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來自Rumah Api的那把火 走進大馬龐克音樂文化
文／馬紅綾、郭智豪、黃雪瀅
世紀疫情，處於另一個「平行時空」的臺灣正遍地舉辦各式的音樂饗宴，無論是主流、獨立音樂、龐克、電音、民謠，都綻放茂盛的樣態。馬來西亞中文圈的樂迷長期受臺灣音樂文化影響至深，偶爾嘆息說大馬音樂是片荒漠。事實真如此嗎？或只因我們還沒意識到這片土地上另一種音樂文化的存在。你知道在一些國外樂迷的心裡，大馬其實是一個特別的「音樂重鎮」嗎？
回望過去 翻開大馬樂章的歷史
1972年7月末端，在吉隆坡蕉賴（Cheras）通往森美蘭路上的某一處郊外，上演大馬史上最不平靜的一個「搖滾」週末。
從星期六下午六點至星期日午夜，原本安靜的郊外密林驟然間聚集來自四面八方對音樂深感興趣的人，他們開著車或一路搭便車從新加坡、柔佛、馬六甲、檳城、怡保，朝聖般抵達此處，也有人在最靠近的馬路下車步行兩公里走入森林。當時，只要支付馬幣三令吉的入門票，即可參與當時由男童軍協會（Persatuan Pengakap）舉辦的「Camp Semangat Woodstock」 — — 被認為是大馬史上第一場露天的搖滾音樂節，並承襲1969年美國盛夏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之搖滾精神。
當年出席的樂團除了大馬本地樂團外，還有來自新加坡、印尼等地的音樂人。根據目前零星的舊報導回望那場盛會，《海峽時報》說出席人數為500人；《馬來郵報》報導共有700人參與，然而見證那場不眠不休瘋狂的人卻回憶道：「可能是報導的兩三倍。」至於當時的報導是否減少人數以淡化活動受歡迎的程度則不得而知。
但在活動的第三天早上，警察展開突擊行動，因為他們在這之前捕獲一些吸毒的參與者。除了弱化這場音樂節的影響力，媒體、政府更認為這群為搖滾瘋狂的青年深受黃色文化（yellow culture）影響。黃色文化在馬來文被稱為budaya kuning，當年的拿督斯里安華·伊布拉欣（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更指責這些飄洋過海的「西方文化」荼毒馬來青年的生活，而後國家政府禁止許多相關的搖滾活動或特殊的文化象徵，「若當年男生留著一頭長髮，你在當時將會獲得不一樣的待遇。」長期投身在大馬地下音樂研究、書寫、音樂創作的Joe Kidd回憶著七、八十年代社會對於這群喜愛搖滾人們的態度。
「Camp Semangat Woodstock」也許會讓現在的大馬年輕人驚訝，這片土地上也曾經有過主流以外，瘋狂、精彩的音樂（文化）現象真實發生。而事實上，對於一些國外喜愛龐克搖滾的朋友來說，大馬與印尼兩國是一直是東南亞地下龐克「音樂重鎮」，前者更是東南亞眾國裡，很早期就投身在龐克音樂文化的國家，只是太多藩籬與隔閡阻擋我們去認識自己土地上的音樂世界。
Rumah Api到底是什麼？
2015年8月28日，在大馬民主運動史上最盛大的集會之一 — — 淨選盟4.0集會（簡稱Bersih 4）前夕，數十萬人正經歷各種激昂、憂慮、緊張的情緒而夜不能眠，或正為隔日萬人空巷的和平集會做著各式準備：保護性眼罩、面具、糧食、大馬國旗、黃色T-shirt、黃色頭巾……，而同一時間，在安邦（Ampang Jaya）華人新村某間不起眼的店屋也匯集大量的馬來人，店裡如同每個週五傳出陣陣極速、狂亂的噪音。
接近晚上十一點，店屋外驟然因大量蜂湧而至的警察車揚起塵埃，大約130名來自武吉安曼（Bukit Aman）的警察轉眼間逮捕店屋裡約160名的男女，並扣留他們將近60個小時。當數十萬人在29號過渡到30號的和平集會上，在吉隆坡街頭以天為被，以地為席地露宿於各大街小巷時，這群人卻被關在擁擠的拘留室裡，因手機被沒收而不知外面的世界正經歷大馬社會運動歷史性的時刻。
