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紀實更紀實：訪akumassa
Jakarta
在前往機場準備飛離雅加達的Grab上，我用僅剩的流量傳訊息跟一位朋友說，我自詡為那種適應力很不錯，到一個陌生城市三天之後會被路人問路的人類，但雅加達是個我來過兩趟之後，節奏仍然預估失準、步伐仍然對不到拍點上的城市，儘管台灣與印尼的時差只有一小時，但無論是與美洲或歐洲相比，這裡都才是真正有時差的地方：時差不是肇因於時區造成的數學問題，而是因為時間是以另一套系統來被經驗的。這讓事情總比預期的更少或是更多，加上武漢肺炎的影響，一切規劃都變得過頭幽默，更少的狀況比方說，航班前前後後的影響導致我花了四倍的預算才飛到雅加達，到的當下收到通知，預定要訪談的一位老作家因為生病只得取消，等等及等等；更多的狀況則是，原本只是再度拜訪Forum Lenteng的朋友們，結果臨時多了一場精彩的訪談。
或許是ruangrupa擔任下一屆文件展策展人的關係，又或許是網路世代的反向逆襲，近來藝術圈熱烈地討論共作，但「一起的」、「有機的」、「平等的」卻也意即溝通成本是極高的，如何在時間越來越貴的世界避免承諾恐懼症？所有人都期待從動不動就成立超過十年的印尼藝術團隊身上得到一些啟示。Forum Lenteng也是個即將迎來第二十年的團隊，從2003年創立，一開始是作為讀書會運作，由Hafiz Rancajale及Otty Widasari及一些來自廣告、新聞、傳播等領域的學生組成，當時Hafiz是唯一有視覺藝術背景的人，Otty則是在電影產業工作過一陣子。談起組織讀書會的契機，Otty說，印尼的電影產業曾經非常興盛，但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高壓施行言論控管，在電影的方面，他的義兄蘇威卡莫諾（Sudwikatmono）在1987年創立了Studio 21之後幾乎壟斷了電影產業，所有在印尼放映的電影都只有好萊塢片，當時沒有什麼本國生產的電影，1990年代中期有一些B級片的製作，但也完全沒有觀眾，以至於當蘇哈托在統治印尼31年並於1998年被迫下台後，儘管解禁後的印尼導演們磨刀霍霍，但創作參照卻只有好萊塢電影，看似蓬勃的影像生產景象遭遇到相關知識與評論上的空乏。讀書會就是為了面對此空乏而存在，他們討論何謂電影、何謂影像、何謂媒體；2004年的Mass Room Project可以說是基於前期影像相關知識討論的實作，這個計畫旨在問題化紀錄片，並實驗一種以經驗分享而非資訊給予作為目標的紀錄片語言，最後產出的九支關於雅加達的紀錄短片，都是致力於將影像中的客體翻轉為主體的成果。以讀書會及Mass Room Project作為起點，Forum Lenteng透過生產影像、紀錄、研究及自由流通上述的材料，他們在繼後的十多年間持續發展其他計畫，和在地社群及成員共同發展出影像及藝術的相關知識。
在akumassa之前，Forum Lenteng的運作都是以單一計畫來推動，2008年成立akumassa之後，變成是以系列計畫組織起不同時間，目前在他們的網站上可以看到十個系列計畫，包含了影像生產、影展、行為表演等面向。aku是「我」（I），massa是「公眾」（mass, public），「我即公眾」的計畫其實也是應改革時代（Reformasi）來臨而生，計畫主持人Otty說，自己一直都很喜歡寫作與旅行，後來在雅加達社會政治學院（Institut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Jakarta (IISIP)）念了新聞學，發現記者的工作並不像一開始想像的那麼自由，儘管沒有完成學業，Otty對媒體及寫作的投注並不稍停。1998年前的媒體由政府全盤掌控，新秩序瓦解之後，小型的媒體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如此的景觀並沒有維持太久，在大企業開始併購、壟斷之後，媒體成為少數商人與政客之間的骯髒遊戲至今，在看似自由實則不然的狀況下，一個迫切的問題浮現：我們所吸收的到底是怎麼樣的資訊？資訊提供者又是基於怎麼樣的利益？為了找到真正的公眾觀點 — — 「我們的」觀點 — — 敘事，必須要先了解媒體，才能了解我們如何認知、「被」認知所有發生的社會、政治事件。akumassa作為一個與新聞學相關卻又不僅如此的計畫，各個階段都圍繞著媒體素養及公民新聞與在地社群共同合作，長時間的投入觀察、分析及各種形式的產出以試圖為印尼的媒體困境找出解方。印尼作為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包含了超過一萬七千個島嶼、三百多個民族、七百多種語言，要在這種前提下找出「我－公眾」間的「我們」並非易事，如何避免爪哇中心主義（Javanese-centrism）以重蹈政府或獨佔企業的覆轍成為要務，因此，「位置」（location）一直都是計畫的關鍵字，他們與不同地區的在地社群一起組織為期一個月的駐村，了解何謂媒體、影像，並在細緻觀察周遭處境之後寫作，最終的目標是生產來自在地大眾觀點的資訊，這些資訊可能以各種媒介呈現，例如文章、影片、攝影、繪畫、漫畫等等。
在運作12年後，有些計劃參與者成為作家、影像創作者、或開始在當地自主辦起藝術節。Otty說，2018年他和Komunitas Pasir Putih的夥伴Muhammad Sibawaihi到菲律賓參與論壇，他們從2010年共同工作之後，始終維持聯繫及合作，他問Siba從什麼時候開始你這麼有批判性？他回答：「從我知道怎麼框出一個位置開始！（Since I knew how to frame the location!）」因此，儘管他們 — — 無論自我認定為拍片的人或寫字的人 — — 去的地方有著來自環境、族群、宗教、旅遊經濟等各種問題，當目標是忠實呈現「我－大眾」觀點，那麼重點始終不是議題而是位置，而這一切都必須將我們自以為沒問題的語言打掉重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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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極限運動」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