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 黑天鵝 — 第一部分(極端斯坦與黑天鵝現象)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第一部分 極端斯坦與黑天鵝現象
自我欺騙的人類
沒有人能夠看透歷史。你看到了結果，但卻看不到導致歷史事件發生的幕後原因，而這些原因卻恰恰是推進歷史發展的助推器。你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把握有片面性，是因為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以及整個機制是如何運作的。我所說的歷史事件助推器與事件本身不同，就好像不可能通過神的行為解讀出神的思想一樣。我們很有可能弄錯神的意圖。
對待歷史問題，人類的思想會犯三個毛病，我稱之為三重迷霧(triplet of opacity)。它們是：
1. 假想的理解，也就是在一個超出人們想像之外的複雜（或隨機）的世界，人們都以為自己知道其中正在發生著什麼。
2. 反省的偏差，也就是我們只能在事後評價事物，就像只能從後視鏡裡看東西（歷史在歷史書中比在經驗現實中顯得更加清晰和有條理）。
3. 對事實性資訊價值的高估以及權威和飽學之士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他們進行分門別類的時候，也就是進行“柏拉圖化”的時候。
沒人知道正在發生什麼
第一重迷霧就是我們以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比它實際上更加可理解、可解釋、可預測。幾乎所有關心事態發展的人似乎都確信自己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每一天都發生著完全出乎他們預料的事情，但他們就是認識不到自己沒有預測到這些事。很多發生過的事情本來應該被認為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但在事情發生之後，看上去卻沒那麼不可思議了。這種事後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並使事件看上去可以理解。
歷史不會爬行，只會跳躍
我們的頭腦是一台非常了不起的解釋機器，能夠從幾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夠對各種各樣的現象羅列出各種解釋，並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不可預測的想法。
這種歷史記載的不連續使得歷史學家的工作很不容易：對過去最細緻的研究也不能讓你形成多少歷史的思維，而只會讓你產生瞭解歷史的錯覺。歷史和社會不是緩慢爬行的，而是在一步步地跳躍。它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其間極少有波折。而我們（以及歷史學家）喜歡相信那些我們能夠預測的小的逐步演變。然後突然想到（而且這一想法再也沒有消失），我們只是一台巨大的回頭看的機器，人類總愛自欺欺人。
計程車裡的啟示 — 學習的詛咒
在預測上，聰明和掌握大量資訊的人並不比計程車司機更有優勢，但二者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計程車司機不會認為自己與博學的人懂的一樣多，實際上，他們不是專家，並且他們也知道這一點。沒人知曉一切，但精英思想家們認為他們比別人知道得多，因為他們是精英思想家。只要你是精英中的一員，你就會知道得比非精英多。
分類是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器
分類總會造成複雜性的降低，這是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器，也就是柏拉圖化的表現。我們對周圍世界的任何簡化都可能產生爆炸性後果，因為它不考慮不確定性的來源，它使我們錯誤地理解世界的構成。
公共資訊是無用的，尤其對商人而言，因為價格已經“包含”了全部這類資訊，數百萬人都知道的資訊不會給你任何優勢。但這並不是我在本書中提出不看報紙的所有原因，後面我們會進一步看到避免資訊毒害的好處。這一論點對於不必瞭解商業世界的細枝末節是最好的藉口，它最初只是我的托詞，因為我發現商業世界的細節中沒有任何有趣的東西，它華而不實、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無聊。
好戲在哪裡(Where Is the Show?)
不光是衣著光鮮、精神抖擻的首席執行官才會被這些極端事件愚弄，博學的人也會。這一認知使黑天鵝現象從一個商業中的好運氣或者壞運氣的問題，變為一個知識與科學的問題。我的觀點是，現實生活中有些科學成果不但是無用的（它們低估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響，或者導致我們低估它），而且，它們中的許多或許實際上正在造就黑天鵝現象。
最好（最差）的職業建議
大部分建議（比如“要適度而合理”等）與黑天鵝思想背道而馳，而且經驗本身是無法衡量的，並且從經驗的視角來看，“合理性”與中庸的傳統定義是不一致的。真正的經驗要盡可能真實地反映現實。誠實意味著不懼怕特立獨行，也不懼怕特立獨行的結果。
“報酬具有突破性(scale)”的職業，也就是說，報酬不受時間或者付出勞動數量的限制。
關於職業的建議怎麼會導致對不確定性性質的這種思考呢？有些職業，比如牙醫、諮詢師和按摩師的收入是不可能具有突破性(scale)的：它們受到在既定的時間內服務的病人或客戶的最大數量的限制。如果你開一家美味的餐廳，你最多只能逐步擴大生意規模（除非連鎖經營）。在這些職業中，不論報酬多高，你的收入總是受到限制的。你的收入取決於你持續的努力，而不是你的決策品質。而且，這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預測的：它會有變化，但不可能達到一天的收入超過餘生收入的程度。也就是說，它不會受到黑天鵝現象的驅使。
