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是被問題不斷改變的提問者
一、
管理學是當前熱門的學科。從美、歐企業一波接一波的「重整」（Restructure），到英國健保單位接受企管大師的建議而改制，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紛紛引進管理理論作為「治國方針」，到臺灣引起爭議的「減少大學補助」、「提升國家競爭力」、「把企管精神引進最高學府」，乃至各個企業不定期發出的「組織精簡、人員訓練」通告，我們不能不感歎：「企管之為用，大矣哉！」
企業因為怕自己對股東不具吸引力，而大量消費流行的企管理論；經理人因為怕自己對公司不具吸引力，也急忙以企管理論裝點自己；而「企管大師」則同時以批發（企管顧問）和零售（出書、演講）的方式出售企管理論。
一個關乎企業命脈、國民生計的學術領域，現在「熱賣中」的火紅程度，幾乎已可和「美容減肥」業互相媲美。
不知是否為巧合，新一代的企管理論就是以「減肥」（裁員）為基調，而以「製造曲線」（企業重整）為包裝。
大學中成立管理學院，越來越普遍；市面上管理類圖書越來越多。產、官、學，無論是誰，好像不懂一點管理學術語就是落伍了。
一些管理大師如彼得‧杜拉克，或湯姆‧彼得斯等，或許現在名氣還不如周公、孔子、渥茲華斯或濟慈，但是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中，我們都不難發現管理理論的存在：設立規矩、重塑組織、改變語言，甚至還重組人們的生活。而且，當管理理論與自助產業結合為一體時，大師們甚至可以指揮人們的心智、教導人們如何思考，從個人如何整理書桌，到評估愛情生活，都要插上一腳。
二、
可是，管理學真有這麼神奇嗎？米可斯維特、伍爾德禮奇《企業巫醫》一書，有意戳穿這個神話，指出現今之企管理論至少有四個主要的缺點：一、它本身沒有自我批判的機制：二、它使用的辭彙用語，不但不能澄清概念，反而使人感到更為混淆；三、它其實只是常識的堆砌；四、它只是趕流行的玩意兒，理論中到處充滿矛盾，是其他比較嚴謹的學門絕對不容許的。
四大指控的背後，暗示著企管大師們是騙人高手，是我們時代中的巫師，玩弄別人的焦慮，以賣出自己口袋中的蛇油。這些大師們不乏從「生活大學」而非正統大學畢業，能夠就這麼招搖撞騙過來，乃是因為這個環境允許他們如此。現代企管理論的可信度，不會高於原始部落中使用的巫醫。畢竟，巫醫們對症的時候也不少，因為他們靠運氣，或者直覺，甚或可以從嘗試錯誤中得到經驗。
該書認為，企管理論在學術界的地位，大約和一世紀前的經濟學相等，許多基本的學說還沒有建立。企管界還在等待它的凱因斯、海耶克及佛利曼，也還沒有建立起辯論的規則。
我舊作《人文與管理》一書也談過類似的觀念，認為目前管理學各個學派之理論固然各有巧妙，但整體說來，仍甚稀鬆，原因有四：
一、學科發展時日太短，理論鑽研及實證分析均嫌不足。
二、學科的實用性質，使其理論偏重於實務應用，而較少思考其中蘊涵之各種問題。
三、該學科在興起時，系借用其他學門之觀念、架構及理論來建立自己的體系。例如傳統學派中泰勒（F. Taylor）之科學管理，是根據所謂「科學方法」來構思組織中增加效率之道；官僚理論學派，則直接挪用韋伯（Max Webor）的科層組織理論；行為科學學派，亦逕自將「社會及行為科學」用於管理理論。但我們若稍微比較韋伯理論在哲學界、社會學界、宗教學界的討論，便可發現管理學界對韋伯理論之吸收、理解與運用，實甚膚淺。其他每一部分也均是如此。像行為學派中談人性行為者，所研究之員工成就動機、心理狀態，乃至所謂人性化管理，對人性的理解，相對於心理學界、哲學界、文學界來說，也要淺易平面得多。
四、不但如此，學科本身的發展進程迄未被提出來自我反省。例如從傳統理論到系統觀念學派的修正理論，只是批評了早期僅從組織內部討論其結構、任務、管理程式等，而主張更從組織與社會環境那一面來觀察，卻未注意到這個組織本身、管理技術本身可能也須予質疑。
三、
是的！雖然不少論者將管理學推源於上古，但實際上那僅如暴發戶追敘家譜，攀扯上古代的帝王將相。整個管理學來源不古，它是為了因應工業革命後期新的生產作業環境，才被發展出來的。
在工業革命的早期，英國的貨品都是由家庭提供的家庭工業體系所製造，而且都在當地的市集出售，稱為家庭生產制。後來，獨立作業的商人，提供家庭工業的勞動者產品所需要之原料。然後商人再以特定的定價，將這些勞動者生產出的產品買下。這種方式被稱為代產包銷制。