店屋當晚的音樂演出主題為「Party Tonight, Revolution Tomorrow」，這一夜是該店屋經歷其最大規模的被逮捕行動，地點就在安邦華人社區的「舊Rumah Api」。隨著SUKE高速公路的建築項目開發，城市景觀物轉星移，「舊Rumah Api」在2017年走入歷史，如今「新Rumah Api」已經搬遷至班登英達（Pandan Indah）一座大樓的十八層。
「在這之前，警察就經常來找我。」Rumah Api場地負責人Man Beranak（簡稱Man）透過遠距網絡視訊，邊抽著菸邊回憶，「警察時常覺得Rumah Api是個反對團體，認為我是這群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的領袖，這些掌權者根本絲毫不了解龐克精神，我不是任何人的領袖，我只是個經營音樂空間的人。」
在大馬，也許有些人未曾聽過「Rumah Api」這個標榜龐克精神的地下音樂空間。大馬華人市場更是因長期接受中港澳臺的流行音樂產業輸入，培養與馬來社群不同的聆聽趣向，甚至對以馬來社群為多數的地下音樂場景更是陌生。
但是只要對地下音樂場景稍微有些許接觸的音樂愛好者，都會知道「Rumah Api」在東南亞的殿堂級地位。成立於上世紀70年代末期，被認為是加拿大硬蕊龐克（Hardcore Punk）始祖之一的D.O.A龐克樂團主唱Joe Keithley，經常在各種國際訪問身著Rumah Api的T恤衫；許多國外樂團來到大馬，指名一定要到Rumah Api；鄰國印尼許多地方受到Rumah Api的啟蒙，紛紛想建立一個擁有同樣理念的地下音樂空間或龐克社群；日本樂團多年前曾邀請Man到日本，希望他能在那裡建立起一個類似Rumah Api的音樂空間，「Banana Punk Rawk Trails」的作者Marco Ferrarese更是在書中提到大馬擁有東南亞發展最久的龐克場景（Punk Scene）。
「很多時候當我和Rumah Api的朋友們又被捉起來關，世界各地的大馬大使館都會受到當地龐克群體的電話詢問，要他們停止壓迫我們和Rumah Api，警察時常都忍不住問我們，你是誰？你和世界有什麼聯繫？為什麼大家都來聲援Rumah Api？Rumah Api到底是什麼？」Man以輕鬆幽默的語氣娓娓道出，彷彿被警察關在拘留室，是一件如同喝一杯下午茶般稀鬆日常之事。
那麼，Rumah Api到底是什麼？
從龐克音樂到龐克文化精神
表面上，Rumah Api僅僅只是個地下音樂空間；實際上，Rumah Api仍然還是個音樂表演空間，只是這空間並非使用資本主義的思維來經營，而是「龐克精神」，「只要表演者不是種族歧視者、性別歧視者、恐同者，任何音樂都可以在Rumah Api裡表演，不僅僅是龐克音樂。」Man說道。
無論是「舊Rumah Api」或是「新Rumah Api」，只要一踏入空間，即可見牆上掛著黑色橫幅所傳遞的龐克精神理念：「No Racism, No Sexism, No Facism, No homophobia, No Violence」。這裡雖然是個地下音樂空間，也是集合「龐克精神」的龐克場景，透過音樂作為文化載體的媒介，凝聚擁有相同理念之人。
樂團Carburetor Dung的吉他手Joe Kid，是本地龐克音樂圈子的先鋒之一。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當龐克音樂開始在西方掀起「青少年反叛次文化」轟動現象時，來自東海岸的Joe在十四、十五歲的青春啟蒙時期先是被龐克的誇張怪異之時尚造型吸引，並認為聆聽龐克音樂是一件很「酷」的行為。
「但很快我發現這些龐克音樂人並不是隨便亂來的年輕人，像是Malcolm McLaren、The Cure、Patti Smith，他們有很多的激進思想在裡面，當我發現這群人都在閱讀很多書，我也嘗試去找這些書來讀。」初始透過龐克時尚造型，再到龐克音樂，最後Joe意外打開另一道門，走進龐克場景裡更深領域，開始理解「龐克」理念與構建這個世界與人生，「當然如果一切概念都很好，但是音樂很爛，我大概就不會被吸引了。」
