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不是因為有什麼非說不可,而是決絕地必須找點什麼說出來。
過去三年在香港的日子,轉眼來到尾聲了呢?一個睡袋就寢山水之間那麼愉快,我還沒有走遍香港的山哪、去過的市集也就十來個,學校的老師、跨越海峽的時事…我都還沒學好呢,還說不出來呢,怎麼已經鐘響了(我這學期住神學樓,這是名符其實的比喻)?
南非友誼給我的養份,讓我回來後每天都好快樂。在香港,人與連結總是超級豐富,我伸出枝枒,觸及好多新的朋友、部分舊的連接。有時想著:「這個、那個朋友…,倒是很久都還沒回他訊息了呀。他會理解我的思念嗎?會接受我未曾將心中的長信譜下、寄予嗎?」生活的時間是好有限的呀,讓自己活成想要的模樣,是我能給得最好的禮物,有些愛我的人接受、有些不。
這學期遇到我中大生涯最在意學生的老師近代中國史學家Rowena He。「彥,謝謝你來我的演講,看到你坐在那,我就放心多了」什麼老師會這樣ˋ用心與愛跟學生說話呢?課堂中教著不平和身份地位僵化的講者,沒幾位真的前進一步,離開講台的高度走向學生。有多少哈佛教授耐煩與學生打屁聊天、再自己熬夜到一「週」只睡八小時,自己即便趕研究,還是想陪學生看紀錄片或給present的學生回覆而參加導修課(大學生涯第一次有教授參加)。這位在大學校園重演中學式的課後散步回家的老師;跟埋頭研究致力讓天安門事件一塊塊湊齊,跟受訪者保持十幾年的關係不斷的老師,是同一位,同時展現堅定與溫柔,還有更多完整、複雜而美好的特質。想到他,總是提醒我從自大不耐的彼端爬回來;鼓舞我白天就算混掉,晚上也要努力學習,他也在那頭努力;要專心致志,雖然我步履遲緩,終究是開始。
教育不只是人口學、警治、中國近代史…,兩個小時裡在這教室所發生的,師生的權力、是否顧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相同的access發言…,這些是教育口號的落實,有教育學概念跟專長的老師真能做到,我想起在南非學global citizenship從師Joe Warren,當時選讀Vanessa Andreotti,他們談現在普行教育機構畫地複製權力結構和位階,談多少大學生被教育做「未來的世界領導人」,數據上來說,許多的確會是。(對我來說嚇人的是)這些大學生吸收要去幫助、改變未開發國家弱勢族群的觀念,卻誰來定義誰是未開發國家;忽視當地居民的智慧和生態;以從年輕時培養的英雄主義,去簡化或用一己認知解釋自己從未長期居住的環境;利用已存結構裡自己強勢過當地的權利介入去「開發」或改變;計畫及決策過程中有沒有納入當地相關者,實踐「民主」;有沒有人來監督這樣的「開發計畫」?還是視未開發國家」如不會走的孩子,當須我們世界強權國家領導者帶領(白種人的負擔, blatant racist justification to ignore that the defined development fundamentally is based on exploitation on others);如果沒有相對等的權利來監督,那麼這些領導人如果搞砸當地是不是就能毫無成本一走了之,徒留當地被扭曲的政經架構、政權真空、性侵與死亡瀰漫(想起了美軍和聯合國維和部隊「為世界和平介入」)。
理論怎麼走向實踐,如何做連結就跟學問本身一樣是學問,亦需要領導和促發。大學沒人教中間缺乏鏈接的一塊,說是學生自己的責任,用簡化的視野來看既存的問題,取代探討知識建構過程。人生學校創辦人Alan de Botton說如果學校用跟美國南方五旬節教會裡教文學詩歌…:「跟我一起念,姊妹!在宇宙洪荒之間…」「我相信!天,我看見!」,為什麼沒有想過這樣互動的可能性呢?如果教學可以打破陳俗,似教會地投入,會創造什麼樣的文學解讀?
和好朋友夜行西貢西灣,加入好多新舊朋友間,夜宿大灣。與友相結是我人生的榮耀,他們有神妙的思想、行為、關係!不想,友看著我的雙眼,說我是他想學習的對象,微笑從他們流到我之間。我必須小心地平衡虛榮感,也坦然地快樂。白天提早離開大家,沙踩在腳底仍沁涼,大家都跟我揮手道別,我是喜悅的小學生,背上書包走向沙灘的另一方。上下、上下山丘三四回,遇帶角牛群,他們(的大屁股)佔據了狹窄步道。我估量:從後面繞,若遭雙腳一後蹬,就可以跟清爽的五臟六腑就此別過了。企定等他拐進樹叢,續接的牛群三二,我直覺想搶車道一樣先過,不過,互看了一秒,我決定展現點禮節,便站出路肩,讓道予牛群三二。來路者望著我,「這小女孩,今天挺早」他想著,便開過。看著他們的背影,我是在想,交這群實在的朋友,我還敢喝鮮血牛奶媽?事實上,我好想跟他們生活,有一日願能品嚐他們自願的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