還有一些職業，如果你幹得好的話，能讓你的產出（以及收入）十倍、百倍地增長，同時幾乎或者完全不需要額外的努力。於是我立即（但錯誤地）得出一個結論 — — 我把腦力勞動者，也就是以某種交易或工作的形式出售某種智力產品的人，與出售體力勞動的體力勞動者區分開來。
一位作家吸引一名讀者與吸引數億讀者需要花費的努力是一樣的。《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不必在每次有人想讀這本書的時候都寫一遍。但麵包師做不到 — — 他必須為每一位元新客戶 — — 烤出麵包。它把那些不必多勞動就能十倍、百倍增加收入的職業，與那些需要增加勞動和時間（兩者都是有限的）的職業（也就是局限性職業）區分開來。
突破性的降臨(The Advent of Scalability)
想一下19世紀末，錄音技術發明之前歌劇演員吉阿克莫（Giaccomo）的命運。比如他在義大利中部某個偏遠的小鎮演出，因此免於與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和其他大歌劇院的那些大牌們競爭。
整塊蛋糕是不均勻分配的，但只是非常有限的不均，就像你的卡路里消耗量一樣。蛋糕被分為許多塊，每個人都會分一塊。大牌演員有更多觀眾，能比小演員獲得更多邀請，然而這不值得太過擔心。不平均是存在的，但我們稱之為溫和的不平均。此時收入還不具有可伸縮性，他們不可能在不唱第二次的情況下獲得兩倍的現場觀眾。
現在考慮一下錄音技術的影響，這是一項帶來大量不公平的發明。複製和重複播放的能力使我能夠在我的筆記型電腦上數小時播放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現在已經去世了）演奏的拉赫瑪尼諾夫的《前奏曲》，而不是去聽移民到本地、淪落到以極低的報酬教基本上沒有天分的小孩彈鋼琴的某位俄羅斯音樂家（仍然在世）的演奏。
而今天，少數人奪走了幾乎一切，剩下的人幾乎什麼也得不到。
同樣，電影的出現取代了本地劇院演員的演出，讓那些小演員失業，但其中有一個差別。一些具有技術含量的職業，比如鋼琴家或腦外科醫生，很容易獲得公認，主觀評價起的作用很少。而當某個被認為比別人優秀一點的人拿走整塊蛋糕時，不公平便產生了。
在藝術領域，比如電影，情況則糟糕得多。我們通常只是在人們取得成功後才稱他們為“天才”。
電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傳染”。這種“傳染”不僅影響電影，似乎還對相當多的文化產品都有影響。人們喜歡藝術作品，不僅僅是因為藝術品本身，還為了使自己感到屬於某個群體。通過模仿，人們彼此靠近了，也就是說，靠近了其他模仿者，這能使人們遠離孤獨。
突破性與全球化(SCALABILITY AND GLOBALIZATION)
每當你聽一個猥瑣（而沮喪）的歐洲中等知識份子向你描述他眼中典型的美國人時，他總會使用“沒教養”、“沒知識”和“不懂數學”這樣的詞語，因為和其他人群不同，美國人不擅長解方程式以及這名中等知識份子稱為“高等文化”的東西，如對歌德富有靈感（和重大意義）的義大利之旅的瞭解，或者對代夫特畫派的熟悉。
但發表這種言論的人很可能對iPod著迷，穿牛仔褲，用微軟的Word軟體在個人電腦上記錄自己的“文化”言論，其間不時地使用Google進行搜索。事情就是這樣，美國人比這些經常去博物館而且會解方程式的國家的人們具有大得多的創造力，他們對自下而上的改良和無序的反復嘗試也更為包容。全球化使美國專門從事創造性活動，產出新的理念、思想及具有突破性的產品，並且通過輸出工作機會的方式，逐漸把不那麼具有突破性的部分分離出去，讓那些喜歡按小時取酬的人去做。
美國經濟極大地依賴思維創造，所以美國人即便失去製造業，其生活品質仍能不斷提高。顯然，思維創造獲得大部分報酬的世界經濟框架的缺陷，就是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並提高了機會和運氣的重要性。
平均斯坦(Travels Inside Mediocristan)
平均斯坦的最高法則：當你的樣本量足夠大時，任何個例都不會對整體產生重大影響。最大的觀察值雖然令人吃驚，但對整體而言最終微不足道。
看看我們每年攝入多少卡路里 — — 人類應該接近80萬卡路里。任何一天的卡路里攝入量，即使是在重大節日的攝入量，也不會占這一攝入量的多大部分。即使你試圖靠吃來自殺，那一天攝入的卡路里也不會對你的年攝入量產生重大影響。
奇異的極端斯坦(The Strange Country of Extremistan)
現在考慮一下體育館裡那1 000人的淨資產。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加入他們中間，比如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假設他的淨資產接近800億美元，而其餘人大約幾百萬美元。他的淨資產占總資產的多少？99.9%？實際上，所有其他人的淨資產只不過是他淨資產數字的零頭而已，或者僅僅是他淨資產在過去一秒內的變化值。
在極端斯坦，不平均指個體能夠對整體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因此，雖然體重、身高和卡路里攝入量來自平均斯坦，但財富不是。幾乎所有社會問題都來自極端斯坦。換句話說，社會變數是資訊化的，不是物理的，你無法接觸它們。銀行帳戶裡的錢是重要的東西，但顯然不是物理的。同樣，它可以是任何數值，而不需要消耗能量。它只是一個數字！
請注意，在現代技術發展以前，戰爭曾經屬於平均斯坦。如果你一次只能殺一個人，那麼殺死許多人是很難的。但今天，有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只需要一個按鈕，一個瘋子，或者一個小錯誤，就能夠殺光地球上所有人。
看看黑天鵝事件的影響。極端斯坦能夠製造並且已經製造了黑天鵝現象，因為少數事件已經對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是本書的主要觀點。