社會普遍對「玩龐克音樂」的認知多為噪音、高高梳起的莫霍克髮型或不修邊幅的長髮、紋身、黑衣等「流氓」形象。龐克愛好者、之前曾是Rumah Api常客聽眾的岑建興如今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研究所專研移工研究，對於一個來自靠海小鎮的孩子而言，他坦言，Rumah Api讓他意識到原來人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他回憶第一次走進中央藝術坊（Pasar Seni）的The Annexe Gallery聆聽一場以龐克音樂為主的音樂會時，「那時初出茅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一進去看怎麼裡面的人好像在打架，彷彿要發生事情，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只是一種聆聽音樂的情感表現。」無論是面對音樂文化、社會文化甚至只是一個人，當我們站在遠處觀看時，往往因為距離產生的朦朧與不解，於是僅僅只從肉眼表層地分析、評斷。但世事總是需要開始觸碰，產生碰撞後才能開闢另一個空間，讓陌生的兩端得以在此空間裡產生連結，就此相互了解、融合。
「無政府主義」思想是龐克音樂的其一理念價值。單純從字面上解讀，即反對國家與任何形式權威的存在，也因此「無政府主義份子」時常被執政者認為是暴動份子。對Rumah Api這個龐克音樂社群而言，Man說：「無政府主義的想像是不存在任何的權威體制，而我們也不信任任何的階級，這裡是一個集體社區，不存在領袖。」於是Man從不以Rumah Api的老闆或經理自稱，而僅僅認為是負責經營場地的一份子。社會矛盾紛爭產於人總是輕而易舉地使用自己最方便的途徑去解讀事物，並套用在所有擁有同類特質、興趣的人身上，忘記其實仍有很多異質的存在，Man也強調，龐克音樂愛好者不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而無政府主義者也不代表一定是龐克愛好者。
「我覺得可貴的是，人們對於權力的質問，像我在龐克場景裡是比較老一輩的人，年輕的小孩會質疑我，我出現在電視，我在賣專輯，我在報章寫文章，他們會質疑我在做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行為。」即使身為這個圈子的前輩，Joe還是不時因年輕小孩的碰撞而反思自身。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攸關對於自我擁有權力意識的覺醒。他意識自己是擁有權力，而非僅如當權者的客體，甚至能夠任意用權力驅使他人。
對於「奪回權力」的醒覺，如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西方的搖滾樂趨向商業主流發展，當所有的樂團夢想趨向超級搖滾巨星的路途、開始沈迷於更絢麗高難度的音樂技巧，年輕人（尤其為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人）開始意識到這些搖滾樂逐漸背離真實世界。「當紐約的Ramones龐克樂團出來時，年輕人開始察覺，『即使我只會三種和弦，我也可以自己玩音樂啊』，一個簡單的哲理，即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就可以去做。」事實上，龐克音樂的誕生其實就有著與生俱來的「DIY（Do it Yourself）」價值觀，不依賴任何權威、主流體系，做出各種嘗試。比如龐克音樂圈子發展出龐克誌（Fanzine）文化，即不靠主流出版發行雜誌，縱使雜誌看似粗糙濫造，但這種粗糙感是一種DIY的價值體現。
在龐克場景裡，「Poseur」意指「假龐克」，「Poseur對我來說，是那些完全不懂『龐克』，只是一心想追求龐克造型、音樂，喝醉的人。」Man幽默地說著自己年少時，先是從一名「Poseur」開始，隨著長時間接觸龐克音樂及龐克誌，Man如同Joe，被龐克的核心理念所吸引，「後來我停止把自己裝扮成很龐克的樣子，因為我發現龐克已經不再是造型這一回事，而更多的是思考與理念，這一切從『音樂』開始。」
