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藝人的生死流亡：路易十四的《楓丹白露》敕令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他們沒有帶走金幣，但他們本身就是寶藏！"
1685年末，因為一則敕令頒布，新教徒遭驅逐，卻意外造成人才外流。
流亡新教徒中，多有手藝精絕的工匠，能為所在之地，創造可觀財富。
財富流失，令帝國隱患漸增，念頭在腦海盤旋，迴盪在宮殿中。
端坐黃金寶座上，著一身華貴皮草的君王，撫額沉思，孤獨懊悔。
寶座上的君王，名作路易十四，有個顯赫別號「太陽王」... ...
16~18 世紀，法蘭西一度是歐洲最強盛的帝國，經濟環境、社會景況、乃至於宗教活動均領先其他國家，做為盛世產業的「鐘錶工業」，更在此時達到巔峰，變作上流階層爭相捧玩的工藝品，令無數鐘錶工匠隱入侯門，成為半貴族階層。
然而，好景不常，1685 年 10 月 18 日，出於渴望絕對權力的獨裁心理，一紙由「太陽王」路易十四頒布的敕令，硬生生改變了這個美好光景。
諭令的名字文雅，名作「楓丹白露」，可內文卻蠻橫異常，竟是以統一天主信仰為由，驅逐境內新教徒，甚至不惜摧毀大量教堂，致使近 90 萬新教徒流放，流亡至周遭地區。
進入往後的敘述前，關於「天主 / 基督 / 新教」之間複雜的演化關係，須先簡短扼要地說明，才較容易理解後續脈絡。
所謂的「基督教」，其實是一個籠統詞彙，泛指「信仰基督再臨」的所有宗教，包含「天主教 / 東正教 / 新教」三個主要分舵，只是現如今，我們所耳聞的基督教，多指「新教」門徒。
然而，若要更精確地定義，則可追溯至上古時期，源自猶太教信仰的拿撒勒支派，也就是《聖經》紀錄中，耶穌基督臨在世間，教導門徒的期間。
猶太教時期的拿撒勒支派，並無獨一宗教名稱，而是以耶穌本人為主體，組成的民間組織，歷經一系列發生於「耶路撒冷」的連鎖事件後，由十二個門徒傳播「福音」，於各地建立教會組織，持續傳承基督思想，所逐漸形成的集會風氣。
馬可福音《13:2》嘗言：「你看見這些偉大的建築嗎？將來必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面，每一塊都要拆下來」，此一針對聖城「耶路撒冷」覆滅的預言，被視為應驗。
公元 70 年，聖城「耶路撒冷」遭羅馬軍隊攻陷，信仰中心自此轉移至羅馬首都，起初，公元 1~3 世紀期間，出於基督思想的「十誡」規範，禁止偶像崇拜，因而不見容於羅馬帝國的集權崇拜主義，受到血腥鎮壓，歷代皇帝無不企圖抹除此一信仰。
直到公元 313 年，出於政治考量，君士坦丁大帝發布「米蘭赦令」，皈依天主，基督思想才得以受到庇蔭，日後被奉為「國教」。
此後，一直到公元 395 年，伴隨羅馬帝國分裂，舊有公教逐漸一分為二，形成分庭抗禮、水火不容的雙主教情勢，於 1054 年，一紙燒毀的教宗敕令引發紛爭，令統一公教正式分裂為「東正教 / 天主教」。
東正教，繼承較嚴苛的基督傳統，自詡為正統宗派，故稱為「正教」，羅馬天主教則以拉丁辭源「Catholic」命名，意思是「普世眾生」的天主宗教，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羅馬天主教」。
新教，即是分裂自「羅馬天主教」的一支，是在 16~17 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中，脫離舊有信仰而產生的新興教派，普遍以 1517 年，由 Martin Luther 修士發表的《九十五條論綱》為起源。
Martin Luther 主張簡化原有信仰的繁複儀式，反對日漸腐敗的教廷機構，認為人們獲得上主救恩，是源自「因信稱義」，以《聖經》原文為基礎，同上主建立直接而親密的關係，而非以「金錢 / 奉獻」交易救贖。
諷刺得是，以「普世眾生」為名的羅馬教廷，在「新教」分裂以前，人們不被允許閱讀《聖經》，只能透由神職人員宣講，並且時常需要繳交高額「金錢 / 奉獻」，換取「救贖」。
新教所持有的「清修」主張，自然是呼應 Martin Luther 修士，針對教廷日漸荒謬的「大赦」規制的批判，也就是中世紀晚期，羅馬教廷為籌措資金，以金錢交易為前提，允許神職人員前往歐洲各地，發放具法律效力的「大赦證明書」，即我們熟悉的「贖罪券」一說。
所以，「大赦」一詞，並未見於任何《聖經》篇章中，亦未見於任何經卷，屬完全「人造物」，起初立意良善，是在決心皈依天主的門徒「懺悔」後，雖在名義上，罪刑已得赦免，但實際上，仍有諸多實務層面的施行需要考量，簡言之，即是「赦免 / 減刑 / 贖罪」之間的權衡。