如果你處理的是極端斯坦的資料，從任何樣本求得平均值都是令人困擾的，因為它受某一單個觀察值的影響如此之大。這就是困難所在。在極端斯坦，個體能夠輕易地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影響整體。在這個世界裡，你總是會對你從資料中獲得的知識表示懷疑。
溫和與狂野
按照我的突破性與非突破性的思路，就能夠清楚地看到平均斯坦與極端斯坦之間的區別。
屬於平均斯坦的問題舉例：高度、重量、卡路里攝入量、麵包師、小餐館老闆和牙醫的收入、賭博收入（假設在特殊的情況下，某人去賭場只賭固定的籌碼）、車禍、死亡率、智商（測出來的）。
屬於極端斯坦的問題舉例：財富、收入、單個作者圖書銷量、名人知名度、Google搜索量、城市人口、詞彙表中某個單詞的使用量、每種語言的使用人數、地震造成的損失、戰爭死亡人數、恐怖事件死亡人數、行星大小、公司規模、股票持有量、物種之間的高度差異（比如大象和老鼠）、金融市場（但你的投資經理是不知道這一點的）、商品價格、通貨膨脹率、經濟資料。極端斯坦的清單比平均斯坦的長得多。
意外事件的統治
關於平均斯坦與極端斯坦之間的差別還有另一種說法：在平均斯坦，我們受到集體事件、常規事件、已知事件和已預測到的事件的統治；在極端斯坦，我們受到單個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預測到的事件的統治。
表3–1總結了兩個國度的差別
“灰”天鵝
它們是黑天鵝的近親，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用科學方法理解的，瞭解它們的發生頻率會降低你的驚奇感：這些事件很少見，卻在預測範圍內。我們把它們稱為“灰”天鵝曼德爾布羅特隨機現象(“gray” swans Mandelbrotian randomness)。曼德爾布羅特（Mandelbrot）是分形幾何創始人。分形幾何引入分數維度，用來研究“不連續”但“自相似”的現象，也被應用於資本市場)
1 001天 — — 如何避免成為失敗者
某件事情1 000天的歷史不會告訴你第1 001天的任何資訊。
我們如何在邏輯上從特定的個例走向概括性的結論？我們是如何知道我們已經知道的？我們是如何知道我們通過已知事物與事件便足以使我們推斷出它們的其他特性的？從觀察中獲得的任何知識中都有陷阱。
1 001天火雞的悲鳴故事
想像一隻每天有人餵食的火雞。每次餵食都使它更加相信生命的一般法則就是每天得到“為它的最大利益著想”（政客們都這麼說）的友善人類的餵食。感恩節前的星期三下午，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將發生在它身上，從而導致一次信念的轉變。
如何從過去的知識中知道未來，或更為概括地說，如何從（有限的）已知推測（無限的）未知。火雞問題可以推廣到所有“喂你的那只手也可能是擰斷你脖子的那只手”的情況。
某種東西在過去一直起作用，直到它出乎意料地不再起作用。而我們從過去獲得的知識實際上頂多是無關痛癢或虛假的知識，甚至是危險的誤導。
我們擔心得太晚了，而且是在事後。錯誤地把對過去的一次天真觀察當成某種確定的東西或者代表未來的東西，是我們無法把握黑天鵝現象的唯一原因。
黑天鵝現象與知識有關
從火雞的角度，第1 001天沒有餵食是黑天鵝事件，從屠宰者的角度卻不是，因為這不是意料之外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黑天鵝現象是笨人的問題。換句話說，它與你的預期有關。
看待事物應該以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時間尺度衡量：地震持續幾分鐘，“9·11”恐怖襲擊事件持續了幾小時，而歷史變化和技術發展是可能持續數十年的黑天鵝現象。總之，正面的黑天鵝事件需要時間來顯現它們的影響，而負面的黑天鵝事件發生得非常迅速 — — 毀滅比締造要容易和迅速得多。
懷疑主義，宗教的朋友
皮埃爾–丹尼爾·休特（Pierre-Daniel Huet）1690年撰寫了《人類思維缺陷的哲學論述》（Philosophical Treatise on the Weaknesses of the Human Mind）一書，這是一本對教條進行猛烈抨擊、對人類思維提出質疑的了不起的書。休特提出了反對因果關係論的有力論據，比如他指出，任何事件都可能有無數種可能的原因。
我不想成為火雞
我在對日常生活有影響的事情上保持懷疑主義。從某個角度講，我所關心的只是在做決策的時候不要成為一隻火雞。
許多人在過去20年裡問我：“塔勒布，鑒於你的極端風險意識，你怎麼過馬路呢？”有人更傻地說：“你在叫我們不要冒任何風險。”我當然不是在鼓吹風險恐懼症（你會看到我更喜歡激進地冒險），我要在這本書裡告訴你的是如何避免閉著眼睛過馬路。
我們不是生活在平均斯坦裡
你可以看到，假設我們生活在平均斯坦是非常容易的。為什麼？因為這可以讓你不考慮黑天鵝事件發生的意外！如果你生活在平均斯坦，黑天鵝問題要麼不存在，要麼只有極小的影響力！
這只是願望而已！我們不是生活在平均斯坦，所以黑天鵝現象要求人們換一種思考方式。我們不能把問題藏起來，就只能更深入地挖掘。這並不是終極困難，我們甚至還能從中受益。
現在，從我們對黑天鵝事件的無知中又產生了其他問題：
1. 我們只關注從已觀察到的事物中預先挑選出來的那部分，從它推及未觀察到的部分：證實謬誤。
2. 我們用那些符合我們對明顯模式的偏好的故事欺騙自己：敘述謬誤。
3. 我們假裝黑天鵝現象不存在：人類的本性不習慣黑天鵝現象。
4. 我們所看到的並不一定是全部。歷史把黑天鵝現象隱藏起來，使我們對這些事件發生的概率產生錯誤的觀念：沉默的證據造成的認知扭曲。
5. 我們“犯過濾性錯誤”：我們只關注一些有明確定義的不確定性現象，一些特定的黑天鵝現象（而不關注那些不太容易想到的）。
不能只靠過去的經驗來判斷
我們的環境比我們意識到的更為複雜。為什麼？現代世界是極端斯坦，被不經常發生及很少發生的事件所左右。它會在無數白天鵝之後拋出一隻黑天鵝。
雖然證明行為在我們的習慣和傳統智慧中根深蒂固，但它是一種危險的錯誤。
