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身邊，近在眼前—兒童、少年與家庭之社會工作

2020/3/8/何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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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工杜鵑花節

9 min readMar 8, 2020

有別於其他族群，兒童與青少年的社會福利問題長期以來都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但對於基本經濟、政治能力薄弱的兒少族群來說，有時連一個能表達自身訴求的管道都相當匱乏（簡良平，2010），這也正是兒少社福議題棘手之處。每項兒少社會工作的背後總涵蓋著多重面向的問題，貧窮、早療、教育、心理衛生、人身自由等，當這些狀況處於一個欠缺權益保障的年紀下時，需要顧慮與思考的範圍也將擴大，社會工作者在介入與充權的過程中也得付出相當的心力，而同時也要維持專業倫理，避免案主或自身過分依賴彼此的關係。此外，在兒少領域的另一層面 — 家庭，也是需要面對的難題。當家務事變成公眾議題，社會工作者主動介入家庭運作時，也將面臨無從避免的反彈。當案主從個案轉換成家庭，所需考量的面向也將增廣，不同成員間的個人狀態也牽動著其他人的互動關係，在社會工作領域中算是範圍較廣的一類，包括家庭暴力、隔代教養、性別霸權、照護能力不足等都是可能會面臨的狀況。總言之，兒少與家庭的相關議題都與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息息相關，在每個人的一生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他領域的社會工作也多多少少牽涉到兒少、家庭領域，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兒童與青少年所面臨的困境

經濟：

不論是無法工作的兒童抑或是工作權有所限制的青少年，經濟問題總是一項難以解決的狀況。除了家庭提供和社會福利，大部分的兒少都無從為自身賺取經濟生活。隨著如今貧富差距的擴大，此項議題也更趨嚴重(林宗弘，2015)。於是兒少族群僅能依賴原生家庭、機構或是從事一些並不符合法規的低薪勞力，而背後則伴隨著生活、健康與教育的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 https://www.storm.mg/article/25422）

在社會福利政策上，往往疏忽了這一塊，不單只是補助款 — 所謂的基本保障，重點在於該如何使兒少在經濟上獲得一定的保障與獨立，而非一昧的依賴，進而達到真正的充權。

教育：

唯有透過教育才能使人進步，儘管方式、理念不一，至少這個概念雖稱的上是普世價值，但教育體系是否有幫助到每位學生，或者是在某種層面上的綁架，便是個值得反思的議題。這些綁架可能來自於體制裡不進則退的「升學」，「提升分數」迷思，或父母輩對社經地位的要求和渴望有關。儘管在十二年國教多元入學來看，教育使得每個人都有著受教育的機會，但在亙古不變的升學主義風氣中，一切的理想幾乎被抹煞殆盡。教育在其基礎上可謂是充權的一種表現，但卻缺乏了「案主自決」的理念，以至於難以達成不同群體兒少的需求。本校藍佩嘉教授的新書<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第35頁中便有提到:

「教養之所以成為再生產社會不平等的機制，不僅涉及資源的多寡與競逐，也蘊含到道德價值、情緒安全的象徵鬥爭。」

於此，如今教育體制可說是資本主義的縮影，而高風險和貧窮家庭的兒童與青少年在這樣的體制下更是蒙受了許多的不平等對待。在本校駱明慶教授於2016年所發表的〈誰是台大學生〉2.0版中，儘管自2002年起開始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法>，不同地區的18歲人口成為台大生的差距依然是個驚人數字。光是台大所處的台北市大安區成為台大生的比例就是全國平均的5.46倍，相較於花蓮縣的0.43倍，達到了約12.7倍的差距，在在顯示貧富差距對於升學處境的影響。

資料來源: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6/article/4658

如同上述，在兒少缺乏經濟的處境下，體制上的教育除了難以保障其生活之外，甚至成為一種束縛。而選擇離開體制的兒少還得背負著外在的標籤與汙名化，進而產生了不同團體間的鴻溝，使得在社會工作上溝通和予以協助的困難。當務之急應是使這些高風險家庭下的兒少重新與社會連結，而非等問題產生後才去介入，為時已晚。在盧梭的《愛彌兒》中提到:「寧可讓兒童一個字也不識，也不要使他為了學到這一些學問而把其他有用的東西都犧牲了。」便是回應這個窘境。

