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生與季風起的時候：訪林韋地

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某個週末，我參加了武吉布朗墓園（Bukit Brown Cemetery）由在地文史工作者義務發起的導覽，在2011年反對政府開發的波瀾後，不少人持續整理、講述這個可回溯至19世紀的墓園歷史。走在榴槤樹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灌木、攀藤植物中，華人面孔的解說員用新加坡式英語告訴大家每塊墓碑的由來、主人生平與雕刻風格。過程中一件沒什麼的小事卻讓我很驚訝：當在介紹某座墳墓上的對聯時，他向大家道歉說，雖然他會講中文及福佬話，但讀不懂中文。因此，當第一次踏進草根書室時，以中文書為大宗的藏書不由得讓我替他們擔心起銷售。走進書店迎面的是與新加坡研究相關的書籍，書櫃上可見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星馬文學、翻譯文學、南洋研究等類項，走到中間則是草根推薦選書，我去訪問林韋地時是八月，移動式書櫃上正展售「香港：自由之精神」專題，當時還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香港人的戰鬥必須那麼辛苦、那麼久。

我和林韋地約在草根書室裡的咖啡吧碰面，這位比不務正業更不務正業的斜槓是醫生、作家及出版人，同時擔任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的董事、草根書室的董事及台灣季風帶書店創辦人。林韋地在檳城出生，祖父母是從中國移民到馬來半島的第一代，因為父母親都在台灣習醫，三、四歲到國中結束時都在台灣成長，並接受中華民國史觀的教育方式，直到回馬來西亞之後唸華文獨立中學、並在吉隆坡唸醫學院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與「馬來西亞」的關係，畢業後到曼徹斯特繼續進修，在英國生活階段影響了他對於政治的理解，後則到新加坡執業至今。從學生時期就有寫作習慣的他，得了一些獎項也出了書，2013年朋友問他要不要將詩集寄賣在新加坡的華文書店，於是第一次到了英培安先生創辦的草根書室。英培安是新加坡重要的華文作家，1995開了專售文史哲書籍的草根書室，年紀大了之後決定收掉草根，林韋地覺得新加坡最重要的華文書店消失的話會非常可惜，就決定加入林仁余、林永心接手營運的行列，2014年開始相關程序，並在同年11月從橋北路舊址搬到牛車水附近武吉巴梳路上。「當時非常熱血的接下來，但不曉得實際上會這麼難」，林韋地說，原先對新草根的路線想像是非常基本教義派的，但在營運過程中發現時代已經不同，最現實的一點就是能讀華文的人越來越少，以1980年代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後因為政府教育制度改變為全英授課，目前四十幾歲的人們可能是最後一輩本地華人菁英。因此現在的草根和過去草根的相比，同樣在意新加坡本地華人的歷史、文學，但實際選書上和傳統書店則不太一樣，傳統書店非常強調營運者的選書品味，基本上是一個屬於第一人稱的藏書空間；但現在的草根試圖在維持核心價值的前提下，讓選書更加開放，使最後書店的模樣是作為營運者與使用者的公因數，成為一種更社群性、由下而上的空間。

正因不斷移動構成林韋地的成長歷程，他對國家認同及國際關係的視角都是同時作為局內人與局外人。談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在華文出版及閱讀慣性上的觀察，他說新加坡華人社群的中文使用上有很嚴重的斷層，已經沒有傳統的中文體系，新加坡的中文系也都偏向中國研究，且許多華文的闕漏都是由來自中港台馬的移民補上，他以2019年出版的《永發街事》為例，說明儘管這部小說被歸類在新華文學，但作者是中國人。哪裡人並不是問題，只不過因為中文掌握力影響的文學表現，會使這本書比起本地新華作家的作品更被重視，因此在台灣或中國的場域，就會有新加坡華人社群被代言的問題，且這樣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多。弔詭的是，因為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緣故，政府大力補助英文之外語言的出版物，導致新華無論在人口或是文學質量上可能都不如馬華，但每年出版總數卻更高，許多馬華作家也會在新加坡出書，但相較於馬來西亞及台灣，新加坡的英文社群仍然維持一定的閱讀量，沒有像其他兩地一樣被社群媒體取代了實體書的閱讀（「在馬來西亞 — — 台灣也是 — — 你會發現只能讀五百字文章的會有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讀兩千字的會有另一種理解」林韋地說），除此之外，新加坡英文的藝術表現其實很強，比華文好太多，因此華文世界如果要了解當下的新加坡，就必須閱讀新加坡英文文學，但現在還沒什麼人在做翻譯工作。若將星華與馬華相比，因為馬來西亞政策保護了馬來人的特權，因此比起新加坡的CMIO民族共融政策，前者聚合而後者是離散，許多人都移民到中、港、台、星。當在講「馬華」，事實上大部分華人社群的文化、消費活動都集中在雪隆，且馬華文學並不被認為是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因為後者必須以馬來文書寫，且要有伊斯蘭性，這樣的規範同時影響的馬來文的文學表現，比起來，印尼在出版上的多樣性就比馬來西亞高，但對於獨尊馬來人政策的反感，也讓馬華社群比星華社群在語言、文化傳承上更用力，反面來看則容易落入種族、文化上的本位主義，這和台灣非常相似，但林韋地說，台灣的本位主義表現在意識形態及學科上，當地菁英們讀得很深卻很窄，大家都覺得自己的學科最重要，但從來沒有任一學科與其他無相關。

在集中又發散的漫談中，林韋地聊到有朋友問他幹嘛這麼關心台灣2020總統大選，他說如果發生不幸的事，馬華受到中國大中華意識形態的影響就會更深，華人跟馬來人的衝突也會更劇烈，一個國家的「家務事」其實都是國際勢力拉扯的結果。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他試圖透過出版、書店的經營，讓不同位置的人能不被代言、並能以連動的方式思考彼此的關係，不能固守本位主義，卻也不能放棄在地。談到他已經砸了幾千萬在這緩慢的工程中，「如果我是英國人我大可把錢拿去炒房」他笑著說，「所以我們其實活在一個無法好好做自己的年代，如果你真的關心，就會知道這不是可以放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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