某個人觀察了火雞前1 000天的生活（但沒有看到第1 001天令人震驚的事件），他會理所當然地對你說，(1) 沒有證據表明會發生大事，即黑天鵝事件。但是，你會把這一說法理解為(2) 證據表明黑天鵝事件不會發生，尤其在你不仔細考慮的時候。
這兩種說法之間的邏輯差距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但這種差距在你的思維中看上去卻很小，所以二者可以相互替代。我把這種混淆稱為回路錯誤（round-trip fallacy），因為兩種說法是不可互換的。把這兩種說法相混淆犯了一個很小很小（但至關重要）的邏輯錯誤，然而我們對微小的邏輯錯誤是沒有免疫力的。
領域特殊性(domain specificity)
領域特殊性的意思是，我們的行為反應、思維模式和直覺取決於事物的背景，進化心理學家稱之為事物或事件的“領域”。
我們對一則資訊的反應不是根據它的邏輯特性，而是根據它的環境，以及它在我們的社會情緒系統中的位置。在教室中以某種角度理解的邏輯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受到不同的對待。
1971年，心理學家丹尼·卡尼曼（Danny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不斷向統計學教授提出不像統計學問題的統計學問題。其中有一個類似下面的問:
假設你生活的城市有兩家醫院，一家大，一家小。某一天，其中一家醫院出生的嬰兒中60%是男孩。這有可能是哪家醫院？許多統計學家的回答都犯了選擇大醫院的錯誤，而實際上，統計學的基礎是大樣本更為穩定，對長期平均值（在這個例子裡是每種性別各50%的比例）的偏離比小樣本更小。
醫學上有一個首字母縮寫詞語NED（No Evidence of Disease），意思是沒有證據表明存在疾病，但並不存在一個END縮寫（Evidence of No Disease），即證明沒有疾病的證據。即使是那些發表研究論文的醫生，也有許多犯了回路錯誤。
證據
由於一種我稱為無知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天生習慣於尋找能夠證明我們的理論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的例子，這些例子總是很容易找到。
我可以為任何事情找到證據，正如富有經驗的倫敦計程車司機能夠找到擁堵的地方以增加車費一樣。
我們可以通過負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證據接近真相！
與傳統智慧相反，我們的知識並不能通過一系列證實性的觀察結果得到增加，就像火雞的例子一樣。但對一些事情我持懷疑態度，對另一些事情我卻可以確定。這使得觀察結果具有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具有很強的實際性。它告訴我們不必成為徹底的懷疑主義者，只需要成為半懷疑主義者。實際生活的微妙之處在於，在決策時，你只需要對事情的一個方面感興趣：如果你需要確定病人是否有癌症，而不是他是否健康，你可以滿足於否定性推理，因為它能夠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確定資訊。
確實，1 000天並不能證明你是正確的，但1天就能證明你是錯誤的。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証偽的方法
波普爾針對這種不對稱性提出了一項重大理論，其基礎是一種叫做“證偽”的方法（證明某事為錯誤），旨在區分科學與偽科學。這種關於知識不對稱性的思想非常受實踐者的喜愛，因為他們對它的感受很明顯，它就體現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中。波普爾更為強大和更具創新意義的思想是“開放”社會，它以懷疑主義為基礎，拒絕和抵制確定真理。他指責柏拉圖切斷了我們的思維，但波普爾最大的思想是關於世界根源的、無可挽回的、嚴格的不可預測性。當然，“證偽”，也就是確定地指出某事是錯的沒那麼容易。測試方法的缺陷可能導致錯誤的“錯誤”結論。
但事實仍然是，你知道某事是錯的比你知道某事是正確的有更大的信心。並非所有資訊都有同等的重要性。
有見識的科學家已經研究了我們尋找證據的天生習慣，他們把這種易於犯證明錯誤的傾向稱為“證實偏差”(confirmation bias)。你可以直接檢驗某個規律，著眼於該規律奏效的事例，也可以間接證明，著眼於它不奏效的地方。
投機家喬治·索羅斯在進行金融賭博時，會不斷尋找證明他最初看法錯誤的事例。這大概才是真正的自信：冷眼看世界而不需要找理由滿足自我膨脹的欲望。
實際上，我們的環境比我們（以及我們的本能）意識到的更為複雜。為什麼？現代世界是極端斯坦，被不經常發生及很少發生的事件左右。它會在無數白天鵝之後拋出一隻黑天鵝，因此我們要在比我們所習慣的更長的時間裡暫不下結論。
敘述謬誤(narrative fallacy)
我們習慣于在一個黑天鵝現象發生之後，立即忘記所有黑天鵝現象的存在，因為它們太抽象了；相反，我們只注意到容易進入我們思維的精確而生動的具體事件。
我們喜歡故事，喜歡總結，喜歡簡化（也就是減少事情的影響因素）。我們在本書的這一部分首先要討論的人類本性問題（即如上所述的問題），我稱之為“敘述謬誤”。（實際上是一種欺騙，但為了禮貌起見，我稱之為謬誤。）之所以出現這種謬誤，是因為我們習慣於過度解釋，偏好簡潔的故事，而不是原始真相。它嚴重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思維反應，在稀有事件上尤為嚴重。
敘述謬誤指的是我們無法在不編造理由或者強加一種邏輯關係的情況下觀察一系列事實。對事實的解釋會與事實混在一起，使事實變得更容易被記住，更符合道理。這種傾向的壞處在於它使我們以為對事物有了更好的理解。
敘述問題是一個更為一般化的資訊問題。敘述行為來自一種根深蒂固的簡化事物複雜性的生物需要，機器人也會有同樣的簡化過程。資訊需要簡化。