想當然耳，在日漸腐敗的教廷末期，「大赦」一制，自然淪喪其原本意義，流於濫用，成為權貴階層鑽空子的法律漏洞。
因此，「新教」初始的拉丁語辭源「Protestatio」，並無新舊之意，而是「反抗」的意思，反對不合時宜，違背真理的儀軌和觀念，捨去神職人員的中介角色，以《聖經》原本為信仰依據，修定簡約儀式，專注於禱告和精神層面的靈修，回歸信仰初心。
── 演變到如今，即成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基督教」。
自 16 世紀中葉，法蘭西帝國結束與英格蘭之間的百年外戰，緊接著爆發境內長達 30 年之久的宗教戰爭，於 1598 年，亨利四世發布《南特赦令》，允許境內新教信仰，才換得境內約百年之久，休養生息的時機。
直到 1685 年末，路易十四發布《楓丹白露敕令》，廢除先祖赦令，原意是為統一法蘭西境內天主教徒，企圖從心理上達成絕對集權，從而使帝國邁入更加強盛的境地。
但令他始料未及得是，近 90 萬新教徒中，竟有達 25 萬人之多，身懷高明技藝的工匠，能製作出高附加價值的藝術品，為所在之地創造可觀財富。
敕令頒布，等同流放帝國人才，將不可度量的財寶，白白送給其他國家。
以歷史回溯的眼光來看，此一敕令引發的後果，使工匠人才外流，令帝國實力一夕滑落，諷刺得是，這些所謂「身懷高明技藝」的工匠，其實多數都是長年服務於天主教堂和皇室貴族的匠人，負責進行壁畫彩繪、石像雕刻、玻璃鑲嵌 ... ... 等妝飾工藝。
這些手藝精湛的匠人，以不朽工藝，建造了無數輝煌教堂，乃至於華貴璀璨的凡爾賽宮，明明長年服務於教廷和君王，為何最後卻成了新教徒？
如此匪夷所思的景況，可以側面觀之：日漸耽溺於物質享樂的教廷和皇室貴族，走向腐敗末路，真理和公義，早已蕩然無存，即便是寂寂無名的工匠，也曉得此般道理。
工匠無名，是手藝人行業的常態，有別於藝術家在作品上的落款，工藝往往不添署名，融入在日常生活中，沉默地安適在某個不起眼的角落，積累歲月痕跡。
歲月的痕跡隱晦，但在歷史的脈絡中，卻有跡可循，16 世紀中葉，法蘭西帝國爆發逾 30 年之久的宗教戰爭，追究其原因，便與 16 世紀初 Martin Luther 的《九十五條論綱》有關。
自《九十五條論綱》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在相隔重洋的歐洲大陸上，促成一支歸正主義興起，普遍以 1536 年，由神學家 Jean Calvin 於瑞士日內瓦發表的《基督要義》 為開端，名作 Calvinism 主義。
此時，法蘭西帝國境內，一支由軍隊士兵集結，名作 Huguenot 的支派，便是源自 Calvinism 主義的激進教派，Huguenot 反對羅馬教廷以教宗為首的神權獨裁，政治上則反對君主專制，儼然便是封建帝國的統治隱患。
至 1560 年末，法蘭西境內的 Huguenot 支派已逾 30 餘萬人，包含許多商業團體和技師公會，特別是許多「鐘錶工匠」均是此派門徒。
宗教意見分歧，歷來是歐洲近代史上的紛爭來源，自 16 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降，「羅馬天主教 / 新教」逐漸劃分二脈，前者與皇室貴族密切往來，後者則流傳在民間百姓和軍隊士兵之間，播下日後民主主義的種籽。
西元 1570 年，法蘭西帝國方結束第三次宗教戰爭，天主教主戰派 Guise 家族失寵，溫和派勢力取而代之，於同年 8 月簽署《聖日耳曼和平赦令》，令境內 Huguenot 份子獲得喘息，並鞏固地方勢力。
然而，不到一年時間，和平幻象即遭破滅，西元 1571 年 3 月，魯昂小鎮一帶的天主教遊行活動中，40 名 Huguenot 教徒被視作異端份子殺害，此一事件深化新舊教之間的矛盾。
法蘭西帝國境內，民間社會雖已融入新教信仰，但上層權貴仍舊與羅馬教廷保持密切關係，為保守派天主教徒，新舊教之間的理念分歧，摻合上軍事主義介入 Huguenot 教派的恩怨情仇，產生極端恐怖的暴行。
西元 1572 年 8 月 23 日，Guise家族趁著一樁由當時法蘭西君王的妹妹 Marguerite de Valois ，下嫁新教徒丈夫 Henri I de Bourbon 的婚禮，大肆屠殺到場參與婚禮的新教徒賓客，此一暴行延續數周，死亡人數高達 3 萬餘人，包含新教徒和眾多神職人員。
此一屠殺事件，後來被稱作 " 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
