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台灣地方選舉：政治極化與資訊操作的新挑戰
許嘉元／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
陳韻如／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
背景闡述
近年來台灣不論地方層級或是全國性的總統立委選舉，都時常觀察到針對選舉議題的資訊操作痕跡。這些資訊操作的目的，往往不僅止於試圖影響台灣選舉的結果，更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台灣社會內部的對立，形塑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不互信感，進而帶給受聽者資訊超載與政治冷感，對台灣民主制度與社會對話產生排斥與不信任。
台灣民主實驗室針對2022年11月24日的地方九合一選舉，除了實施「境外影響選舉觀測平台」，也在選舉當天於全台六都與宜蘭縣共計 16 個投票所外實施出口訪調，並於選後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3 日之間於網路針對20歲以上具台灣公民權的民眾實施線上調查。兩項調查分別共回收 935 份以及 1000 份有效問卷，計畫實施與調查初步描述統計結果皆於今年 1 月 12 日於「2022 不實訊息對選舉影響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數據」公布。
計畫發現
- 「政黨傾向」在本研究中對於許多政治結果變項（如對特定政黨厭惡程度、政治極化程度、對台灣民主現況滿意度等面向）深具影響力。具體而言「政黨傾向」會影響受訪者對選舉制度信任程度和台灣民主現況的滿意度，且在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的分析結果中，皆呈現相似的趨勢。
- 經第三方查核組織查核過的不實訊息在觸及方面，不同政黨認同傾向的人聽過的比例未達統計意義上差異。但爭議訊息方面，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在聽過這些爭議訊息的比例上明顯高於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而無論是已經核實的不實訊息或是部分事實的爭議訊息，「政黨認同」的不同，都會影響受訪者對該訊息的真假判定。
- 當受訪者被問到假訊息都是來自哪個陣營時，約有近兩成（共195名）受訪者認為假訊息來自境外，而其中絕大多數（193名）受訪者認為假訊息來自中國。然而有五成的受訪者認為假訊息來自國內，且不分陣營都在傳播假訊息。另有兩成左右受訪者認為假訊息來自民進黨，而認為假訊息來自國民黨的受訪者比例不論在出口訪調或是線上調查都遠低於民進黨（出口訪調認為來自國民黨的受訪者比例為民進黨的約一半，線上調查約為五分之一）。
- 民進黨與國民黨支持者的極化程度（當親近的人轉而支持不喜歡政黨時，感受到的失望程度）相較於不支持特定政黨的受訪者更高。整體來說，政治極化程度越高的人，對公共與政治議題的感興趣程度越高，並對於台灣選舉制度的信任度也越高。
- 政治極化程度較高的受訪者，也更頻繁的針對網路上的資訊進行搜尋跟確認。但在面對不確定真偽的訊息時，傾向 1）會參考信賴的資訊來源，來查核這個資訊。2）如果資訊來自自己信任的媒體或機構，會選擇相信。兩者都僅在同溫層內進行查核，可能會對媒體識讀造成挑戰。
- 不同政黨認同的受訪者間普遍傾向信任台灣選舉制度。然而面對相對抽象的台灣民主現況滿意度時，則會因對執政黨喜好的差異，產生相反的結果，即討厭執政黨的受訪者多數對民主現況不滿意。
- 資訊超載方面，認為選舉相關資訊太少的受訪者平均而言對政治有最高的興趣，但「認為選舉相關資訊太少的受訪者」與「認為相關資訊量過多的受訪者」都對台灣民主現況有較低的滿意度。另外，認為相關資訊太多的受訪者相較於覺得相關資訊剛剛好與太少的受訪者，也對選舉制度有最低的信任程度。
- 大學以下的受訪者裡，教育程度沒有帶來顯著意義上的政治極化差別。但回答非常失望的受訪者有較高比例畢業於普通大學或是有碩士學歷；特別是碩士學歷的受訪者裡，對於親近的人轉而支持討厭的政黨感到「非常失望」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也就是說，碩士學歷的受訪者政治極化的比例最高。
本篇分析報告，接下來將針對兩項調查中不同變項之間的交叉分析與其結果進行說明，並進一步嘗試回答包含假訊息與本次選舉之間關聯的各個主命題。
訊息暴露度與脆弱度
