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的書寫、與敵人的敵人的書寫：訪三個馬共村
Hatyai and Betong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對於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亞的因果有著十分不同的詮釋，也因為這個關鍵年份的呈現差異，各自對民族的、立國的想像也都非常不同，甚至影響到今日的種族政策，但有件事是很相像的：馬共是敵人，破壞國家安全、族群和諧的禍首。共產黨作為國家要敵這件事並不陌生，在台灣亂七八糟的近代史中，無論當權者為何，反共也總是其中一組和弦。2014到2015年間，當我在史明歐里桑那裡幫忙，同時閱讀各方描寫臺灣共產黨創黨成員之一謝雪紅的資料時，在尚未理清的各種說法中 — — 妖豔的狐狸精或是獨立的新女性或是英勇的領導者或是脫逃的叛徒 — — 僅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越容易被標記為「敵人」、「反對者」的一群，在寫史時似乎就越在意書寫的動作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點意味著什麼：謝雪紅的「以上我把自我的家庭環境、父母親的情況、兄弟和二姐的經歷和他們的遭遇簡略地介紹出來，其目的是[…]因為他們的經歷和遭遇也反映了萬惡的就社會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之罪惡事實的一部份，可以作為寫我的歷史的一部份社會背景」[1]；史明的「必須向讀者進一步說明的是，本書是：（1）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的立場，（2）以分析基層構造即社會經濟為出發點，來觀察台灣社會各階段的行程發展，（3）根據史實（文獻、傳說、佚文等），（4）相當著重於陳述圍繞台灣社會各時代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以及外來統治者的國內情況及其殖民政策」[2]；或陳平的「歷史是活存下來或繼承其戰利品的人對事件的文字證詞或詮釋，在軍事衝突上，歷史必然是勝利者最終留在圖書館及檔案室的觀點，支配者及較強勢的那方，至少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總有辦法阻止人們窺視那些把他們描繪為他們不想要的角色的文件。所以你會有許多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五年的機密文件，有些甚至不曾被公開過，避免讓勝利者面對歷史反省時的難堪。這是為什麼勝利者很少被嘲弄的原因。」[3]
原先是想，與其從正反面的詮釋試圖理解陳平筆下的「勝利者的戰利品」，不如就去馬共村看一下吧，殊不知在後來的發現中，歷史之於勝者與敗者的意義並不僅是兩個一組的對立，而是剝開之後永遠還有一層內裡、如俄羅斯娃娃般的結構。馬來亞共產黨（1930–1989，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的前身來自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印尼共產黨（1914–1991），另一則是中國共產黨（1921-），因為星馬兩國打造單一國族敘事的需要，馬共常常被塑造為「都是由華人組成的反政府份子」的形象，事實上馬來人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有越來越多學者（如Mohamed Salleh Lamry））及紀錄片導演（如Amir Muhammad）在處理這件事，因為語言的關係，這次我去拜訪的三個散落在不同山頭的馬共村 — — 第一友誼村、第五友誼村及勿洞和平村（朱拉蓬公主第十發展村） — — 都是華人為主。1969至1970年初，以陳平為首的馬共北馬局在內部舉行肅反，許多原本的戰友被打為敵人並遭到殺害，原第八支隊和原十二支隊二區在1974年公開與陳平派分裂，前者組成馬共革命派（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Revolutionary Faction），後者則組成馬共馬列派（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rxist–Leninist)），二者在1983年合併，組成馬來西亞共產黨（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簡稱馬西共）；1987年馬來西亞共產黨和泰國政府談判，結束武裝鬥爭，在原活動區建立了五個友誼村，1989年馬共中央、泰國政府與馬來西亞政府進行三方的合艾會談之後，終於結束游擊戰，並同樣在泰南建立了四個和平村。在前往合艾及勿洞時，我先在吉隆坡停了兩天，一邊參觀歷史博物館，一邊想像馬共村會如何回擊官方敘事，結果在歷史的戰場上，鬥爭更顯眼的並非來自共產黨人與反共政府，而是來自內部的派系分裂，這樣的分裂也讓和平村與友誼村在寫史的動作上似乎有著不同的目標及方法：和平村（陳平派的馬共中央）的重點在於為馬共作史，友誼村的重點則是為馬共的肅反作史。