龐克音樂與大馬文化的碰撞
當來自西方的「搖滾樂」或「龐克音樂」飄洋過海初抵達大馬社會時，許多亞洲國家如同身體會產生抗體般出現「文化抵抗」，其社會認為這些來自西方歐美的音樂文化是一種荼毒年輕人思想的邪惡文化，尤其是大馬以伊斯蘭宗教為國教基底的政治氛圍。大馬地下音樂如龐克圈子，多數以馬來社群為主，經營Rumah Api多年的Man看見身邊各種馬來聽眾一開始必然是先被龐克音樂或其炫酷造型所吸引，「但當他們深入後發現龐克思想與宗教教育相互抵抗時，有些人會開始迷茫失措。」
Joe也分享自己身邊的許多例子，熱愛龐克音樂的馬來朋友大多數都站在光譜的兩極，要嘛因發現衝突後回到宗教氛圍的生活場景裡；要嘛突破那個框架，走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後被社會當成異類。當然也有人能將「龐克」和「宗教」鑄熔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Man說著自己身邊有許多這樣的朋友，並且再次強調，「只要你不是種族歧視者、性別歧視者、恐同者，尊重每個人，我們是不會過問，宗教畢竟是你個人與神之間的事情。」
無論是哪一種，Joe認為，這當中完全沒有任何框架與黑白界線的劃分，「龐克精神有趣的地方是，它是不斷流動的，不會有一個固定的框在那裡。」談起早期成長於東海岸的經驗，Joe認為和如今二十一世紀的年輕穆斯林世代有些許不同，「六、七十年代時的氛圍比較不那麼緊繃，即使這些次文化的思想進入，但其中一個重要思想是，一切在於你和你的神之間，即使我不認同你走的路，也會尊重你。」
如果套用Joe的「流動說法」，亦可以解釋何以看似充斥著矛盾性的龐克文化與大馬穆斯林社會，得以在某些人身上發生參雜揉合，而這也是龐克音樂如何得以在大馬社會自行形成獨樹一幟的文化現象。若我們深入探究文化如何適地性轉化，或許就會進一步理解不同馬來社群的多元想法，而非一味將人同質化，一如龐克場景裡也存在著一群截然不同，被稱之為馬來納粹/納粹龐克（Malay Nazi/ Nazi Punk）的小群體。
Rumah Api以「火（Api）」命名，其背後故事乃是來自馬來納粹放的一把真實之火。「他們稱自己是龐克，但他們認同納粹，他們討厭華人、印度人、外國人，所以我們與這群人長時間有摩擦，然後有一天他們就來放火。」Man說道。
如同金庸名言，「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會有江湖，人就是江湖。」因此，江湖無處不在地充斥本就摩擦、挑釁等，即使這恩怨看似無關。岑建興也曾遭遇過無妄之災，「有挑釁者故意在Rumah Api特意打傷我，感覺他揮拳時是有惡意在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出於種族的氛圍，或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但之後有人把他拉出去，然後跟我同一個場合的朋友就說，這傢伙是有納粹龐克背景的。」
縱然同一個江湖總有思想上南轅北轍的群體存在，但無論是岑建興或是Joe都認為這類型的群體是極少數的，只是媒體或新聞總是習於將焦點聚焦在較負面或聳動的事物上，以至於讓「龐克音樂社群」在社會上被污名化，而這一小撮群體所塑造的的「負面形象」，往往覆蓋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
持續在社會上搖滾舞動的龐克運動
「龐克其中一個精髓，就是direct action，不依靠其他的援助，但尋求同樣的步伐去完成某樣事情，是一種的具有政治性意味direct action的組織能力，是我認為最棒的一個地方，它不單純只是一種音樂上的表現罷了，因為龐克當年的出現其實也在回應著一種社會上的問題。」縱使莫名其妙地被揮上一拳，但岑建興仍然追求龐克音樂與其思想價值。