本次計畫分別納入了 3 則不實訊息（出口訪調僅 2 則）與 5 則爭議訊息案例。不實訊息與爭議訊息這兩種訊息的差別在於，不實訊息已被第三方查核組織[1]核實為假，但爭議訊息在半真半假的內容與性質上較難被查核。在這個階段，我們先將各個不實訊息與爭議訊息的聽聞與相信的樣本數量分開加總，以測試本次調查受訪者們在不實與爭議訊息題組的訊息暴露度與訊息脆弱度，並用人口變項、政治變項等進行迴歸分析預測。
訊息暴露度
訊息暴露度的部分，我們透過受訪者聽聞過幾則不實與爭議訊息的數量來進行定義，聽過越多則代表暴露度越高。在線上調查的分析中，人口變項方面，男性及高齡受訪者的訊息暴露度較高，教育程度則沒有顯著差異。居住地方面，台南、高雄與非六都縣市的受訪者比起雙北縣市的人的訊息暴露度較高。
政黨傾向方面的不同並沒有廣泛的在不實訊息的暴露度上帶來顯著差異（除了出口訪調的「習近平支持國民黨」案例，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有顯著較高比例看過），但在爭議訊息的暴露度卻多數有顯著差異。而關於假訊息來源，認為「都沒有人在傳假新聞」相較於指出其他特定陣營或是認為「不分陣營都在傳」的受訪者的訊息暴露度最低。資訊超載部分，認為資訊量太多的受訪者相較於覺得剛剛好與太少的受訪者的訊息暴露度，也就是聽過的不實爭議訊息數量明顯較高。此外覺得他人與自己想法不同意味著被挑戰、訊息查核主動性較高也顯示較高的訊息暴露度。
出口訪調部分，高齡者同樣有較高的訊息暴露度；性別、教育程度與居住地方面則沒有影響，政黨傾向方面也沒有差異性。假訊息資料來源方面則是覺得「不分陣營都在傳」或「都沒有」的人有著較低的訊息暴露度。另外，在資訊超載變項，認為資訊太少的人也有著較低的訊息暴露度。
訊息脆弱度
訊息脆弱度（低至高 0–5）的部分，則是對於不實爭議訊息案例相信的數量多寡，相信越多則代表脆弱度越高。在線上調查中，性別沒有明顯的差異，年齡方面，20–29 歲平均相信的訊息案例數量最低，70 歲以上則傾向於相信較多則的不實爭議訊息案例，換句話說訊息脆弱度較高。教育程度與居住地的不同沒有明顯差異。另外，關於認為「今年的九合一選舉中假訊息主要來自哪個陣營？」，覺得是來自民進黨之外的人有著較低的訊息脆弱度，也就是較傾向不採信這些訊息。
出口訪調方面，30–39 歲與 50–59 歲較 40–49 歲的人有著較高的訊息脆弱度。居住地方面，非六都縣市比雙北市民眾更可能相信是真的，其訊息脆弱度也更高。政黨傾向方面除了民進黨支持者外有著較高的訊息脆弱度。假訊息來源則也是覺得來自民進黨以外的人較可能相信是假的。
這部分評估與本次兩問卷收納的合計 8 項不實與爭議訊息案例的立場，多數傾向抨擊執政當局/ 民進黨有關。這次調查中，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兩問卷分別放入了2 則與 3 則經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查核為假的不實訊息，以及透過本單位「境外影響選舉觀測平台」資料庫評估傳播效度與討論熱度較高的 5 則爭議訊息。台灣民主實驗室雖在不實訊息的挑選上滿足不同政黨傾向間的訊息立場多元性，但爭議訊息部分由於傳播效度與討論熱度方面的考量，在滿足政黨傾向多元性上較有挑戰。
由於本研究在不實爭議訊息案例挑選上的限制，故僅能用以推論政治傾向的不同，導致對於台灣民主信任程度、訊息案例觸及與相不相信等變項表現的不同。因此讀者在閱覽本研究分析結果時，需特別注意分析過程所得之趨勢與傾向，皆不能單一概括為某特定政黨認同族群之全貌。
不實訊息觸及與採信特徵樣態
在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中，由於出口訪調實務上的時長侷限，以及做票相關爭議常在選後才發酵，所以我們分別呈現了經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查核為假的不實訊息（出口訪調 2 則，線上調查 3 則）與5則爭議訊息，不實訊息案例如下。
不實訊息案例：
- 數發部選舉做票（僅線上調查納入）
- 農委會偷偷開放台灣養豬業者也可使用瘦肉精
- 習近平公開呼籲支持國民黨
1. 數發部做票案例（僅線上調查納入）
在相不相信本訊息案例的情況上，支持國民黨的受訪者較民進黨與其他政黨支持者認為「可能是真的」、「很有可能是真的」以及「絕對是真的」的百分比總和更高。如果以「討厭」與「不討厭民進黨」進行分群，「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也在本案例的相信比例明顯高過「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而認為假訊息來源為民進黨的受訪者相較於不分陣營都在傳的受訪者，相信此訊息的比例也同樣稍微較高。