為了幫助讀者找到問題所在，在討論歸納問題時，我們研究了從已知資訊中推測出的未觀察到的事物，即在我們的資訊集以外的事物。現在，我們討論已觀察到的事物，即在我們的資訊集以內的事物，並探討資訊處理過程中的扭曲。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方面可說，選取的角度是我們反映世界時的敘述簡化問題，以及它對我們對於黑天鵝現象和極端不確定性的理解的影響。
我們的敘述謬誤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而且它不是心理學上的。它與資訊在系統中的存儲和提取的順序有關，鑒於我對概率和資訊理論核心問題的考慮，它很值得在這裡探討。
(1) 第一個問題是資訊的獲得是有代價的。
(2) 第二個問題是資訊的儲存也是有代價的，就像紐約的房地產一樣。文字或符號表述得越有條理，越不具隨機性，越符合一定模式，這種表述就越容易在大腦中儲存或者寫在一本書裡，好讓你的後人在某一天讀到。
(3) 第三個問題是資訊的處理和提取是有代價的。
由於找到了模式，找到一系列事物的邏輯，你再也不需要記住所有事情。根據這一邏輯，偉大的概率論大師安德列·尼古拉耶維奇·柯爾莫哥洛夫（Andrey Nikolayevich Kolmogorov）定義了隨機性的程度，它被稱為“柯爾莫哥洛夫複雜性”。資訊越具有隨機性，事物就越複雜，因而越難以概括。你越概括，讓事物越有條理，隨機性就越低。因此，正是我們的簡化行為使我們以為世界的隨機性比實際上小。而黑天鵝現象是我們不去簡化的事物。
我們習慣把知識當做一種療法。
藝術與科學都是我們簡化使之具有條理的產物。想一想你周圍的世界，它承載著上萬億的細節。試著描述它，你會發現自己正試圖把某種條理注入所描述的事物中。小說、故事、神話、傳說都有同樣的功能，它們使我們遠離世界的複雜和變化無常。神話在無秩序的人類認知和人類認識到的“混亂經驗”中植入了秩序。實際上，許多嚴重的心理失常都伴隨著對環境失控的感覺，即無法為環境找到合理的原因。
對尚未完全過去的事情的記憶
我們試圖強制性地理解事物的習慣 — — 敘述和尋找因果關係是同一種疾病的徵候 — — 謀求降低複雜性。
敘述可能對過去事件的記憶造成如下不利影響：我們會更容易記住那些符合某種敘述的過去事實，而忽略那些看上去在該敘述中不扮演因果關係角色的部分。
不去記住事件的真正順序，卻對事件順序重新整合，這便使歷史事後看上去比實際上更可解釋 — — 現在也是如此。
記憶更多是一台自動進行動態更新的機器：你記住的是你最後一次回憶的事件，並且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每次重新回憶就會改寫一次故事。我們不斷根據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覺得有道理的邏輯重新敘述過去的事件
瘋子的敘述
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有太多方式解釋過去的事件。
為什麼一個人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還能夠有一套聽起來完美而合理、與觀察結果相符並符合全部邏輯的觀點？兩個人對於完全相同的資料可能有完全不相容的觀點。這是否意味著存在眾多解釋，每種解釋都同樣完美？當然不是。人們或許有100萬種解釋，但真正的解釋只有一個，不論我們是否能找到它。
敘述謬誤及其療法
如果敘述謬誤導致我們認為過去的事件更具可預測性、更易被預期、比實際更不具有隨機性，那麼我們應該能夠運用它治療隨機性帶來的某些痛苦。
你如何擺脫這種持續的痛苦呢？不要試圖刻意不去想它 — — 這幾乎一定會帶來反作用。更合適的解決辦法是更多地看到事件不可避免的部分。嗨，事情一定會發生的，老放不下是無濟於事的。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運用敘述。病人每天花15分鐘寫下白天的煩惱真的會感覺好得多。你對於沒能避免一些事情的自責會減少，責任減輕，因為事情看上去不可避免。
無限精確的錯誤
我們極為討厭抽象的東西。在敘述和尋找原因之外，記者和大眾中的智者絲毫沒有讓世界變得更簡單。相反，他們幾乎總是使它看上去比實際更複雜。
黑天鵝盲(Black Swan Blindness)
關於對黑天鵝現象的認識矛盾，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大腦過度擔心某些黑天鵝現象，而本書的主題卻是我們通常忽視黑天鵝現象？
答案是有兩種稀有事件：
(1) 敘述中的黑天鵝現象，即那些現在被人們談到並且很可能從電視上聽到的黑天鵝現象；
(2) 無人提及的黑天鵝現象，因為它們不符合任何模式，在公共場合談論它們會讓你覺得羞愧，因為它們看上去不合理。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第一種黑天鵝現象的發生概率被高估，第二種被嚴重低估，這是完全符合人的心理的。
實際上，彩票購買者高估了贏錢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想像了一個可觀的報酬。他們對概率是如此無知，以至於他們對待千分之一與百萬分之一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樣。
我們從重複中學習，但忽略了從未發生過的事件。不可重複的事件在發生之前是被忽視的，在發生之後則被過度估計（只是一時）。某個黑天鵝事件（比如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人們會預期它將會再發生，而實際上再發生的概率已經降低了。我們喜歡考慮具體和已知的黑天鵝現象，但實際上隨機性的本質在於其抽象性。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看對抽象事物缺乏理解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情感的力量(The Pull of the Sensational)
實際上，抽象的統計資訊對我們的影響還不如奇聞逸事，不論提供資訊的人是怎樣的資深人士。我來舉幾個例子