到了工業革命的後期，工廠體系才出現在英國和美國。工廠的主權，是那些在出售產品時主要獲利的商人。商人深深瞭解到高獲利是和整體的效率息息相關的，故爾促成了科學管理運動（scientificmanagement move-ments）之形成。
科學管理學派之主要貢獻，在於運用科學方法以進行管理。其所謂科學管理，不消說，是以自然科學為其學科典範和參考依據的。整個生產製造的過程，經科學方法分析、實驗之後，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式，並以此考核、訓練員工。
這種科學化的性質，到了管理科學學派，可謂踵事增華，越來越強烈。
管理科學學派，認為計量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協助管理者進行有關生產或作業的複雜決策。他們相信，如果管理或決策乃一邏輯程式，則可利用數學符號及方程式，代表特定問題內有關因素及其間關係，藉由各種數量方法以解這一模式，即可獲得最佳解答。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說管理學已是數學及統計學的分枝，或其應用學科。
這種情形是不得已的。一個新興學科，本身之理論、觀念、方法尚未建立時，通常均是向其他學科去借。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事，但如此借用，似乎並未解決管理之需要，為什麼呢？
他們對人類行為的瞭解不夠，不明白人不是機器，也無法完全依科學化之生產方式來工作。
以至於越來越是「目中無人」的學問。其科學技術雖然能夠幫助管理者進行規劃、分析與診斷，但它的統計與定量化，需要依賴正確的衡量，而組織的許多活動均難以定量化，如服務品質、員工士氣、作業程式的變化、資源的品質，都具有不穩定性，也缺乏衡量基準。
四、
考慮人的問題而形成的管理學派，認為管理者的五項職能（亦稱為管理要素）即是計畫、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
可是這五項管理要素，都是針對「組織」說的。重點在於組織中人員之配合。可是，什麼是組織呢？在這方面，韋伯（Weber）的科層理論就被引進到管理學中來了。
科層組織（bureaucracy）是指以一組理性的建構原則，簡單說，即是上下分層、左右分科。
這個階段，顯然管理學是以政治學為學科模型的，行政官僚組織及行政程式，為其典範。
但是，政治雖為「管理眾人之事」，企業管理也可以視為政治學在現代的一個分枝，但進行企業經營與政治學的模擬論述，卻仍不免存在大問題。
因為管理學界雖然喜歡進行企業經營與政治學的模擬，但所論遠較政治學為窄，只關心「組織如何運作」及「管理者如何行使權力」以達成企業目標。其關懷層面與面對之問題，都不如政治學複雜。
在運用行政學部分，其實也很淺薄。如費堯之說，大約只是行政學之基本常識。在借用韋伯的組織理論部分，管理學予以淺化，甚或扭曲，十分明顯。因為韋伯對科層制其實是批判的。
依韋伯看，集權（Concentration）正是科層制和急遽理性化的行政系統的典型特徵。所以他說：「到處都一樣，工廠、政府、軍隊、大學中的操作方式，均以科層構造的部門為媒介，而集中到那些控制著這些部門的人手中。」
後來約翰‧基恩（John Keane）《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一書認為當代文化發展最嚴重的問題就在於：「科層主義的支配和服從關係，正盛行於當代生活一切領域。大多數現代先進的工廠和辦公室，如今變得像學校、醫院和監獄一樣。管理及專業人員力求規範、監督、控制生活衛生與死亡。
傳統的威脅與控制手段已漸遭淘汰，權力的行使，越來越倚賴各種管理方法、專業化及科學技術。……日常生活受到等級制機構網路的普遍影響，這些機構都由領導人、專業人員及專家顧問來管理」云云，其實正衍韋伯之緒遺。
韋伯還指出：科層類型的行政管理正在以其技術優勢而蓬勃發展。這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面。正如工業機械一樣，「人的機械」擴大了人的能力；這增加了人在逐漸複雜的社會中達到其目的的可能性。但韋伯襲用了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說科層制是一種有其力量和價值之所在的社會力，可逐漸發展成使人成為其附庸的社會力。因為通過理性化，人們追求可控制的外部環境，增進自己的自由，但同時也就助長了束縛自己的力量。
