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古諾夫接受《新報》為他70歲生日做的政治性採訪，談到了今天讓他擔心的事情，包括國家對異議者的監控、文化部的政策以及列寧格勒製片廠面對的問題等等。
關於敵我的劃分
以前這個「前線」特徵很明顯，劃分自己和敵人。KGB在蘇聯時期控制我一段很長的時間：審訊、竊聽。戈巴契夫出現才將我解救出來。
人們認為我是異議者，因為我拍的電影無論是紀錄片或劇情片，國家都不接受。我和塔可夫斯基關係密切。正如你所理解的，這已經超出了罪的範疇。但是有了那個「前線」，我明白了哪裡是陌生人、敵人，哪裡屬於我這邊。我在列寧格勒製片廠看到這條清晰的界線，貫穿了日常生活和整個人生。
現在沒有這樣的界線。任何方向的攻擊都有可能，尤其經常從後面。記住涅姆佐夫背上的那一槍……對行為、態度和道德的清晰描述已經消失了。今天一個與你交流的人可能「突然」站在敵對的一邊，寫下譴責。KGB將張開雙臂接受任何這些譴責。因此，我今天的生活要困難得多，或許是因為累了，厭倦了生活在這樣的祖國，處於「前線狀態」。
關於電影的禁令
我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我感到很遺憾，我的電影仍然被禁止，我仍在聯邦安全局的監視裡中，目前還有一個關於竊聽我電話的判決還沒下來等等的。
我害怕這個長期以來一直嘲諷我的國家，同時我明白，沒有俄羅斯我就活不下去。我只有一本護照，我是俄羅斯人，沒有俄羅斯我就活不下去。我有很多機會改變我的國籍，並在俄羅斯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但是……。
關於新的文化部長
當我們得知柳比莫娃同志被任命時，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她只是一個來自第一頻道的普通製片人……怎麼會這樣？一個多民族、多信仰、有潛藏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國家，任命一個沒有相關專業、政府經驗的人為聯邦層級部長。其他部門是否可能按照同樣的原則選擇？我向柳比莫娃道歉，也許我的話太苛刻了。請原諒。
無論是總理還是議會都對文化不感興趣。文化受米亥科夫擺佈……他負責一切。
關於文化部
近年來，我毫不掩飾對俄羅斯文化部工作的疑問，這個不幸的部門早就失職，沒有完成國家交付的任務 — — 「發展產業」。如果沒有發展，也許俄羅斯不再需要這樣的機構了？
我一生都在這個行業，很難就人民的文化問題與我爭論。剩下的就是射殺像我這樣的人，或者乾脆死了，但我的生命即將結束，我不再危險。很遺憾。
論文化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
人道主義的環境是任何文明國家生存主要方式。俄羅斯國家存在的目的是文化，沒有其他目標，不是軍隊，不是經濟，不是政治。這一切只能隨著不同階層、不同族群文化水平普遍的增加。
我必須提醒你歷史的教訓：軍隊可能會失敗，國家可能會崩潰，但在所有這些與人民及其傳統的「美麗」的廢墟上 — — 文化將繼續存在，它會讓我們脫離塵土……。
關於與當局缺乏對話
當我說我現在很難在我的家鄉生活時，我的意思是這樣：無論我對當局說什麼，無論是在聖彼得堡這裡，在我們的城市保護論壇中，還是在人權理事會，我沒有得到回應。
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出於某種原因，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負責：為城市，為我的國家，為我的時間負責。現在，當我把我的國家交給年輕人時，我很誠實地對他們說：「我很慚愧，我在如此不和諧、矛盾、內部屠殺的狀態下把國家交給你們。」
關於審查
為什麼聯邦安全局的官員比我更了解電影？我在列寧格勒製片廠工作超過45年。將軍和上校很容易將絕對純粹的作品扔進政治深谷。年輕人被扔進這裡……他們摧毀「文化資本」。
關於列寧格勒製片廠
多年來我一直在重述，列寧格勒製片廠應該是一個聯邦電影製片廠，專門製作年輕的電影：短片、長片和畢業製作 — — 一個大製片廠，那裡有大師，可以向他們學習，因為沒有大學提供最終的專業技能。
令我非常遺憾的是，蓋爾曼家族顯然是在捍衛他們兒子的利益，卻破壞了列寧格勒製片廠獲得這種發展的機會，恐怕這決定了它的未來。
關於車臣
我不知道這次採訪後我能不能活下來，但我又回到了悲劇的話題。「車臣地區」的巨大道德問題，這是俄羅斯和高加索地區的經濟、社會和軍事政治問題。這個地區的軍事化沒辦法估計。據我所知，每單位人口擁有的武器數量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且是現代武器。車臣戰爭的原因都還沒能完整理解。數十萬車臣族人逃往歐洲，不想回到現代車臣地區。
我問我們的總統：國家的結構怎麼辦？正如從網路上知道的那樣，正式名稱為帕迪沙（國王之意）卡迪羅夫的人出現在俄羅斯。事實上，這並不愚蠢或有趣。畢竟，這是分離的步驟之一，是實力的展示，也是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好吧，車臣人自己正在與帕迪沙打交道。但是我們需要確定我們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治結構是什麼。那些很有錢，主張發展商業的人，能決定國家的實際政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