明確表示支持國民黨的受訪者有較高比例「都有聽過」，民眾黨支持者則有較高比例「都沒聽過」。在這則假訊息的接收、是否分享與相信程度上，不同政黨支持者間的表現雖未達統計意義上的差異，但仍可以看到訊息本身的立場與不同政治傾向受訪者之間的分佈情況有關。譬如「數發部做票」及「農委會開放瘦肉精」的訊息都是針對執政方，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就有比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更高的看過比例、分享分數以及相信分數。
覺得假訊息來自境外勢力或民進黨的受訪者的有較高比例「只聽過類似資訊」。認為假訊息主要來自其他政黨的人，則有較高比例「都有聽過」; 覺得「不分陣營都在傳」或者「都沒有看到假訊息」則是有較高比例「都沒有聽過」。
這幾則訊息在政治傾向立場上為攻擊執政當局/民進黨，支持國民黨的受訪者接收該訊息的比例較高於其他政黨傾向。更細部來講，國民黨支持者在「只聽過類似訊息」與「類似及反駁的消息都有聽過」的比例都明顯高於民進黨與民眾黨支持者。同時，支持民眾黨的受訪者呈現「都沒聽過」的比例同樣相較於國民黨與民進黨支持者更高。認為假訊息來源主要來自境外勢力[2]（主要為中國）或是某特定政黨的民眾，接收到這訊息的比例也同樣較高。綜上所言，政治傾向的立場在本訊息案例中不同受訪者之間不同反應的差異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2. 農委會開放瘦肉精案例
在「農委會開放瘦肉精」的案例中，雖說政治傾向上，這則訊息的立場較為偏向抨擊執政當局/ 民進黨，但可以發現認為假訊息來自民進黨與「境外勢力」的受訪者接收到這則訊息的比例較高，而覺得是其他政黨或者都沒有傳的民眾有較高比例「都沒聽過」。不同縣市地區之間的比例分佈與不同政黨傾向兩方面在交叉分析中都顯示關係不顯著，這表明本訊息在不同縣市與不同政黨支持者間的傳播情況類似。採信情況來說，出口訪調裡，國民黨支持者有著最高的比例傾向相信這則訊息，而後依序為「民眾黨支持者」與「無特定支持政黨」的受訪者。然而線上調查中，國民黨與民眾黨的支持者對此案例傾向相信的百分比接近，且高於其他政黨支持者。
3. 習近平支持國民黨案例
「習近平支持國民黨」不實訊息案例的情況接近於同溫層內的訊息傳播。這則訊息案例政治立場上，應該較為符合民進黨支持者的觀點。政黨認同方面，民進黨與其他政黨支持者有較高比例「只聽過類似資訊」，「都沒有聽過類似或反駁訊息」的比例較低。國民黨支持者與沒有支持特定政黨的民眾在「都沒有聽過類似或反駁訊息」的比例最高。覺得假訊息來源主要是境外勢力或是「除民進黨以外其他政黨」的受訪者有較高比例在「習近平支持國民黨」案例中表示「只聽過類似的訊息」，而覺得假訊息主要來自境外勢力與覺得不分陣營都在傳的民眾也有較高比例「都聽過」，覺得假訊息主要來自民進黨或者覺得「都沒有看到假訊息」的民眾則有較高比例「都沒聽過」。
該案例採信的情況方面，民進黨支持者傾向於相信的比例高於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支持者。若以討厭與不討厭民進黨進行分群，也同樣發現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有更高比例傾向相信此則訊息為真。此外，認為假訊息來自民進黨的受訪者，不論在出口訪調還是線上調查中，都明顯傾向於不相信此訊息。
爭議訊息觸及與採信特徵樣態
本次調查我們所採用的爭議訊息案例如下：
- 台灣政府花費 9400 萬鉅款透過政治公關公司遊說裴洛西訪台。
- 高端二期臨床試驗的合作廠商「丘以思」是一家不折不扣中資公司 #抗中保台結果竟然需要靠中資公司。
- 今年 8 月 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島周圍進行實戰化聯合演訓，並貼出解放軍持望遠鏡眺望台灣東岸與國軍蘭陽艦的照片。
- 台大科考船在台灣島以東海域遭日方干擾，中方表示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中國科研機構完全有權在該海域展開科考活動，外國不應干涉。
- 故宮打破的文物是贗品，國寶真品已經被台獨分子私下賣到美日。
在五則爭議訊息的案例中，裴洛西、高端中資、解放軍眺望、台大科考船與故宮文物這五個案例中，最明顯的變項差異在於「政黨認同」方面。相信這些訊息的受訪者明顯支持民進黨的比例較低，支持國民黨、民眾黨的受訪者比例明顯較多。另外，在線上調查中，幾乎都是：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有較高比例聽過且相信爭議訊息（兩群百分比相差 10% 至 25％ 達顯著差異）。觸及方面，明確指出「假訊息來自特定陣營」的受訪者聽過的比例也比「不分陣營都傳」的多。
但是在出口訪調中，討厭與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之間在「解放軍眺望」、與「台大科考船」的聽過比例沒有顯著差異，但裴洛西、高端中資與故宮文物這幾個案例之中，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聽過的比例都顯著更高。同時，透過分析我們也發現相信這五則爭議訊息的受訪者，有更高的頻率會查核訊息正確性，並對政治與公共議題的更感興趣，且對台灣民主制度現況有更高的滿意度。