當Rumah Api還沒搬遷去如今的十八樓，仍然位於華人新村的店屋時，這個龐克音樂社區最廣為當地人熟知的活動便是「真的免費市集（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簡稱RRFM）」及「糧食不是炸彈（Food Not Bomb，簡稱FNB）」。這兩個活動亦是世界各地許多無政府主義社群、龐克社群都積極投身的一種「社會運動」。
「真的免費市集」鼓勵人們拿出自己不需要的物資，讓有需要的人可以直接取走。這與「物物交換」存在不同的價值觀，「物物交換」仍是一種等值交換的概念，而「真的免費市集」則是一種抵抗資本消費主義的社會行動。正因主辦方認為人不斷受到消費文化鼓吹，希望呼籲在資本社會中當擁有太多物質時，也可以選擇將多餘的資源，送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糧食不是炸彈」同樣擁有抵抗消費主義的精神，但較為關注在食物層面。它關注的是流離失所之人的溫飽，這群人相信飢餓與貧窮不該發生在處處看見食物過剩，甚至是浪費的當今社會。於是Rumah Api與菜市場攤販、商業餐廳合作，提供過剩的食物給Rumah Api社群，而這群人將在某個地方煮食，而後分發給街頭流浪者或飢餓的人。
談起Rumah Api與社會連結，Man思考片刻，說道：「如果單純是音樂方面，我不覺得社會大眾會喜愛龐克音樂，他們會覺得這是噪音很傷耳朵，畢竟龐克音樂是很反叛的，但這類型的活動正是我們如何與當地社區做一個社會上的連結。」奈何這些活動隨著SUKE高速公路的建築項目開工而暫時中止。
從建築空間學原理，「新Rumah Api」位於高聳的十八樓，離地太遠，封閉的大樓空間阻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不似「舊Rumah Api」原是一個敞開的空間，地面上街頭、社區與人之間的流動連結強烈。為了爭取保留這可貴的空間，Rumah Api社群曾經做過一系列呼籲與抗議活動，但最後還是敵不過搬遷的命運。
與其說臣服於資本社會的文明發展，Man毋寧是屈服在「人情世故」之上，「如果當時的房東不贊同，我想我們會一直抗爭下去。」但是年邁的房東期許一筆養老金輕鬆地過渡餘生，Man倒是能夠同理這種心情，「想一想，當你老去的時候，你最終需要什麼？」
逝去的「舊Rumah Api」，對Joe而言是一個黃金時代，所有最美好的相遇都在那個空間裡面發生。空間的命運如同人，都是在這個大環境底下不斷流動，雖然Joe記憶中的美好年代已經步入歷史一頁，但是只要人在、空間在、精神在，「新Rumah Api」仍然持續發揮著其社會影響力，因為一個「文化空間」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空間的重要性：文化精神的孕育之地
2020年11月27日，在Joe接受訪談前一天，他剛擔任一場線上講座的主持人，該講座名為「The Underground Shifts: A Seismograph of Evolving Alternative Spaces」，與一群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工作者討論「空間」的重要性。
回想起1980年代末期從東海岸來到吉隆坡都市的Joe，長期「浪蕩」的空間即是中央藝術坊，開始慢慢意識到空間的魅力：「每個人都聚集在這裡，你可以坐在餐廳點一杯Teh tarik待到晚上，沒有人會把你趕走。於是這裡開始變成一個孕育文化的空間，大家在這裡相遇、組成樂團、開始討論龐克誌的作法⋯⋯我會說這樣的空間是很重要的，如果早年沒有中央藝術坊這樣的空間，龐克場景也無法走出這一條路。」
Joe的思緒飛梭到自己在登嘉樓的年輕階段，「我覺得年輕人需要這種空間。」談起東海岸年輕人身陷毒品氾濫的情況，他曾目睹許多真實的個案。「一個正值青春反叛的年輕時期，當你沒有事情可以做的時候，你就去騎車、在路邊喝茶、在路邊做一些很白癡的事情，然後回家。這樣的生活其實充滿沮喪。」而更沮喪的是，三十多年過去，如今的東海岸家鄉卻宛若時光斷裂在某個片刻被凝固，一切如同昨日一塵不變。
