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數中的性少數與酷刑再定義：訪Chanatip Tatiyakaroonwong (Tum)
Bangkok
我在曼谷的住宿離帕蓬夜市（Patpong）只有一個轉角的距離，這條街是著名的紅燈區，中間是賣贗品、紀念品的攤販，兩側的霓虹燈管下則是各種俱樂部、秀場、情色場所，網路上對於帕蓬夜市的旅行文總有「至於妖豔的辣妹是男是女，男訪客自己小心喔！」的警句。基本上，當在搜尋欄鍵入「泰國人妖」，得到的搜尋結果會有幾種，旅行部落格或論壇上的文章大多是各種面向上的揭秘、辨別方式、變性前後對照圖、必去秀場等，最常見的造句方式為「很漂亮」但「是假的」；而在網路媒體平台上的專欄文章中，對於性別問題的敏感度也好不到哪裡去，大多會著眼於這些「人妖」的不得不，與「但辛苦的生活、可憐的過往也為他們帶來開朗樂天的態度」，最後以「泰國為一個性別多元、開放尊重、包容差異的社會」作結。當對於一國的性別議題觀察是戴著觀光產業的濾鏡，我實在沒辦法信任這種結論。
基於上述的懷疑與不信任，我訪問了在非政府組織Cross Cultural Foundation擔任研究員、綽號為Tum的Chanatip Tatiyakaroonwong。Tum的學習背景主要是人類學及政治學，兩個原因影響了他決定在結束哥倫比亞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的雙聯學制課程後，回到泰國的NGO工作，一方面，當他在美國求學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主要關注面向是美國的性別與族群問題，那時候接觸了很多是酷兒的亞裔美國孩子，使他對於「作為東南亞人」與「作為酷兒」之間的交互關係感到好奇；另一方面來自他自己與泰國尋常大眾對於性／別議題理解上的落差，其實不僅是遊客會有「泰國擁抱性別多元」的想法，本國的異性戀也大多這麼想，但他自己所觀察到的泰國社會卻是非常跨性別恐懼及恐同的，他說，自己國中時因為同性戀被霸凌，但霸凌本身倒不是最關鍵，而是當他想要跟其他人解釋，其他人卻都不了解他的怒氣何來，很多人都會說「至少你不是在中東啊，你在泰國已經很幸運了」、「他們只是霸凌你又不會死」、「你只要長大就不會有人敢再這樣對你了啦」等等，自此他開始強烈意識到個人經驗與大眾理解之間的巨大落差。
在訪談最一開始，Tum就很謙虛的說，自己不是性別議題的專家，同時因為組織取向的關係，他的研究工作也並不直接與此相關，他只不過是會盡可能嘗試在經手的命題中納入女性及LGBTQ的面向，並將酷刑的定義延伸至性／別的領域。Cross Cultural Foundation（CrCF）創立於2002年，主要的工作面向，是基於人權訴求為泰國的各種族群、性／別、宗教的人們提供應得的法律管道，他們經手許多非法拘留、施以酷刑（torture）、強迫失蹤（enforced disappearance）等的案例，試圖使被棄置在法律暗角的事件能在法庭上重新審判。Tum解釋，比如在泰緬邊境住著許多原住民，他們常常會被視為毒梟，在軍事檢查站被認為正在運毒而被射殺，CrCF的關注不在於運毒是否為實情，而是上述案子至少必須被送上法庭，當權者不能僅僅基於懷疑而未經審判就開槍。
