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邊界回擊：訪Marjin Kiri
Jakarta
Gudside位在南雅加達的一條蜿曲小路旁，一進大門之後，左右兩側會先看到一些賣簡單麵食的攤販及咖啡吧，兩側接續開展的貨櫃屋們則臥虎藏龍。Gudside是由Gudskul — — 發音為Good school — — 發起的，2018年，ruangrupa、Serrum及Grafis Huru Hara三個藝術團隊一起開啟了這個強調共用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生態系統（Ecosystem）等核心方法的公共學習空間。目前除了上述三個團隊及所屬計畫之外，另有十四個團隊進駐Gudside，獨立出版社Marjin Kiri即是其中一個。
走進Marjin Kiri的「辦公室」時先是被所見景象嚇了一跳，在小小不到八坪的空間內堆滿了書，一路頂到天花板，靦腆的Ronny Agustinus在被書牆圍繞的環境中工作。目前所有訪談對象中，當代藝術領域工作者決定辦獨立出版社的案例並不少，但大多是以出版實踐作為藝術實踐的延伸項目；Ronny則相反，他就讀於雅加達藝術學院，2000年與其他人共同組織了ruangrupa，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及規劃，但到最後覺得自己似乎不那麼「跟得上」當代藝術的變化：「後來ruangrupa的路線更傾向文化研究，可能我比較傳統，仍然覺得基礎、古典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理論非常重要」Ronny說。他漸漸淡出ruangrupa，並在2005年創辦了Marjin Kiri。Marjin是邊界（margin），Kiri是左（left），這是一個從名稱就能嗅到出版傾向的出版社，他們極其注重批判思考，致力於翻譯那些對印尼而言很重要，但卻不為其他當地出版社所青睞的著作，目前網站上的分類包含了哲學、印尼研究、女性研究、文學、社會政治、經濟政治及安那其研究等。一開始，每本書的印量都至少是三千本，流通管道則是在大零售商寄售，但近年無論是技術或是市場的改變都很大，印刷技術的進步讓成本下降、門檻的印量也不用這麼高，現在每本印量為一千本（更少的話會不符收支）；社群網站的興起也讓他們決定不靠零售商，而是省下中間的抽成，轉向藉由獨立書店及網路平台販售，這也是目前多數獨立書店的營運方式。Ronny觀察到，印尼的閱讀習性及書本市場越來越多元及分流，獨立書店越來越多，各自有各自的選書取向，且會與獨立出版社有良好的互動，和連鎖書店就有不同的市場分區。
談起開出版社的契機，以及對批判理論、拉美文學的興趣從何而來，他提到兩本影響這位愛書人的關鍵書籍：陳馬六甲的《唯物辯證邏輯》（Madilog）與馬奎斯的《獨裁者的秋天》。1999年，他23歲時，在一本政治經濟取向的雜誌Indikator負責版面設計，這份工作可以說是他政治啟蒙時刻，1998年蘇哈托垮台之後，曾有一波左翼思想書籍的出版風潮，雜誌出版社找到了在新秩序（New Order）時期被禁，但仍然以影本被秘密流通的《唯物辯證邏輯》並決定再版，Ronny擔任起這本書的編輯。書本出版之後，在學術圈激起熱烈迴響，許多學者、教授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到這本書，他們非常驚訝於印尼在40年代就有人能夠有如此的論述能力，而此書也開啟Ronny對左翼思想的閱讀。在拉美文學的方面，學生時期第一本接觸到的拉美文學就是《獨裁者的秋天》，不僅極長分段的美學實驗讓Ronny印象深刻，也打開他對政治文學的想像，Yusuf Bilyarta Mangunwijaya在序中提到，拉美文學對印尼讀者而言是未知的領域，這句話成為種子，在數年後長成了Marjin Kiri出版中的重要路線，他們至今已經出版了約120本書，全部都是印尼文的著作，早先翻譯書的比例很高，近年當地作家及翻譯書約為六比四，Ronny說現在是很理想的比例。他們對翻譯有個堅持，就是盡可能從原文而不是從英文再轉譯，因此合作的譯者就有不同的專擅語言，他自己則在學習西班牙文之後，2006年翻譯了第一本書，路易斯·塞普爾維達（Luis Sepúlveda）的《讀愛情故事的老人》（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 The Old Man Who Read Love Stories），繼後的翻譯對象包含了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等人，文學與政治理論皆涵括在內，在將西文翻譯為印尼文的過程中，也等於將另一個世界翻譯進來。《讀愛情故事的老人》的確是Ronny第一本自西文直譯的書，但他第一本譯作其實是副司令馬科斯的文集。副司令馬科斯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領導者、發言人，同時也是作家，Ronny說，那時候他的西文還沒那麼好，因此是從英文翻譯成印尼文。對Ronny而言，將拉美 — — 他同時強調，我們當然不能將拉美視為一均值總體，每個國家的差異都很大 — — 和印尼比較，許多在歷史、政治上的異同非常具有意義，作為都曾經歷殖民與獨裁政權的國家，印尼必須學習如何面對、處理持續纏繞當下的來自過往的鬼魂，並將這些經驗反過來變成追求正義的工具，而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國則可以成為重要的參照對象，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為例，他們示範了當代左翼還有什麼樣的生存可能，也提供對於印尼而言難以想像的政治圖景。
Ronny解釋，儘管印尼在1920年即成立亞洲第一個共產黨，但這個理應擁有深刻左翼思想傳統的國家，卻在近代史的發展中，斷片一般清除了所有的記憶與論述能力。左傾的蘇卡諾在40年代領導印尼字荷蘭手中獨立，但在冷戰的局勢下，如同亞洲的其他國家，一國的「內政」根本難分內外 — — 1965年，親美的軍事強人蘇哈托推翻親共的蘇卡諾，並發動了對左翼人士的大清洗，在33年的統治期間內，言論自由消失無蹤。箝制言論自由的政策從來都不會單單影響一代人，即使在1998年蘇哈托下台，印尼步入改革時代（Reformasi）一直走到今天，蘇卡諾成為了偉人，他的大女兒也擔任了第五任總統、以及目前執政黨的領導人，他的形象不斷被用上，但到底蘇卡諾主義（Sukarnoism）的核心是什麼一直被略而不提 — — Ronny說，他的思想當然是與共產主義密切相關的，但當前印尼卻只想要萃取出蘇卡諾作為國父的形象，並隱蔽其思想脈絡。簡言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左翼相關書籍並未全盤解禁，2016年，Marjin Kiri合作籌辦的Belok Kiri Fest（Turn Left Festival）就被勒令取消。「要談印尼的國家歷史不可能不談共產主義」，Ronny說。但如何與難以撼動的敵人 — — 國家、偏見及時間 — — 對抗？改革之後，儘管有許多致力於左翼思想的小獨立出版社及組織先於Marjin Kiri出現，但大多因經營問題撐不久，除此之外，一些小誌型態的出版物儘管有強烈政治動機，但難以觸及大眾與學界，更無法作為引用條目，加入學術圈的知識生產中。對Ronny而言，正因為對手太巨大，所有的策略都必須作長久計，在營運的方面，Marjin Kiri從一開始就以一個申請立案的合法公司來營運，同時對版權問題非常謹慎，避免當局以各種許可上的問題來找麻煩；在出版的方面，他們的出版品都是最狹義的「書」。當左翼論述在緩慢的出版工作中，能夠被引介進學術圈及教育現場，成為論文的備註、參照，甚至在課程中促成辯論，那麼儘管這場戰鬥無比漫長，但具有批判力的一代就不會只是妄想，而是可藉由一本本書拾級到達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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