恐怖主義使人死亡，而最大的殺手仍然是環境，環境每年造成近1 300萬人死亡。但恐怖主義引起人們的憤怒，這使我們高估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當發生恐怖襲擊時，人們的這種傾向更為強烈。我們對於人為的毀滅比自然的毀滅更感到痛苦。
捷徑(THE SHORTCUTS)
丹尼·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研究者把我們的推理行為（大致）分為兩種思維模式，分別稱為“系統1”和“系統2”，或者“經驗模式”和“認知模式”。二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系統1，經驗模式，是不費力的、自動的、快速的、模糊的（我們不知道我們在使用它）、平行的、易出錯的。它就是所謂的“直覺”，以很快的速度發揮著強大的作用。系統1是高度情緒化的，因為它反應迅速。它製造捷徑，人們稱之為“啟發學”，它使我們能夠快速有效地採取行動。這些捷徑是有效的，因為它們快，但有時它們會導致我們犯嚴重的錯誤。這一主要觀點產生了一個完整的研究學派，叫做啟發和偏差法（heuristics and biases approach，啟發對應對捷徑的研究，偏差則代表錯誤）。
系統2，認知模式，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思考。你經常在教室裡使用它，因為它是費力的、有條理的、緩慢的、有邏輯的、連續的、漸進的、有自我意識的（你可以覺察推理的推進）。它犯的錯誤比經驗模式少，因為你知道結果是如何得來的，你能夠返回你的思考步驟，對它們進行適應性修正。我們的大部分推理錯誤來自當我們以為自己在使用系統2，而實際上卻在使用系統1時。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反應是不經過思考和反省的，而系統1的主要特點就是我們對它的使用是無意識的！
回憶一下回路錯誤，我們習慣於把“無法證明有黑天鵝”與“證明沒有黑天鵝”混淆起來。這表明系統1在工作。你必須努力（使用系統2）才能克服第一反應。
如何避免敘述謬誤
我們還習慣于在一個黑天鵝現象發生之後立即忘記所有黑天鵝現象的存在，因為它們太抽象了，相反，我們只注意到容易進入我們思維的精確而生動的具體事件。我們確實擔心黑天鵝現象，但弄錯了擔心的物件。
在平均斯坦，敘述是有用的，對過去的調查是有意義的。但在極端斯坦，事情是不會重複發生的，你必須對不易捉摸的過去保持懷疑，避免進行簡單和直白的敘述。
避免敘述謬誤的辦法就是強調實驗而非講故事，強調體驗而非歷史，強調客觀知識而非理論。
最後，我們還可能利用敘述，但要用於好的方面。只有鑽石能夠切割鑽石。我們可以在一個傳遞正確資訊的故事上運用我們的說服能力，那些講故事的人似乎正是這麼做的。
目前我們已經討論了忽視黑天鵝現象的兩種內在機制：(1) 證實謬誤和(2) 敘述謬誤。接下來的章節將討論外在機制：我們(1) 接收和解釋事件資訊的方式存在的缺陷，以及我們(2) 對資訊作出反應的方式存在的缺陷。
情感發揮作用的地方
在原始環境下，情感會起作用。這一點也適用於知識。當我們試圖收集關於周圍世界的資訊時，我們傾向於受生物性的指引，我們的注意力很容易流向情感部分，而不是那些影響力不如情感的部分。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指引系統在我們生活環境的演化過程中出了差錯，在現在的世界裡，重要的東西往往乏味而無情。而且，我們以為，如果兩個變數是具有因果關係的，那麼對一個變數的穩定投入總會對另一個變數的產出產生影響。我們的情感功能是為線性因果關係設計的。
研究者對滿足的狀態進行了一定的研究，神經學向我們揭示了我們面對即刻回報與推遲回報時的鬥爭。你希望在今天做一次按摩，還是在下周做兩次？答案是我們思維的邏輯部分，那個“更高級”的、讓我們區別於動物的部分，能夠讓我們克服希望立即享受的動物本能。因此不管怎樣，我們比動物稍稍好一點，但可能只是好一點而已，而且並不總是如此。
非線性情形
非線性關係則是不斷變化的，或許對其最好的描述就是它們是無法用公允的方式描述的。線性進展是柏拉圖化的觀點，並非常規現實。
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我們喜歡情感和極為顯而易見的東西，這影響了我們評價英雄的方式。我們的意識中幾乎沒有空間留給那些沒有可見成就的英雄，也就是那些關心過程而非結果的英雄。
痛苦在於看到你旁邊的人，你鄙視他，他卻奔赴斯德哥爾摩領他的諾貝爾獎。
你會發現風險投資人比創業家賺錢，出版商比作者賺錢，藝術經紀人比藝術家賺錢，科學比科學家成功（大約50%的科學和學術論文或許花費了科學家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努力，卻從來沒有被人真正讀過）。參與這種賭博的人獲得了另一種非物質報酬：希望。
人性、幸福和大筆報酬
大量一般的好消息比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
實際上，你的幸福感更多取決於正面情緒出現的次數，心理學家稱之為“積極影響”，而不是某次正面情緒的強度。也就是說，好消息首先是好消息，究竟有多好並不重要。因此，要過快樂的生活，你應該盡可能平均分配這些小的“積極影響”。大量一般的好消息比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
從一種狹義的算術角度（我稱之為“幸福微積分”）努力獲得一次超級成功是沒什麼好處的。造物主讓我們從一系列穩定的、小而頻繁的獎勵中獲得快樂。我說過，獎勵不需要很大，只要頻繁就行，這裡獲得一點獎勵，那裡獲得一點獎勵。想一想，幾千年來我們的滿足感主要來自于食物和水（以及某種更為私密的東西），而且，雖然我們總是需要它們，但我們很快就感到滿足。
我們的不幸感則符合相反的情形。在一個短暫的時期裡經歷全部痛苦勝過在很長的時間裡分散這些痛苦。
永不消失的運氣 — — 沉默的證據(the problem of silent evidence)