人身自由：

雖然這項議題稍嫌沉重，但對於每個人，特別是兒童與青少年來說都極為重要。除了新聞媒體上常有的兒虐、照護缺失、肢體霸凌、體罰、性侵等，對於身體和自由權有明顯危害的行為外，精神上的侵害也有著廣泛且深刻的影響。這些人權多在家庭與學校方面有所侵犯，在家庭的方面上，某些權益難以予以保護。以台灣目前的現況，非緊要關頭，並不會採取安置措施，但不論是實行與否，對家庭和其成員來說皆是種傷害。在學校裡，群體霸凌也象徵體制的損壞，如「八德國中霸凌案」便是一項例子(王瑞毅，2010)。而在社會位階的影響下，貧富差距在霸凌事件中也含有一定的關聯，青少年藉由權力的分配獲得位階，而這便導致霸凌的產生(吳齊殷，2017)。

圖片來源：《To This Day》反霸凌公益短片截圖，https://goo.gl/f52WHf。

家庭的角色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家庭為生命中的初級團體，但當家庭喪失照護和感情能力時，對兒童與青少年來說又是另一層面的負擔。在報導者團隊費時數年，定期追蹤個案並整理成冊於2018年發行的〈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中詳實記載著數名處於教育資源末端地區的兒童與青少年，當家庭成員因為疾病、工作能力或意願不足、吸食毒品、家庭暴力等因素而無法提供應有的照護時，社會工作者便會予以介入，但對於部分被介入的家庭來說，這樣的協助對他們是種冒犯，並表現排斥。然而對於成功進入家庭的社工而言，在處理兒童與青少年案主時，勢必也得面對其成因：高風險家庭的困境，其所包含的內容與範圍也將涉及多面向的專業與社會工作領域。

（資料來源: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7975）

社會工作者的處境：

根據統計，高達8成的兒保社工面臨超時工作的處境，而這也和案主本身權利缺乏的狀況有關(林貞岑，2013)。由於兒少在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限制，某些社工師常常處於24小時的待命狀態。且在結案後的定期追蹤也是項重要工作，不同於其他族群，大多數的案主都是非自願（involuntary）或不情願（non-voluntary）(林萬億，2013)，這也使得社會工作者在介入和建立關係上的困難。於此來看儘管看似普遍，隨時的一通113都需要需多人的心力，更需要大眾的在乎和理解，而非人云亦云，才能支持社會工作者繼續付出專業，輸送服務。而在實務工作方面，兒童保護服務包含其中的預防和處遇功能，而在預防方面由教育宣導、通報、危機處理三種類型組成三級預防，以保障兒少完整的保護。在兒童虐待處理上，包括遺棄、身心虐待、剝奪教育都為其中的一種，在通報後進行調查，若查證有兒虐之事實，個案情節嚴重者將帶離安置，而是後不論是返家、永久收養或者自立都需要社會工作的多方運作。

參考資料

1. 簡良平(2010)。偏遠地區小學教師對弱勢社區環境之覺知及其教學回應。教育實踐與研究期刊，2，37–64。

取自https://academic.ntue.edu.tw/ezfiles/7/1007/img/41/23-2-2.pdf

2.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45，45–68。取自: https://reurl.cc/e5jr47

3. 李忠謙(2014年12月5號)。童工悲歌，東莞鞋廠13歲少年猝死。風傳媒。取自https://www.storm.mg/article/25422

4. 藍佩嘉(2019)。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臺北市:春山出版

5. 駱明慶(2016)。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 — 多元入學的影響。

取自http://www.econ.ntu.edu.tw/ter/new/data/new/forthcoming/104-014.pdf

6. 羅德水(2016年8月15號)。回到升學主義源頭，讓迷思的雲霧散開。獨立評論-天下雜誌。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6/article/4658

7. 王瑞毅(2010)。以Goffman劇場理論為出發點看校園霸凌事件－以桃園縣八德國中為例。取自: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92/A16.htm

8. 吳齊殷(2017年11月28號)。「貧窮世襲」與「霸凌」何干？原來都是「有關翻身」的困局。巷仔口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