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數位環境：信任問題(Trust Issue)
信任（trust）一詞，源自於古斯堪納維亞語 traust 以及古高地德語 trost，意指「身心安頓，高枕無憂」。
什麼是「信任」？
信任就像是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膠水，在建構社會的過程，信任的重要程度遠遠超過一切。一個相互信任的社會，公民參與增加、貪污腐敗減少、抗災能力增強、經濟不平等和減少非法活動減少；幾乎所有研究信任的研究人員都得出結論認為 — 信任改善了人類的經驗。
然而，信任需要長時間去建立，卻能很輕易去破壞，並且要花一輩子去重新建立。(Trust takes years to build, seconds to break, and forever to repair. — Unknown)
數位環境中的「信任問題」
2018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指出，公眾對社會的信任度處於歷史最低。不管是人與人之間，還是人們對企業、政府、權威，都越來越不信任。
建立信任需要成本
如果「信任」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建立這樣的信任機制必須要付出不小的成本。
從過去到現在，有許多機構(政府、銀行等)負責維持不同領域的秩序，並且扮演公正的中間人角色來建立信任。例如銀行在每筆資金交易中，扮演公正中間人，讓我們能放心存錢、轉帳；又或者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審計公司廠商訂單、營運報告等真實性，讓銀行或資本市場能夠放心的依據其報告投資。這些中間人－也就是公正第三方，耗費了巨大的成本和時間去建立社會信任。但隨著數位環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例子和證據顯示這個「公正中間人」的存在造成了潛在風險和權利分配不均的問題 — 因此有了社會的信任危機。
問題在哪裡？中間人的潛在風險
從古到今，我們可以從歷史一次一次驗證，所謂的公正中間人，本身常常是不公正的，甚至是「被迫」不公正(例如中心系統的脆弱風險、被駭客入侵)。例如我們前幾篇提到的數據外洩的發生；又或者委內瑞拉的醫院或許會因為經濟因素，選擇販賣病人的資料；或是掌握交易資料的銀行倒閉，導致用戶損失和金融海嘯。
中間人管理不佳的例子：紅十字會如何救援海地大地震
2010年時，海地發生了規模7.0的地震，有大約10萬人遭到活埋，死亡人口大約5萬人左右。地震過後，美國紅十字會募款到的金額大約為五億美元，且1.7億美元被列為災後房屋重建的專項資金 — — 原先計畫要建造3個永久性社區，但最後美國紅十字會總共只建造了6個家庭住所。被踢爆的美國紅十字會被發現資金使用效率嚴重低下，同時存在管理問題。
雖然輿論不斷要求美國紅十字會公開收支，但是美國紅十字會還是一直拒絕這些要求，並不願意公開各個款項的具體流向(或是連他們也不知道內部的收支流向)。缺乏透明度讓人們對於美國紅十字會，甚至是整個慈善事業的信任大為降低。之後2013年，他們在海地建造基礎設施的項目也因為土地糾紛、紅十字會內部領導更替而告吹。
紅十字會表示：91％的捐款用於幫助海地人。但這不是真的。
目前的解決方法？
聯合國的「網路治理論壇」就曾提出：現代國家在做網路政策時，應該要捨棄過去的菁英政治的模式，而應進展到「多方利益團體運作機制」來達成，讓政府的政策形成機制能縮短官僚與人民之距離。[1]同樣的概念也可以放到非營利組織、私有企業或任何團體組織的運作 — 透過增進效率和透明化其運作去縮短組織和人民的距離，並增加各方參與度來建立互信的基礎。
最先進的數位政府：愛沙尼亞
從2014年愛沙尼亞政府發展數位政府計畫開始，愛沙尼亞的幾乎所有公共服務都通過每個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數位身份操作。這種數位基礎設施背後的技術是基於加密技術和區塊鏈技術將數據分散、防止重複、並且可以安全地共享。他們為了在數據保護和有效的數據共享中取得平衡，建立了：
一、透明的流程：為公民提供元數據和數據控制；
二、使用科技來證明和驗證：他們利用公鑰基礎設施(PKI)、電子ID系統、雙重身份驗證等加密技術來確保數據安全；
三、建構以數據為中心的保護：從架構到法規和心態，政府和民眾都建立對於數據和隱私保護的共識。
有效的數位化政府必須要讓人民相信其政府的開放系統。如果缺乏信任，那麼人民就會拒絕將他們的個人數據交給政府處理。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高透明度、加密(數位簽名和數據加密)以及分佈式帳本(也就是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讓數據不會被改寫或被不當使用。這些措施都提供給人民對於其個人數據更多的掌控。在愛沙尼亞，人民可以檢視誰訪問了他們的數據 — 以醫療保健登記處為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他們的醫療記錄的位置以及誰看過他們，但愛沙尼亞人可以明確地看到哪些醫療專業人員看過了他們的數據、做了什麼的工作、以及何時進行 — 任何沒有充分理由訪問他們的數據的政府官員都可能受到質疑和起訴。除了愛沙尼亞，其他國家也開始朝透明化、開放和數據安全的政府的方向走。例如瑞典正在測試基於區塊鏈的土地登記系統，杜拜政府希望在2020年之前導入區塊鏈技術的分佈式賬本。
