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美國近年實證研究發現，貿易自由化後的輸家，並未如同理論預期一樣移轉到貿易受益部門，導致因貿易自由化提升的整體利益無法雨露均霑，從而使貧富差距擴大，形成對自由貿易反撲的背景。
不過，如果貿易自由化確實使得整體福祉提升，即便無法透過市場機制讓輸家獲得利益，是否有可能透過政府的「貿易補償」進行？結論是，很難！
貿易補償的經濟概念很簡單，也就是將得利者的利得來補償受害者，使受害者的福利至少不低於政策變化之前的水平，使貿易開放不會對特定人形成損害。更簡單講就是，貿易補償就是在利得者與受害者之間進行貿易後的「重分配」。
然而，這個理論上很簡單的概念在實行上相當困難。首先，受害者的損害難以衡量。貿易開放後，個體的經濟損失有多少可以歸責於貿易自由化？又有多少可以歸責於其他因素？
就總體而言，美國製造業雇用人數在近數十年間不斷萎縮，過去最主要歸因於技術變革，如何將技術變革因素分離出來相當困難。另外，就個體而言，就算同在受害的產業部門，個別企業的異質性，也會使經濟損害難以直接透過會計上的變化看出來。例如，經營績效較差者看似受損較重，但事實上部分應歸責於其本身。這更進一步衍伸另一經濟問題，補償可能變成對於低效率者的補貼。
除如何進行量化是個問題外，還有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就是，相對於得利者，受害者往往處於政治或經濟上的劣勢，因此才無法阻止損害其自身的貿易開放。在這樣的前提下，很難寄望其有足夠力量，能迫使政府克服種種財政問題，推動貿易後的「重分配」。
在前述兩問題下，貿易補償很可能看得到但吃不到，或是變成如雞肋般的存在，受害者最終只能求助於社會保險或是社會福利體系。
以美國為例，研究顯示，美國政府雖因應中國進口衝擊，設立貿易調整援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計畫，但其援助維持期限較短，受害勞工事實上更加倚賴既有的社會保險制度，尤其是申報為失能者以領取失能者社保(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研究進一步發現，因中國進口產品衝擊而增加的失能者社保給付金額，足足超過貿易調整援助增加金額的30倍，顯示勞工的損失遠大於貿易調整援助所設計的給付規模，最後主要依賴社會保險來救濟。
如果社會保險或社會福利無法從得利者身上獲得財源，此將導致原有體系受到侵蝕，進一步使須倚賴這些體系的易受侵害勞工進而受害。
上述種種困難揭示，這種事後補償，或許可以成為降低貿易開放阻礙的政治辭令，但事實卻大相逕庭。換言之，如果貿易開放無法在起初就貿易對手的選擇、制度條件的設計來擴大貿易正向影響、降低貿易的負面影響，不管如何設定配套措施，最後還是回到受益、受害的兩極化。
而制度條件的設計，就包括了另一項重要概念 — 針對貿易開放的產業轉型。這部分未來會再做討論，不過，一定要講的是，「產業轉型」絕對是要逆市場的。事實上，如果什麼都不做，貿易自由化後，弱勢產業也會轉型，只不過是轉成灰飛煙滅。真正的產業轉型，是以弱者的困難為核心。更進一步講，如果強者必然因為貿易得利，主導貿易開放的最核心精神反而應是透過制度，讓潛在弱者脫離貧弱狀態。
(原文刊載於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