2009年Joe的樂團被一群熱愛音樂的小孩邀請到吉蘭丹小鎮Paka演出，演出結束後這群被音樂愉悅滋潤的小孩們對他說，「你知道嗎？之前我們努力湊錢打造自己的音樂排練空間，但後來警察和政府單位把它關掉，說這空間是錯的，我們不能玩音樂。」
上世紀80年代晚期，大馬一些城鎮開始出現「Jamming Studio」的出租空間，一小時只需馬幣7、8令吉，就可以短暫擁有這些音樂器材、音響設備，這些「短暫租借」而來的片刻，使得許多大馬地下樂團慢慢地形成軌跡。
隨後，「擁有屬於自己空間」的願望隨著千禧年的到來越來越強烈，有一群人開始在吉隆坡成立地下龐克音樂空間，Rumah Api的前身即Gudang Noisy（Gudang即是倉庫之意）。音樂表演、發行卡帶、製作龐克誌與T-恤衫、探討行動與議題的Infoshop，慢慢地在此空間形成獨特的次文化現象。
如今在大馬逐漸出現越來越多的獨立音樂空間（Live House），但每個空間對於「音樂」的定位不同。若該音樂空間將「音樂文化視為一種消費」，背後隱含的則是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首要考量的是該空間成本、邀請之樂團的形象定位、其樂團是否有足夠的號召力招攬消費者，從而免去資本損失之利潤等，也因此並非所有的音樂空間都願意提供機會給默默無名的樂團做演出。Man認為如今願意歡迎新樂團自由發揮的音樂空間其實並不多，「Rumah Api歡迎任何的新樂團⋯⋯除了我們，Live Fact（現場因素）也是其中一個。」
獨立音樂空間（文化空間）的重要性在於提供音樂人一個得以發聲的機會與管道，這空間的包容性將抱有同樣想法的人凝聚起來，讓彼此的思想在無數的碰撞裡產生新的火花與認知，於是更多新的可能、不一樣的樂團才能因此爆發，進而維持一個次文化音樂世界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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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寫在噪音騷動的文字以後
「一個人能長時間閉上眼睛不看，卻不能長時間摀住耳朵不聆聽。」
—— 法國學者賈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
如果透過此次閱讀的旅程，這場龐克之火為你燃燒出一絲通往另一個世界的裂痕，架起「音樂文化」與「社會」之間的橋樑，讓你看見或局部、或整體的「重要關係」，我們便清晰可見「音樂」可以帶來的不僅僅停留在娛樂消遣的表層，更是成為意識醒覺、社會行動的驅動力，重新去反思與解構政治性的權力關係、社會性的抵抗消費主義，以及族群文化的刻板印象。
如今，肆虐的疫情導致Rumah Api已經好幾個月都付不出房租，大馬許多獨立/地下音樂空間、地下樂團等也正面臨經濟的巨大窘境。事實上，疫情也只不過放大大馬的獨立/地下音樂樂團、社群、空間的困境，因為他們長期都處於不健康的音樂生態環境，許多獨立/地下樂團在一些演出中是無酬勞可領的，甚至要自付車馬費前往演出地點。同樣的，舉辦方也面臨很大壓力，背後沉重的費用很有可能讓他們過上負載的生活，若要提高演出門票價格更是糾結萬分，以至於在有勇氣站出來承擔音樂主辦單位的人並不多。
綜觀人們的月薪與每月所需繳上的生活負擔，娛樂消費儼然是一件必須經過深思熟慮才能進行的行為。在大馬文化底蘊仍不強壯的社會裡，撫心自問，你會願意花錢支持毫不認識的音樂團體與音樂節，還是更寧願去GSC或TGV看一場好萊塢電影，再去網紅聖地的咖啡館悠閒喝上一杯昂貴咖啡？
該積極尋求政府的資金贊助嗎？而大馬政府又如何培養更具文化素養的藝術文化生態，這又是另一個嚴肅而棘手的大課題。在這週而復始的惡性生態循環裡，我們該如何突破？該如何正視這些被忽略、邊緣的「文化」，如何藉由這些「文化」促進一個更具文化素養、公民意識的社會，是接下更迫在眉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