ICO新創公司：
目前有很多的ICO和新創公司都很積極的發展以區塊鏈為基礎、幫助人們重塑信任的公司。例如最先因為「信任」的改變而受影響的非營利組織。
例如Charity DAO：Charity DAO希望在以區塊鏈技術，在以太坊(Ethereum)創建一個分散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他們希望捐助者能夠控制自己的捐款，並以高度透明的方式分散。就像一個傳統的公司，除了沒有中心化董事會，參與DAO的每個人都對組織的方向投票。他們計劃利用這種結構來改進大多數傳統非營利組織的當前模式。去中心的管理架構可減緩欺詐和貪污的風險。並且通過以太坊，他們所做的每一個舉動都是公開的、高度透明的。且捐助者將確切知道他們的錢在哪裡，甚至是何時發生，並減少人為的錯誤。此外，在區塊鏈上託管慈善組織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減少成本。捐款者的錢能較大比例的投入項目之中。且由於加密貨幣的性質，資源可以快速、全球性的轉移，能夠避免昂貴的國際交易費用。
為什麼區塊鏈技術可以幫助重新建立信任？
在過去幾世紀，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加入社會群體，並擴大了人類的「聚落」，人們設計出所謂的「信任第三方」來確保社會體制的運行，例如法律、監管機構、政府等等。讓我們正式的和靈長類動物的社會模式拉開距離(人類和動物最大的差距就是「聚落」的大小，人類可以透過合作，運行大規模的社會體制；但靈長類沒有辦法)。矛盾的是，隨著社會規模持續擴張，我們必須耗費資源來擴大人力、擴大機構規模。例如，我們要增加更多的會計師、律師、監管機構、警察等等；但這種擴張反而導致了難以管理、難以維持和成本上升等問題，限縮了人類的「社會可規模性(Social scalability)」。[2]
而區塊鏈最有價值的功用，就是可以避免這種矛盾。由於其對於「信任」的概念和現有的概念完全相反，且它可以跨越傳統機構的限制(例如：高額手續費)來運行，因此區塊鏈無需受到「人」的干預，且在成本較低的情況下，即可提供良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區塊鏈所建立的「信任最小化」(Trust Minimization)正是為什麼我們能夠「信任」這項技術的主因－它的工作原理其實是通過減少在數位環境下交易(不只貨幣)可能產生的相關漏洞和風險來增加對網絡的信任。簡單來說，當簡化整個網路運行的模式時，就能夠大量減少漏洞和人為風險導致的不信任行為發生；相反地，舊觀念則是認為要增加更多的人力和法律等，來確保體制的安全。
結論
從2017年開始，我們發現世界處於失去信任的新階段
隨著人們不再將政府、公共機關和私人企業視為可靠的合作夥伴－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充斥著許多「信任」問題。在數位環境下，現行的制度已經不具有公信力，因為人與人之間無法信任，甚至是曾經可以信任的第三方認證機構也不再可信。區塊鏈不只是只能運用在加密貨幣中。區塊鏈的主要價值，就是建立一個「不需要單一中間人」的信任體制。簡單來說，就是在沒有單一中間人介入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仍然可以在網路上進行直接、公平的交易；這也是中本聰在比特幣白皮書中所傳達的核心價值 — 信任。
在數位環境中，安全和效率之間本身就很難做選擇。但是區塊鏈的社會可規模性可以找到折衷－它的架構提供所需的高安全性，但和中心化系統比起來，它的效率相對較低，且需要耗費電力和大量的CPU處理能力。但是未來，根據摩爾定律，隨著運算能力和可再生電力資源的成本持續下降，這樣的折衷會越來越有益。這並不代表現有的機構可以很容易的適應這種新的架構和概念，或是這是唯一建立信任的方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區塊鏈的概念開啟了擴展人類獨特性的可能性，並能改進在數位環境中的「信任」問題。
[1]:https://www.inside.com.tw/2017/06/02/twigf
[2]:Money, blockchains, and social scalability（比特幣大師Nick Szabo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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