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之子與萬國之子:訪秋傑街頭書坊(Buku Jalanan Chow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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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n readMar 18, 2020

|吉隆坡

秋傑區一景

待吉隆坡的那幾天,我住在雙威太子酒店(Sunway Putra Hotel),這間旅館位在一棟很大的購物中心裡,它的前身也是商場,在1987年落成之時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購物中心。之所以會選這裡住,一來是駐村機構的研究經費讓我有機會cosplay一位商務人士,二來是下榻之處和訪談的秋傑街頭書坊都一樣位在秋傑(Chow Kit),只不過前者是位於這個小區的邊界,後者則是中間地帶,距離大概是15分鐘步行路程。但在選旅館在此之前我並不知道,跨過莪麥河(Gombak river)之時也同時跨越兩種世界:都會與繁榮被留在橋的另一端,真正的秋傑是吉隆坡主要的幾個紅燈區之一,居民並不是商務人士,而是移民社群、性工作者、非法移工,以及他們的孩子。

Siti Rahayu Baharin

行經了一些坐在路邊看著孩子在人行道玩耍的年輕母親,我到達位在肉骨茶餐廳二樓、卡拉OK歌廳酒廊隔壁的秋傑街頭書坊。由熱鬧商場到混亂街區再到這裡,推開門時再次被差異甚大的景象嚇了一跳,裡面有許多小孩和剛剛在汽車呼嘯的路邊奔跑跌倒的孩子差不多大,但他們在開放教室的空間中依年齡大致分組,正忙碌於討論、翻書及寫作業。一知道我還沒吃午餐,西蒂・拉哈尤・巴哈林(Siti Rahayu Baharin)就請一個小弟弟幫我端來他們午餐的炒麵及放了班蘭葉的薑茶。拉哈尤自己也是母親,讀的是政治,目前整個團隊約有十個人一起營運,Buku是書,jalanan是街,事實上,街頭書坊(Buku Jalanan)是一個由2011開始的移動圖書館計畫,秋傑街頭書坊只是秋傑區的分部,除了Buku Jalanan Shah Alam、Buku Jalanan Titiwangsa等,甚至還有由在北京的馬來學生組織的Buku Jalanan Beijing,整個計畫的初衷是重新奪回公共空間。在馬來西亞有禁書政策,拉哈尤說,就算意識形態不同也不能這麼做,因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不就是讓人們盡可能接觸到更多樣的訊息、並在此基礎上學習辨識及抉擇嗎?但整個計畫在執行上非常彈性,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因地制宜的實踐方法調整,例如Buku Jalanan Shah Alam是第一個街頭書坊,位於大學附近,大家就可以因為書聚集起來討論,但相較於此,Buku Jalanan Beijing的所在並不容許人們集會,因此他們建立社群的方式變成是使用Telegram來交換書並進行討論,因此不只是個別的內容會著重在不同的面向,甚至「書」的形式也會因各區域的限制及需要而定。

對許多孩子而言,在這裡的晚餐可能是一天當中唯一一餐

即使處在首都中間,秋傑卻是所有貧窮者的聚集地,儘管會有人分食物給窮人,路上可見五百人長龍的隊伍只為了一頓溫飽,但這件事只治標不治本,貧窮是會繼承的,一時的善心並無法阻止貧窮的循環,因此當街頭書坊要在這裡創建分支,他們意識到必須在實地觀察之後回應人們真正的需要。計畫從2015年起始,他們原本如同其他的街頭書坊一樣,用移動書架帶著童書到,入夜後在大樓旁的人行道上唸書給孩子們聽,後來因為孩子說想要帶作業來這邊寫,就準備了矮桌,參與的孩子從一開始的十人成長到四十人。目前租了自己的空間,總共有81位孩子在這裡學習,年齡從6歲到17歲都有,其中有46人是馬來西亞人,街頭書坊秋傑就會協助支付包含學費、課本、制服等開支,讓他們能夠順利求學、不要中輟,放學之後可以來空間吃晚餐、寫作業;另外的35名孩子則有著非常困難的身份,他們的父母多來自印尼及菲律賓,馬來西亞的臨時工作許可不容許他們帶家庭、或是在此有家庭,但有些工人可能已經領臨時工作許可在此工作很久了,他們生下來的孩子並不被承認是馬來西亞公民,同時也無法擁有父母所屬的國籍。在我去訪問的時候,孩子們分成幾個小組各自正忙碌,有一群年紀大一點的正在學編碼(coding),有幾群由年紀較大的孩子帶領著寫作業,長排書櫃前方,其他孩子則在翻書,我和拉哈尤說,太驚人了,在一般教育場所常見的追逐、尖叫與老師的「不要這樣/那樣!!」在此都不存在。他說,以面對成人的態度對他們互動是關鍵的,除此之外,他們也要負責分工、清潔整個空間,使孩子覺得他們是一起參與在其中的,「我們會告訴他們,之所以這裡有免費的食物可以吃,不是因為你們很窮,而是因為你們在這裡學習,而空間給你們在此學習的場所,作為對這個場地的敬意,就必須清潔它、照顧它」拉哈尤說;但同時,他也會提醒孩子他們所處的貧困現實,這是都市貧窮另一個大問題,儘管自己的現實很貧困,但圍繞著環境卻無比繁奢,造成很大的認知錯亂,一些孩子會把好不容易存起來的錢花在購物中心新上映的院線片,「記住你們很窮」成為必要的當頭棒喝。

在空間的一隅,一些比較大的孩子正在學coding

這是一個由書出發,最後卻遠遠不僅關於書的強悍計畫。談到自己的政治學背景,拉哈尤說,他從中了解到的是,政治是關於人的、關於生命的:「如果人們看我的帳戶,一定無法想像我在做這樣的計畫 — — 不管喜不喜歡,一個人就是活在社會當中,而試著做一些不只為自己、而是為整體社會著想的事,不就是教育最重要的事嗎?」他說自己其實不那麼喜歡出現在鏡頭前,會願意接受這麼多訪談,是希望讓秋傑街頭書坊的運作模式能在各個有需要的角落出現。而關於書寫,他在訪談的最後引用了印尼一位異議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談論發話與書寫的句子,後來我找到了:那是在《萬國之子》(1980)中的段落,裡面的母親是這麼說的:「成千上萬的人們如同河中的石子般默默受苦。你,孩子,至少要有能力發出呼喊。你知道為什麼比起其他孩子我更愛你嗎?因為你書寫。當你書寫,你的聲音就不會被消音、被風所吞噬。它將會是永恆的,朝向很遠、很遠的未來而去。」[1]

[1] Child of All Nations. Pramoedya Ananta Toer. Trans.: Max Lane. London: Penguin Books.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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