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女性主義的曬痕：訪Tenda de Livros
City／São Paulo（interviewed in Hermosillo, Sonora）
我是從博拉紐（Roberto Bolaño）的書上認識到有索諾拉（Sonora）這個墨西哥北方的城市，很野很危險又荒涼得有點酷，但從來沒想過這輩子會到這裡。
搭飛機從墨西哥城出發，大概兩個半小時之後會到HMO機場，這個地方和墨西哥城的時間差了兩小時。照理說我應該要是五月底在聖保羅見Fernanda，但因為他做博士研究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各個城市跑來跑去，我才會追到索諾拉這個沙漠城市來。那天超級熱，Fernanda跟我說中午最高溫是46度（後來機場的星巴克小哥說最熱可以破50喔），天啊這到底是什麼嚇人的數字，但也因為這樣的高溫（或是日照角度的關係？）這裡的顏色非常好，前一個顏色和後一個顏色的界線非常清楚（不是飛機照出去這個黃黃的樣子），傍晚的夕陽更是鮮豔到不行。
Fernanda是我目前訪談的人中活力第一，在一直擔心被殺的心情下在機場看到他來迎接讓人很安心。見到他的那天原本晚上要訪問，後來和在同個屋子的另一個建築工房客一起去看夜景喝啤酒吃冰淇淋沒訪問成，隔天早上在我借窩一晚的房間裡，Fernanda告訴我他這個哈扣的、關於女性主義安那其的長期研究。
Fernanda說，其實早在2002年（遠早於開始Tenda de Livros之前）他就已經做書了，只不過那時候和創作無關，是他在女權及其他社運場合下生產的印物；2010年第一次在創作的定義下做了第一本書，可以說2014年之後的行動，都是在各種面向上試圖將上述兩造 — — 社會運動與創作、政治與藝術 — — 以不同比例彌合為基於同一訴求下的實踐。Arquivo 17 （Archive 17）作為一場不僅是展覽的展覽是另一個精彩的案例。1917年的聖保羅，一位年輕鞋匠Antonio Martinez被警察殺死之後，激起一萬名工人上街，如同二二八般，整個反抗其實並非單一事件，而是薪資、貧窮等社會問題在積累已久後的反彈，最後成為一場延續至1918年的大型罷工，其中無政府主義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儘管最後在治安警察的鎮壓下以一場失敗的革命作結，但在二十世紀初的巴西，以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m）作為關鍵意識形態的勞工運動仍然留下非常重要的示現及論述，不僅有學校、劇場的創建，日報及週報等印物的生產及流通也都非常熱絡，例如記者、出版商、作家及運動者Edgard Leuenroth（1881–1968）的A Plebe（The Mob）就是當時影響非常大的期刊之一，而在他死後，家屬將他所有的檔案都捐給坎皮納斯州立大學（也就是Fernanda的學校），大學將這些報紙、剪報、文章、攝影等檔案整理為Arquivo Edgard Leuenroth，成為瞭解20世紀初巴西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檔案。Arquivo 17作為回應這個一百年前社會運動的計畫，除了展覽中的文件、裝置、聲音及跨領域的對談之外，更重要的是讓這些來自過往的檔案再一次成為現在進行式被流通，Fernanda從Arquivo Edgard Leuenroth取得檔案重新印製了A Plebe；除此之外，Arquivo Edgard Leuenroth也保存了許多女性主義運動 — — 更準確的來說，安那其女性主義（Anarcha-feminism） — — 的痕跡，安那其女性主義將對父權的對抗，視為對國家、資本主義等各種威權形式的對抗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對他們而言，女性的自由並不需要依附其他團體或黨派，相較之下，台灣在20年代初期於《台灣民報》上對女性解放的討論中，許多訴求都是「設立『婦女部』於各種『運動團體』之中」（ 〈婦女運動的促進與婦女部得設立〉，玉鵑，《台灣民報》第一百卅八號，昭和二年一月二日），這種戰略無形之下幾近於讓男性主導了女性運動，也因此在真正解放之前早已安放了玻璃天花板。在Arquivo 17的展覽之後，Fernanda繼續將這個關於安那其主義、安那其女性主義相關的研究及出版延伸為Série Aquela Mulher（That Woman Series），以複製本的方式再製、翻譯、流通許多相關的海報、期刊及書籍，包含A mulher é uma degenerada的再出版，這本書由當時重要作家與記者Maria Lacerda de Moura於1924年發表，並邀請許多當代學者、藝術家提供回應；Fascismo: definição e história（Fascism: definition and history）則是重製了安那其主義作者Luce Fabbri（1908–2000）在1963年發表的小書。當Fernanda在那間昏黃且冷氣馬達轟轟作響的房間，一本接一本、一張接一張地介紹他的印物，這些層層內包的計畫突然不再只有保存上的歷史意義，而是她透過自身的移動及時序的跳接，將不同時間、空間的工具都挪移到了當下：這的的確確就是一場運動的籌劃。
這個信封也是Fernanda和我交換的「書」之一，那個女人他稱為「my woman」，上面這張照片是我後來在拜訪墨西哥城獨立圖書館Aeromoto時，他們貼在玻璃門上的（後面則是拍照那天他們辦了詩歌朗讀會其中一位用Nahuatl創作的詩人）。在這個計畫中，他在一張上街抗爭的老照片一角發現了這個不知名的女性，拍照地點在Fernanda聖保羅老家附近，「說不定他有可能是我祖母啊，誰知道呢？於是我就開始虛構這個女性的一生」他說。
在一片意象比現實先行的沙漠裡面，遇到一位和自己有雷同創作方式的藝術家，這是出發之前我想像不到的浪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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