換言之，將韋伯學說運用於管理學中，只是一種淺俗化的借用，同時也削去了它的批判性。
五、
之後，另一類理論應運而生。例如人際關係理論或行為科學理論，都把焦點集中到被管理者之心理狀態、行為權式上。認為管理系透過他人之努力以達成目標；亦即認為管理應以「人」為主，並集中其注意力於動機、團體動力、個別傾向、人際關係等。
此時期，管理學術借鑒的乃是社會心理學及人類學。其範圍自如何影響個人行為，以至社會心理關係，均予以詳細分析。它集中於人的因素，一方面想瞭解工作環境對工作人員內在與相互間關係的影響；另一方面，以人類學文化組合的觀點來觀察工作團體。
其後麥格里（John E. Megley）又發展出X理論Y理論，從對不同員工心理的掌握，區分出兩種管理模式。之後，又有所謂超Y理論（權變理論）、Z理論、M理論等，名目繁多。
這些「理論」，其實只是心理學的一些延申。在討論員工「人性」「行為動機」時，它們借用於馬斯洛（Maslow）的心理需求說甚多。馬斯洛的基本需求層級（need hierarchy）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級：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感與愛的需要、名望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
許多管理學教科書，把馬斯洛這個講法直接寫入管理學理論之中，彷佛馬斯洛是管理大師，其論點是針對管理之需而提出的，一如他們對待韋伯那樣。
其實哪是如此呢？馬斯洛這個說法是心理學上針對人之心理動機及人格特質進行討論時，提出的假說之一。因它可借用來說明員工心理，並有助於管理者掌控員工，故獲青睞而遭挪用。其他的一些理論，如佛洛伊德的講法，就不受管理學界垂青了。
六、
可是這講來講去，都只偏重在企業體內部，把企業視為一個封閉系統。可是一般企業機構其實屬於開放系統，因為其一切活動均受消費者、競爭同業、工會、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外在因素之影響。其產出必須能滿足顧客之需要，同時其價格亦須經得與同業相競爭；且產出及投入均受法律、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之影響。過去的管理學，僅偏重於封閉的系統，且往往僅考慮到技術層次或營運層次，現在則須要從整體的關點來掌握。
注意到企業與社會的互動，自然會引入社會學之相關理論；要培養領導人具有整體層次的觀念性哲學思想，則當然也須借用於哲學及文化學。
例如醫院的目的不在於雇用護士們與廚子們，它只照顧患者。但是，為了達成此專案的，需要護士廚士。而且很快地他們就會形成一個工作社區（Work Community），有著其自己的社區任務與社區問題。
工廠並不是要製造噪音與排出烏煙臭氣。它可能是要製造高度績效的金屬器，來服務顧客。但是，為了做到這些，它產生了噪音、製造了熱度、也排出了烏煙臭氣泇。
這些問題，企業不能迴避，故生態、環保、社會安全、企業倫理，過去都與管理學無關，而現在全都有直接關係了。
社會文化與企業彼此間野存在著互動性。社會文化影響消費傾向；社會文化規範了企業倫理；社會文化影響社會態度。反之，企業改變或增添了社會文化；企業改變或修正了社會價值判斷。
現今，多國籍企業又越來越發達，跨國公司在不同文化區域也面臨不同的管理問題，因此管理階層對社會文化，尤其是多元文之比較研究，越來越迫切，管理學乃越來越趨向於社會文化分析。
正因為一國或一地之社會文化會影響其企業，所以後來管理學越來越常從該國之文化傳統中發展出一些管理觀念來。
例如日本管理學界，即喜歡由《論語》《貞觀政要》《孫子兵法》或陽明學等來談管理，形成「日本式管理」。
繼日本人從經典中學習「帝王學」之後，西方的管理思想也逐漸借助於傳統經典。美國紐約哈特威克學院（Hartwick College）首先把經典作品融入管理教育的課程中。該學院經濟管理系主任梅爾（Douglas F. Mayer）曾著有《莎士比亞管理學》一書，又與克萊蒙（John K. Clemens）合寫了《經典管理：世界名著中的管理啟示》。他認為現代管理思想可以從經典中學到很多東西。
目前這類文化管理，又稱經典管理，方興未艾，東西方都正藉此發展其特殊之管理學。臺灣與大陸，講中國式管理者，亦皆取徑於此。
七、
由這樣的發展來看，管理學其實是由科學向人文轉化的學科。
