒試圖把我們的行為區分為“理性”與“非理性”（非理性就是偏離了預想值或預先設定的模型的行為），然而他們全面誤解了概率論的適用性，又過分依賴於一階模型。他們還傾向於將複雜事物理解為若干變數的線性組合，他們認為我們只要理解了微觀個體，就能掌握大眾和市場的規律，或者只要我們理解了螞蟻，就能理解龐大的蟻穴的構造性。
我得創造一個新詞“白知”（intellectual yet idiot），它特指那些高智商的聰明的白癡。“白知”是現代化的產物，他們從20世紀中期就開始擴散，如今已是遍地開花，我們現在的生活正由這群沒有參加過“風險共擔”的人控制著。在絕大多數國家，政府在整體經濟中的影響（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與一個世紀之前相比，要大5~10倍。“白知”看似無處不在，但其實在絕對數量上仍是一小部分人，他們常見於專門的機構、智庫、媒體以及大學的社會科學系。他們大部分人都有體面的工作，而招聘“白知”的崗位並不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數量少卻影響大。
“白知”總是將那些自己無法理解的行為定義為反常、特例、病態和非理性，卻沒有意識到可能是自己的理解力有限。他們認為人們的行為應該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而他們能夠知道別人最大的利益是什麼，尤其是那些鄉下的農民和發不出清脆母音並支援英國脫歐的底層人士。當平民按照自己認為合理而“白知”卻不能理解的方式做事情的時候，“白知”就會說他們“沒有教養”。我們考慮政治問題時常側重普遍參與性，而“白知”則只有兩個不同的概念，當公眾投票結果符合他們的期望時，他們稱之為“民主”，當投票結果與自己意見相左時，他們稱之為“民粹”。
庸知
我也許應該為“白知”創造一個新詞 — — “庸知”（intellectual yet philistine），它指的是那些聰明、有知識且庸俗的白癡。“白知”的書架上擺著《黑天鵝》精裝首印版，但將“沒有證據表明(absence of evidence)”和“證據表明沒有(evidence of absence)”混為一談。
小結
“白知”時刻掌握著自己的一言一行，很在意它們對自己聲譽所產生的影響。還有一個更明顯的標誌，即他們根本就不參加“風險共擔”，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和責任，甚至在做舉重練習時，都不願意承擔杠鈴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