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事件，在鐘錶發展史上，可視作 1685 年《楓丹白露敕令》頒布以先，第一次難民遷徙的序曲，奠定了日內瓦做為日後歐洲製錶重鎮的基礎。
法蘭西皇室對新教份子的敵視，以及殘酷暴行，令皈依 Huguenot 的工匠信徒心生恐懼，逐漸遷移境外，主要移居至現今瑞士日內瓦地區，以及西北一帶的汝拉山谷，成為當地屯墾先民。
於此同時，定居於日內瓦的 Calvinism 主義創始人 Jean Calvin，雖主張「清修」教條，禁止一切奢侈物件的製作，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認為機械鐘錶屬於科學研究用途的工具，不應被禁止，應該要大加倡導。
此一申明，令鄰近法蘭西王國的瑞士山谷，一夕間變作培養鐘錶工業的肥沃土壤，為求生計，流亡至此的金匠、銀匠、珠寶工匠，遂與獲得製作許可的鐘錶工匠們合作，建立產業鏈。
於 1601 年，成立「日內瓦製錶工會」，百年發展以降，至 17 世紀末葉，已成為歐洲地區頂級製錶重鎮，至今則有 400 多年歷史。
現如今，聞名世界的 Patek Philippe (百達翡麗)、ROLEX (勞力士)、Vacheron Constantin (江詩丹頓) ... ... 等鐘錶品牌，即源自這個古老的製錶工會。
然而，世事無常，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屠殺中，倖存的新郎倌 Henri I de Bourbon 繼任為法蘭西國君，是為亨利四世，也就是頒布《南特赦令》的君王。
亨利四世出身自權勢關係複雜的波龐家族，又出生在宗教戰爭時期，令其信仰道路曲折，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屠殺中，為求生存，只得宣告放棄 Huguenot 信仰，皈依羅馬教廷。
而後約 20 年執政生涯，為求境內新舊勢力平衡，始終不得歸回 Huguenot 支派，於 1598 年頒布的《南特赦令》，被視為一種緬懷，此一赦令，一度終結境內宗教紛爭，換得近百年和平。
《南特赦令》頒布，允許新教信仰自由，一度令遷徙境外的鐘錶工匠們，紛紛返鄉回歸，甚至在巴黎成立製錶師公會，著重於琺瑯彩技法的表現，形成日後法系製錶的一大特色。
西元 1630 年，巴黎製錶師公會中，一名出身 Huguenot 的新教徒工匠 Jean Toutin，發表在金屬錶殼上，燒製琺瑯彩繪的妝飾工藝，一時獨領風騷，成了流傳於 Huguenot 製錶師之間的工藝特色。
直到 1685 年，由路易十四發布的《楓丹白露敕令》破壞了此一和平，舊時宗教迫害的記憶回放，令遷回故鄉的鐘錶工匠們，對當局徹底失望，從此遷出法蘭西境內，遠赴瑞士，自此隱居在汝拉山谷 ... ...
汝拉山谷，位於瑞士西北一帶，本是一處杳無人跡的山谷荒地，一年裡，有整整四個月期間，千里冰封，萬雪飄搖，並不適宜居住，若非迫於無奈，流亡避禍的工匠們，想來也不會屯墾於此。
近乎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彷若天生地造的仙洞，來自遙遠王國的匠人，身懷精絕技藝，卻遭命運相逼，只得遁入方外，潛心修煉，不再過問俗世。
在發布《楓丹白露敕令》以先，日內瓦製錶業，承襲了 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屠殺事件中，流亡避禍的工匠們傳入的「琺瑯彩」工藝，卻使得本該具備「計時功能」的鐘錶物件，側重於藝術價值的表現，疏於走時精準的要求。
直到第二次難民遷徙，具備製錶技藝的工匠們，正式移居瑞士山谷，才帶來精確計時的技術能力，補足了瑞士製錶業的弱項，成就了如今聞名世界的製錶工業。
在這奇幻瑰麗的山谷中，無數工匠投身於此，日夜修行，淬鍊出能存亡百年的不朽工藝，成就一脈「鐘錶谷」的傳奇故事 ... ...
山谷小道偏僻，谷地裡的大湖，能映照藍天，似一枚精心打磨的藍寶石。
他們都說，上主，是手藝精湛的工匠，創造了世間萬物，併天上星辰。
就如同我們一樣，祂也曾行走在曠野，遭遇魔鬼的試探，最後洞見真理 ... ...
── 1685 年，汝拉山谷的小道上，名作 Jonas-Louis Breguet 的男人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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