書、導覽、遺跡、博物館 — — 在義務教育之外，這幾個部件形成更廣泛的歷史教育，儘管我到的這些馬共村都或多或少將觀光視為重點發展項目，如花園、民宿、特色餐點等商品怪異地成為前共產黨人在今日的收入來源，但透過旅遊重新宣導特定立場的歷史，也的確都是我到訪的三個馬共村的重要目標 。第一友誼村主要是由前馬共馬列派的成員組成，留有由約一公里長的地道（Piyamit Tunnel），大概五十名人力花了三個月打造而成，這裡的步道整修得很易於行走，即使我去的那天正下著豪雨，也因為步道上加裝了塑膠棚頂完全不受影響，跟走著走著有種走在八卦山三清宮步道的既視感，跟著其他觀光客魚貫地進入早已上過一層水泥壁的地道，出地道之後參觀其實就是一個展廳的「歷史博物館」，除了展示馬共年表、書籍、衣物、火藥、手術用具、印刷用具、生活照片之外，有一櫃則是個人照，每張的圖說都是在譴責陳平當局「一意孤行」、「犯了極左的錯誤」，將同志「逼上梁山」並打為「敵奸」。由前馬共革命派黨員組成的第五友誼村相較之下冷清得多，走到考南康地道（Khao Nam Khang Historical Tunnel）入口之前會先看到同樣也只是一個展廳的「歷史博物館」，簡介上寫著「萬分感謝泰國皇上陛下和各界政府給予我們的支持與恩惠」，展示的物件和第一友誼村的差不多，還有一「馬共殉難戰士戰史館」，牌位標註人名及死因，可以見到「馬共北馬局指為敵奸而殘忍殺害！」的描述。接著在爬升的泥濘小道間，行經叢林內的會議廳、孔明灶、醫療所、戰士宿舍、甚至結婚室等生活空間，才到地道入口，地道約有三層樓高，由1972年挖掘到1979年，裡面什麼空間都有（醫療的、儲藏食物的、上課的、練機車的⋯⋯），到出口前是連續往下的一長段階梯，沒有任何轉彎地一路下三層樓，在差點踩到老鼠、差點被蝙蝠撞上、僅有我一人腳步聲的階梯上，下降成為永恆的動態。
我在販賣部收集了不少各馬共村獨立出版的書，兩個友誼村的出版（印行單位分別是考南康地道委員會及泰南勿洞第一友誼村，也有僅掛作者名的書）有許多書特別處理肅反過往，如《馬共內部風暴》（1998）、《北馬局「破獲敵奸」真相》（1999）、《肅反後又一次更大的肅反》（2005）等，即使是個人回憶錄如《四十年森林游擊戰爭生活回憶錄》（2000）也都著重在「黨中央的錯誤」，大部分的書結構都很混雜：個人回憶拼貼上歷史資料，某匿名評論信件拼貼上報導，史料摘錄拼貼上馬共歌曲，全書充滿了驚嘆號、問號與驚嘆號加問號，還有一看就知道是假名的名字（阿和、小忠、小海、小洋⋯⋯），這些無法以真名示人的證言不得已為了「歷史的真相」、「撫慰冤死者」而寫，因為「[…]在國內（此指中國）的『老馬共』對你們的分裂確實情況真的是很不了解，過去只聽陳平他們說你們的不是，這也難怪，陳平是中共承認的正統馬共[…]」[4]，也因為「這本書確實是《我方（陳平集團方面）的歷史》，或者僅是陳平的《個人鬥爭史》」。「革命派跟馬列派他們就是對肅反有意見，但後來才瞭解他們自己也肅反、也殺很多馬來亞人⋯⋯」在和平村遇到的Auntie帶我參觀不准拍照的馬共歷史文物館邊說，「本來這種事情是不用對外講的對嗎？這樣久都三十年了，上一輩人的鬥爭我們就不要再挖出來再分裂，所以如果你去那邊，他們會講的是另外一套。」在和平村遇到很多阿姨 — — 更正，遇到的全是女性，女醫生、女教師、女戰士，他們都是前馬共中央的成員，這個村子沒有地道，現在是以度假村的方式在經營，出版的書籍都是掛「21世紀出版社」之名，他們的文物館是獨棟的，隔壁正在興建另一棟博物館，在聽著此種「我方的歷史」時，一直轟隆作響。
在勿洞的時候，我住在蝴蝶公主旅館，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白天在考南康地道沒完沒了往下走的身體感，或是真的肇因於發生在泰馬邊境諸多大大小小的殺戮，睡到一半突然有種很不妙的感覺：這種緊張感和正在發生的夢境完全無關，而是強制性的全身緊繃。我不敢張開眼睛（或是就算敢也睜不開？），開始一連串的念心經，同時連珠炮地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只是想來這裡知道你們的故事然後跟沒機會來的人講我不是故意要打擾你們的拜訪完之後就會回台灣了短短兩天而已，後來也不知道真的是膽小鬼的道歉被接受，還是只是在喃喃自語中催眠了自己，我就睡著了。夢，鬼魂，回音，下行。我方之內還有我方，膠林之外還有膠林。
[1] 《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頁65–66。
[2] 《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序，史明，1979。
[3] 《我方的歷史》，陳平，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頁9–10。
[4] 《北馬局「破獲敵奸」真相》，考南康地道委員會，1999。頁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