進化是一系列僥倖的成功，有好的，但許多是不好的。你只看到了好的，然而在短期內，哪些真正對你好的並不明顯，當你處在會產生黑天鵝現象的極端斯坦環境下時尤其如此。
我們理解事件的方式中還存在另一個缺陷 — — 沉默的證據。歷史既向我們隱藏了黑天鵝現象，又隱藏了它製造黑天鵝現象的能力。
淹死的拜神者的故事
2 000多年前，羅馬雄辯家、文學作家、思想家、禁欲主義者、陰謀政治家及高貴紳士西塞羅(Cicero)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有人把一幅畫給一個無神論者看，畫上畫著一群正在祈禱的拜神者，他們在隨後的沉船事故中倖存了下來。其寓意在於說明祈禱能保護人們不被淹死。無神論者問：“那些祈禱後被淹死的人的畫像在哪兒？”
淹死的拜神者已經死了，所以很難從海底爬出來到處宣傳他們的經歷。這能夠欺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相信奇跡。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沉默的證據問題。
沉默的證據遍及與歷史概念有關的一切。我說的歷史不僅僅是關於歷史的、資料豐富而無聊的書（封面印著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以吸引購買者）。歷史是具有事後影響的全部事件。
這種偏差延伸到人們對思想勝利的解釋，對許多職業所需技能的錯誤認識，人們在藝術領域的成功，先天與後天培養的爭論，法庭使用證據的錯誤，以及對歷史“邏輯”的錯誤認識，當然，最嚴重的是我們對極端事件性質的理解。
我把這種扭曲稱為偏差(bias)，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事物與真正存在的事物之間的差異。“偏差”是指一種系統性錯誤，它導致人們總是對事件的影響作出更為積極或者更為消極的判斷，就像一台總是顯示你比實際重幾磅或輕幾磅的秤，或者一部讓你的腰圍增大的攝像機。
淹死的拜神者不會寫下關於他們經歷的歷史（要想寫歷史，還是活著更容易一點），歷史上的失敗者也是如此 — — 不論人物還是思想。令人吃驚的是，最需要理解沉默的證據的歷史學家和其他文科學者沒有誰真正做到了這一點。至於記者，算了吧，他們正是大量扭曲事實的人。
沉默的證據掩藏了事件的隨機性，尤其是黑天鵝類型事件的隨機性。
我之前提過，要想理解成功並分析其原因，我們需要瞭解失敗的特點。
現在來討論失敗者。躺在失敗者墳墓裡的人有如下共同點：勇氣、冒險精神、樂觀等等，同那些百萬富翁一樣。或許具體的技能不同，但真正使兩者不同的最主要因素只有一個：運氣，只是運氣。
邪惡的偏差(Vicious Bias)
這種偏差有一種邪惡的特點：在它造成的影響最大時，它隱藏得最好。所以風險越高，人們越看不到它們，因為嚴重受害的樣本很可能已從證據中剔除了。
更多的隱性應用
我們所找到的化石只是全部出現過又消失了的物種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生物多樣性比我們最初驗證的範圍更廣。這導致的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結果是，物種滅絕率可能比我們認為的大得多 — — 一部分科學家一直認為，在地球上出現過的99.5%的物種現在已經滅絕。生命比現實所允許的脆弱得多。
犯罪是否有好處？報紙報導的是那些被抓住的罪犯。《紐約時報》上沒有專欄記錄那些犯了罪但沒被抓住的人的故事，比如逃稅、政府受賄、團夥賣淫、毒殺有錢夫婦（用某種無名的不會被檢測出來的物質）和販毒。
賭徒相信初學者幾乎總是有運氣。“後來運氣慢慢變差，但剛開始賭的時候總是走運的。”這一說法從經驗的角度看實際上是對的：研究者證實賭徒確實在一開始有賭運（股市投機者也一樣）。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都應該利用運氣對初學者的眷顧當一段時間的賭徒，然後洗手不幹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樣還是錯覺：剛開始賭博的人要麼走運，要麼不走運（鑒於賭場處於優勢地位，更多的人會不走運）。走運的那些，感到自己受到命運的垂青，會繼續賭博；餘下的感到失望，會停止賭博，因此不會出現在樣本中。失敗者可能會去看鳥、塗鴉、當海盜，或從事其他的消遣活動，這視他們的脾性而定。繼續賭博的人會記得自己曾經是走運的初學者。放棄賭博的人，從定義上講，將不再屬於賭徒行列。這就解釋了初學者的運氣。
你看到的和你沒有看到的
我們能看到顯而易見的結果，而看不到不可見的和不那麼明顯的結果。但那些我們沒有看到的結果可能通常是更有意義。
在題為“我們看到的和我們沒有看到的”的文章當中，巴斯夏提出如下觀點：我們能看到政府做了什麼，因此歌頌他們，但我們沒有看到別的。然而確實有別的東西存在，只是它們沒那麼明顯，因此沒有被看到。
回想一下證實偏差：政府非常擅長告訴你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沒做什麼。實際上，他們可以被貼上偽“慈善”的標籤，也就是以一種明顯而煽情的方式説明別人，而不考慮那些不被人們看到的隱藏結果
下一次面對這種狡猾的人道主義時，想一想它所造成的沉默結果。
大心理學家丹尼·卡尼曼已經向我們證明，我們冒險通常不是出於自信，而是出於無知和對不確定性的無視！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有兩個觀點。
(1) 首先，基於“運氣讓我們倖存下來”的理由而把過度樂觀主義合理化的錯誤來自人性的一個更為嚴重的錯誤：認為我們天生能夠理解自然和人性，我們的決策是並且一直是選擇的結果。我強烈反對這種說法，其實我們受到了太多直覺的驅使。
(2) 其次，比第一點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們一直鼓吹和誇大進化選擇。人們越不瞭解黑天鵝現象產生的隨機性，就越相信進化的最優選擇。進化理論不考慮沉默的證據。進化是一系列僥倖的成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只看到了好的。但在短期內，哪些真正對你是好的並不明顯，當你處在會產生黑天鵝現象的極端斯坦環境下時尤其如此。
