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在你後面,他非常火:訪Loh Kah 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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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n readMar 9, 2020

新加坡

Loh Kah Seng

台灣每年的10月10日總會變成統獨光譜上眾人各自定義的日子,社群媒體上也會開啟「死統派VS.華獨狗VS.台獨狗」的戰局;相較之下,新加坡的8月9日就沒這麼流血漂櫓,路上的人們都穿著紅白色為主的衣服,不是在家看國慶表演就是在前往國慶表演會場的路上。新加坡政府對於各種國家歷史中重要時間點的強調並不限於國慶日,近幾年的新加坡很忙:2015年是新加坡在1965年自馬來亞聯邦獨立之後的50年,那年有各種展覽、表演、影展、市集、周邊商品等,就算慶祝的年份已經結束,現在走在人行道上,三不五時還是可以看到嵌在石磚內金色的SG50小圓牌;2019年則是新加坡開埠兩百年,「兩百年」是以英國人萊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於1819年登上這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的島嶼,並扭轉小漁村的命運「創建現代新加坡」來標定。我去看了搶手的「從新加坡到新加坡人 — — 新加坡開埠200周年體驗」(From Singapore to Singaporean: The Bicentennial Experience),在這個砸重金的免費展演內,事先預約的觀眾會被依序引導參觀五個展間,線性地將新加坡歷史切分為五幕:開始(早期歷史)、抵達(1819年萊佛士登陸)、連結(英殖時期)、佔領(1942–1945年日佔時期)、命運(日佔之後的近代史),展場無比豪華,有真人演員配上動態影像的演出、環形投影、水幕投影、甚至在最後一個展間內還必須撐傘看,在人造雨中體驗新加坡獨立前後與緊急狀態時期。視覺、聲音、空間共構出來的身體感,一度會讓人忘記,官方歷史敘事 — — 尤其是在新加坡 — — 必定會有的這樣那樣的陷阱。除了沉浸式體驗所具有的煽情效果之外,線性史的分段方式也盡顯政府方對掌握歷史敘事的機巧:好比在最後的展間,最敏感的時期在快速的跑馬燈中結束,提到但不談論,不公開迴避但也絕不肯認及鼓勵。

From Singapore to Singaporean: The Bicentennial Experience

當無法化約的複雜歷史被已作為專有名詞「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所取代,那些「除此之外」的聲音該如何在安逸、全控的社會被彰顯,成為所有質疑學校教育、政府版本歷史之人的難題。《在新加坡與神話共處》(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一書的簡介是這麼開頭的:「新加坡是一個神話之國。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那些新加坡人視為『真相』及『常識』的訊息,實際上都是由一整套神話所形塑。」我在新加坡國慶的前兩天訪問了這本書的共同編輯,歷史學家Loh Kah Seng(羅家成)。之所以會有這本書的出版,是因為Channel NewsAsia(CNA)在拍攝〈暴動之日〉(Days of Rage)時有訪問他及書中一些學者,但在最後卻剪掉他們的片段,僅強調政府立場的詮釋方式,後來他和另一位歷史學家Thum Ping Tjin(覃炳鑫)回應了這支影片,他們認為,官方總將1950年代定調為動盪與失序的年代,實際上是充滿希望的時刻,不僅可見有組織、有立場的勞工運動,也對文化共存的未來有政治想像。這件事讓他非常生氣,但火大之餘在想,要做些什麼讓人們意識到「新加坡故事」作爲一種神話,並提供不同面向的新加坡歷史。2014至2015年間,他們協同另一位歷史學家Jack Meng-Tat Chia(謝明達),邀請了其他學者舉辦了以「與神話共處」為名、總數十場的專題討論,他們很驚喜的發現幾乎每場都爆滿,也有很精彩的回應及討論。系列座談結束後,學者們針對發表的內容擴充書寫為文章,最終有了這本書的出版,文章的篇幅都不長,一來並非源自正式論文發表,二來編輯們也央求作者群不要寫得太學術,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解釋這個高度政治性的命題。所以我們可以這麼總結:這本書的出版是源於一系列座談,而這一系列座談則源於一群學者的火大。

新加坡開埠兩百年室外展區中某觀眾回應

羅家成說,「新加坡故事」可以說是一種只關注政治菁英的敘事,但要重新檢討新加坡歷史並納入不同觀點並非易事。在學術圈內,不僅是歷史也包含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都不會試圖要和其他論點、學者辯論,安逸使得學者們各謀其政,我問他,那在新加坡的學術圈,什麼命題是最受歡迎的?「最受歡迎的命題就是除了新加坡相關之外的命題,」羅家成笑著說,「甚至有些資深的學者會警告年輕學者『不要做新加坡的研究,這是自殺』」在一個常耳聞異議份子被驅逐出境、告到破產、阻擋學術升遷的國度,這句話一點都不是誇飾。相較於菁英觀點,社會史取徑則試圖將活生生的人也帶入歷史內,強調來自民眾的、而不只是政策的觀點及經驗,因此,可視為對「新加坡故事」的補遺與抵抗。訪談的最後,我問了他怎麼看官方新加坡史逐漸將「開始」的時間點往前調到七百年前,他說這其實也不是來自政府的主動反省,而是另一次實用主義的表現,在全球化、亞洲經濟佔重的時代,以海洋史、區域史、國際史的方式談論一國故事成為一個實際的方案,「但你仔細看會發現,對於『萊佛士之前(pre-Raffles)』、『長新加坡歷史(the long Singapore history)』等等的歷史,許多人樂意談,但當講到近五十年的事情、或是對英殖的詮釋並沒有什麼改變。新加坡的現代化開端仍然是萊佛士,許多機構、律法、價值觀也繼承自殖民過往,不能只是一味宣稱『我們有很長的歷史』而不攻擊當前殖民史的說法並重新開啟對殖性的討論。」在我們一起走到地鐵站,他彬彬有禮的握手說這是一段很有趣的談話(而我只是一心很抱歉不小心花了他三個小時)的同時,我在想,當一個(或一群)溫和的人說「因為我太生氣了所以我就 — — 」之時,總是十分強悍及有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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