這個新興學科，本無觀念、方法、術語，故以自然科學、工業生產為典範，建立其觀念、方法與術語。且逐漸客觀化、抽象化、普遍化、定量化、模型化，形成科學管理與管理科學諸學派。
組織理論，所採取的學科典範，乃是政治學，且以行政學為主的。
從自然科學典範，經行政學而轉向心理學，管理這個學門逐漸向社會科學靠近。行為科學學派之崛起，尤其可以表明這個趨勢。但所謂行為科學，本身仍較強調其科學性質，對價值問題亦少涉及，其人文性仍是不足的。
管理科學學派、行為科學學派之後，通過系統理論，管理學日漸發現它須面對社會、面對文化。社會責任、企業倫理、文化傳統、哲學理念，在管理學中越來越為重要，管理學才逐漸成為一門人文學。
現在管理學界的朋友，對此趨勢，還有不少人不知道、不認同。
可是，管理學之逐漸人文化，是如此地明顯，不接受已經毫無意義。關於社會責任之類問題，我們也不能忘了：企業之所能存在，是因為社會允許他們存在。因此，他們必須反應社會需求。在經濟成長比社會目標還要重要的早期階段中，廠商可以將全副氣力放在經濟成效上，並不會引來太多社會責難。但是，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改變了。企業不僅被付予經濟成就的要求，還要擔責社會的需求，而且公眾的需求是不容老闆們否認的。現代工業社會中，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原本也是由大企業所帶來，因此，企業有責任去幫忙解決或改善這些問題。而且，既然企業控制了我們社會中的許多資源，他們就該貢獻出部分資源來促使社會更好。
不止此也。我們還面臨一個新現實，那就是「跨國經濟⎯⎯跨國生態」。
跨國經濟主要是由資金流動，而不是由商品和勞務貿易塑造的。資金流動有自己的動力。各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但無法塑造跨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反而日益受到這些市場的影響。
在跨國經濟裏，像土地和勞力這些傳統的「生產因素」，已日益不重要。資金在變得跨國化而且隨處可得之後，也同樣不再是足以讓一個國家在世界取得競爭優勢的主產因素。匯率也只是在短期內具有重要性。故「管理」已經成為決定性的生產因素，而且也成為競爭力量的基礎。
現代的經濟理論雖然仍假設，主權國家是唯一（至少是最重要）能做出具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的單位。可是，在跨國經濟體系裏，這樣的單位事實上共有四個，彼此互有影響，其中任何一個單位都不受制於其他單位：一、主權國家是其中的一個，個別國家當然還具有重要性。可是，現在經濟決策權力正逐漸轉移到第二個單位，二、區域性的經濟聯盟上。例如，現在的歐洲共同市場和北美洲。 第三個單位是一個幾乎完全自主，由資金、信用和投資流動所組成的真正世界經濟。這個經濟體系是建立在不受國界限制的資訊上。
最後一個單位是跨國企業。故經濟政策的含義漸漸不再是「自由貿易」或是「保護主義」，而是區域聯盟之間的「互惠」。
在此同時，新的跨國生態也出現了。跟資金和資訊一樣，環境保護已不再有國界。現在，重要的環境保護問題（例如，大氣層和森林的維護）已經不是單靠一個國家的行動，或一個國家的法律就可以解決的。
這些問題不能當成敵對性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跨國的政策。過去，我們常將生態保護當做局部性、孤立、個別的事件：像洛杉磯或墨西哥市的空氣污染、某國動物瀕臨絕種，或是石油污染某個海灘。可是，現在即使是局部性的環境保護事件，它的影響也絕不是局部的。污染不受國界的限制，例如美國中西部鋼鐵廠排出的硫化物，會變成侵蝕加拿大森林的酸雨：瑞士和法國阿爾薩斯地區的化學工廠排放到萊茵河的有毒化學藥品，會污染荷蘭的飲用水源；烏克蘭地區核子事變所排放山來的放射性粒子，會污染瑞典的蔬菜和蘇格蘭的牛奶。所以要保護人類賴以維生的生態，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工作。單單把生態問題當成某個國家的問題來處理，絕不會成功；把生態問題當成敵對性問題，由一個國家指責另外一個國家污染環境，也是不再有效的。
在這個新環境中，越來越注重企業與整體環境關聯的管理學，又怎能不關切生態問題呢？一個人文的、倫理的、生態的新管理學典範，才能引領我們邁向廿一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