就像看見錢包鼓鼓的賭徒走出賭場，聲稱嘗嘗賭博的滋味對物種是有好處的，因為它能夠使你變富！實際上，冒險讓許多物種走向滅絕！
我是黑天鵝：人類學偏差
人類學宇宙論觀點是有好處的，因為它指出了我們對歷史穩定性誤解的嚴重性。我的存在是低概率事件的重大結果，而我經常忘記這一點。
注意，“歷史”只是一系列時間上的數字。數位可以代表財富、健康、重量 — — 任何事。
我再次強調，我們是尋找原因的動物，習慣於認為一切事情都有確定的原因，並且把最明顯的那一個當做最終解釋。但實際上可能並沒有可見的原因，相反，很多情況下什麼也沒有，甚至沒有任何可供選擇的原因。沉默的證據掩蓋了這一事實。每當涉及我們的倖存時，原因就被嚴重削弱了。倖存的條件消滅了所有可能的解釋。亞里斯多德的“因為”不是為了把兩件事聯繫起來，而是為了滿足我們習慣尋找原因的潛藏弱點。
在每一個問題中，我們都設定了一個條件 — — 倖存，然後尋找原因，而不是完整地說出問題，並指出在倖存的條件下，人們不可能從過程中讀出那麼多資訊，而應該學會求助於隨機性（隨機性是我們不瞭解的東西，求助於隨機性也就是承認無知）。
我們已經討論了沉默的證據的幾個版本，它們扭曲了我們對經驗現實的認知，使之看上去比實際更可解釋（和穩定）。除了證實偏差和敘述謬誤以外，各種沉默的證據進一步扭曲了黑天鵝現象的作用和重要性。實際上，它們有時導致總體高估（比如文學成功），有時導致低估（比如歷史穩定性和人類物種的穩定性）
我們天生膚淺，只注意我們看到的東西，不注意沒給我們留下生動印象的東西。潛意識的推理機制（確實存在這樣的機制）忽視沉默的證據，即使我們知道需要考慮它。不進入視線則不進入大腦：我們對抽象的東西懷有天性上的甚至行動上的蔑視。
遊戲謬誤 — — 愚人的不確定性
如果你是一個鐘錶修理匠、腦外科醫生或棋手，注意力集中是一個好品質。但對待不確定性問題時，你最不需要做的就是“集中”。
托尼的座右銘是：“看看誰是傻瓜。”顯然，銀行通常是傻瓜，因為“那些銀行職員什麼也不在乎”。約翰博士在一家保險公司做精算師，他工作努力，富有理智，待人溫和。我會問托尼和約翰一個問題，然後比較他們的答案
NNT（就是我）：假設硬幣是公平的，因為拋出硬幣得到正面與反面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我把它拋出99次，每次都得到正面向上。我下一次得到反面向上的概率是多大？
約翰博士：簡單的問題。當然是1/2，因為你假設每面出現的可能性是50%。
NNT：你的答案呢，托尼？
肥托尼：我認為不超過1%，這是顯然的。
NNT：為什麼？我最初假定硬幣是公平的，每面都有50%的概率。
肥托尼：如果你相信所謂“50%”的說法，你要麼是個草包，要麼是個傻子。這枚硬幣裡面一定做了手腳。這不可能是公平遊戲。（也就是說，在硬幣拋出99次，每次都得到正面向上的情況下，你對公平性的假定很可能是錯誤的。）
NNT：但約翰博士說是50%。
肥托尼（在我耳邊小聲說）：我在銀行的時候就知道這些傻瓜。他們的思維太遲鈍了，你可以利用他們。
現在，這兩個人你更希望誰當紐約市市長？約翰博士完全在條條框框裡面思考 — — 別人給他的條條框框，肥托尼則幾乎完全在條條框框以外思考。
愚人只是指按照條條框框思考的人。
你有沒有奇怪過，為什麼那麼多在校成績好的人最後一事無成，而那些學業落後的人卻在賺大錢、買鑽石，甚至獲得某個真正學科（比如醫學）的諾貝爾獎？這有些或許是出於運氣，但學校知識的簡化與反啟蒙特性阻礙了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理解。
實際上，肥托尼雖然缺乏文化，卻對現實以及自己要學的知識有著極大的好奇心。在我看來，從實際意義上講，他比約翰博士更講究科學性，雖然從社會意義上不一定。
我們會非常深入地探討肥托尼與約翰博士的答案之間的差別。這大概是我所知道的關於兩類不同的知識（柏拉圖式的知識與非柏拉圖式的知識）之間最令人頭痛的問題。約翰博士這樣的人在平均斯坦之外會導致黑天鵝現象，因為他們的思維是封閉的。但這個問題非常普遍，它所造成的最危險的假像我稱為遊戲謬誤 — —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我們在考試和遊戲中遇到的簡化情況之間幾乎沒有相同之處。
賭場面臨的風險在賭場之外是微不足道的，賭博是被簡化和馴養的不確定性。在賭場裡，我們知道規則，能夠計算概率，之後我們會看到，我們在這裡遇到的不確定性是溫和的，屬於平均斯坦。我要提出的觀點是：賭場是我所知道的概率已知且符合高斯分佈（即鐘形曲線）、幾乎可計算的人類的唯一冒險場所。
在實際生活中你是不知道概率的。你需要去發現它們，而不確定性的來源是不確定的。
第一部分 極端斯坦與黑天鵝現象 總結
(1) 美化的東西容易被看見
它解釋了我們看不見黑天鵝現象的原因：我們為已經發生的事擔憂，而不是為那些可能發生卻實際上沒有發生的事。它解釋了我們進行柏拉圖化的原因，我們喜歡已知的模式和有條理的知識，達到了對現實視而不見的地步。它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歸納問題上犯錯，為什麼我們要證實，為什麼那些在學校“學習”優秀的人容易上遊戲謬誤的圈套。
它也解釋了為什麼黑天鵝事件會發生，而我們卻無法從中學習，因為沒有發生的黑天鵝現象太抽象了。可惜，現存的人類天性不願理解抽象事物，我們需要具體背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是抽象事物。我們尊重發生的事，忽視本來可能發生的事。也就是說，我們天生膚淺，卻渾然不知。
(2) 與靈長類的距離
我建議，如果你想一步跨入更高級的生命形態，與動物的距離越遠越好，那麼你最好遠離敘述謬誤的來源，關掉電視機，盡可能少讀報紙，不看博客，訓練推理能力以控制決策，對重要決策注意避免使用系統1（即啟發性或實驗性系統），訓練自己辨別情感與經驗事實之間的區別。這種對毒害來源的避免還有一個好處：它會改善你的身心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