性／別與階級、宗教、種族間的交互關係不僅讓問題本身更複雜，也使實踐上出現各種難以處理的夾縫，而人們對於後三個變因的理解，也會反過來影響前者。「對泰國人而言，種族的定義很不清楚，」Tum說，「一般人會認為泰國是很統一的族群，泰國政府也非常用力地強調這件事，好比他們會將馬來穆斯林稱為泰國穆斯林；泰國政府也不承認『原住民』，而是稱呼他們『高地泰國人（haighland thai people）』或是『住在山區的泰國人』。當人們無法意識到族群差異的存在，他們就更難意識到性別的多元性，以及不平等如何出現在其中。」而在「泰國人」內部，階級也極大程度影響了LGBTQ運動的實質追求，Tum強調，事實上，「LGBTQ」的指稱，已經降低性／別複雜度、以及個別族群遇到的難題，如同志及變性人遇到的困境不同，不同經濟條件下的族群會有更大的差異，另外也忽略了L、G、B、T、Q內不均的權力關係，以男同志族群為例，Tum的觀察是，那些太女性化的男同志、或是男變女的變性人都不會被視為是「我們」，或是會以非常刻板的看待：如變形人就是應該非常好笑、很娛樂等等，如果遇到一些不符合上述印象者就會被排斥。目前泰國LGBTQ組織多集中在兩種路線上：婚姻平權及愛滋病相關的議題，對中、上層階級的男女同志而言，他們最關注是前者，LGBTQ運動內部有兩大派意見，一派希望是採同性伴侶註記制度(Civil Partnership Registration)，另一派則希望修改民法並擁有真正的婚姻。但對底層的人們而言，非常多的報告指出，很多人都被迫接受性傾向治療（conversion therapy） — — 並不一定是西方的那種治療方式，也就是去醫院、接受電療等，在泰國鄉村地方，同性戀的孩子會被送到僧團、佛學營（dhamma camp）或軍隊，試圖改變他們的性向，因為學校的佛教課程總是一直會灌輸孩子，假如不是異性戀的話，那一定是前世的業報，他自己也被這樣的教育影響了很久。談到變性人的處境，Tum提到他在研究過程中，試圖基於國際法重新詮釋酷刑並應用到性／別問題中，但組織內沒有任何人支持這個計畫，因為既有的計畫中都取酷刑的傳統定義，性／別是其他成員不太清楚的面向，當它完成研究及文章後，會試著和不同的LGBTQ組織開會，一起推動這樣的想法，他會告訴其他社運份子們，關於Pattaya的變性人性工作者很容易在路上就被警察攔下來羞辱、勒索、非法拘留；或是剝奪他們的賀爾蒙藥物；甚至強迫雙性人接受手術等，每一個都構成酷刑，卻不以酷刑被理解。某次會議結束，他從與會者得到了驚人的回應：「我們聽過很多關於這些事的流傳啦，但他們還活著，所以應該還好吧」；即使大多數組織們都支持這樣的計畫，但離開會議室後，仍然回到自己關注的目標，也就是同性婚姻的追求上。而在Tum自己的組織內部，則會收到「這樣的議題太中產了」或是「LGBTQ他們又沒有像馬來穆斯林那麼被邊緣化」的反應。多麼弔詭，弱勢者之間仍然必須競爭著「最弱勢者」的寶座。
儘管Tum會在網路平台發表一些文章，但這其實不是他的工作內容，作為NGO研究者，他實際工作上的書寫類別非常繁雜且在內容上受限制：實地跑研究及法庭之後的觀察報告、證詞、情況說明書、募款報告等；許多書寫因為牽涉到司法保密條件無法外流，或是研究的內容可能會違背捐款方的利益等（「例如我們就不太能對著跨國企業出資者太直接的批判新帝國主義」Tum說。）。而在NGO、社運者的圈子或甚至是當下世界，大家著重的行動主義都是在現場的、成果立即可見的、而非書寫的；對案例中的對象而言，他們也不會將書寫視為行動的一部分。「人們覺得書寫是晚一點沒關係的，」Tum說，「但對我而言，書寫也和提供立即幫助一樣重要，必須同時並進。因為當工作要求快速的反應，但就會沒什麼時間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整件事情。」當性少數族群模仿、複製著主流的權力結構，當社會運動模仿著資本主義的速效邏輯，卡在研究者及行動者之間的書寫者又靜又慢地透過字句，試圖找出存在於正義聲稱之內的夾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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