儘管不同的爭議訊息在相信比例上有著不同的情況。但除出口訪調中「故宮文物」案例以外，其餘四個爭議訊息案例在線上與出口訪調中，「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都有相較於「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明顯有著更高的比例傾向於相信這些訊息為真。「裴洛西」與「高端二期」也廣泛的被「認為假訊息來自民進黨」的受訪者們採信。除此之外，「高端二期」這則訊息也以相對更高比例被「非民進黨支持者」的受訪者們認為為真[3]。
不實與爭議訊息觸及採信比較
有關三則經過第三方查核組織查核為假的案例，在線上調查的分析中，「聽過」的比例在支持不同政黨的受訪者之間都非常接近。而透過將討厭與不討厭執政黨進行分群的話，對執政黨不滿的受訪者則有更高比例會相信與在社群媒體中分享。在出口訪調中，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有較低比例看過「習近平呼籲支持國民黨」的消息，並有較高的比例認為是假的。
另一方面，五則爭議訊息呈現稍微不同的情況，政黨傾向的不同確實影響受訪者是否聽過該訊息。相較於民進黨支持者與無特定政黨支持者，國民黨支持者有較高比例認為訊息為真，甚至在相信、不相信的分佈趨勢上與民進黨支持者及無特定政黨支持者呈現相反的態勢。
綜上所述，經第三方查核組織查核過的不實訊息在觸及方面，不同政黨認同傾向的人聽過的比例儘管有差異，卻未達統計意義上的差別，然而爭議訊息就存在不同政黨認同者之間在接收情況上的差異，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在聽過這些爭議訊息的比例上明顯高於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已經核實的不實訊息或是釐清與對話成本較高的爭議訊息，「政黨認同」與「認為的假訊息來源」的不同，都影響受訪者對該訊息判定是真是假。
可能的中介效應
在實施線上調查時，因為受訪者應答狀態與問卷設計的彈性較高。我們將受訪者對台灣民主現況滿意度、如果被人提出不同觀點會不會覺得被挑戰、主動查核訊息真偽的頻率、有沒有去投票等變項也納入問卷中。由於線上調查所涵蓋變項較為齊全，所以這裡的分析僅採用線上調查（詳細線上調查抽樣方法與實施細節，請見 2022 不實訊息對選舉影響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數據）。
選舉信任度與台灣民主滿意度
有關選舉信任度與民主滿意度的分析中，我們探索了「政黨認同」及「認為假訊息來自哪裡」與選舉信任度和民主滿意度這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分析過程中我們試圖理解了「政黨認同」與「假訊息來源」在「沒有控制」訊息脆弱度（爭議訊息案例的相信數量）與「有控制」之間的係數變化。如果在這裡的中介檢定中，係數的變化是顯著的，便代表「政黨認同」與「假訊息來源」對於政治結果的影響，是會透過訊息脆弱度這個部分來造成間接的效果。具體來說，我們會檢定間接效果的的相乘積是否為0，如果統計結果顯著，就表示具有間接影響，好比說如下圖，認為假訊息在國內「不分陣營都在傳」的間接效果(乘積)為-0.74*-0.09，綜合所有的結果「不分陣營都在傳」與「都沒有假訊息」的中介效果都並不顯著。
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調查中認為假訊息來自境外的受訪者，主要都反映來自「中國」，在近兩成的 195 名受訪者中，有 193 名受訪者表明假訊息來自中國。而在對選舉信任度與民主滿意度影響程度的中介檢定中都發現，「認為假訊息來自境外勢力（主要為中國）」以及「認為假訊來自民進黨以外其他政黨」的係數有明顯的削弱，但在政黨認同方面卻沒有顯著變化。
換句話說，透過上述的分析脈絡，我們發現相較於「政黨認同」這個變項直接的影響受訪者對選舉制度的信任程度與對台灣民主滿意度的表現，「認為假訊息來自哪裡」則是間接透過影響受訪者是否相信不實爭議訊息來發揮中介影響。因此，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知道相較於認為「假訊息都是民進黨在傳」的受訪者會因此對於抨擊民進黨/執政黨的訊息有著更高的相信比例，進而間接對於台灣選舉制度與民主滿意度有著較低的分數，原本就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跳過了對於訊息相信與否的中介效應，更直接的影響了受訪者對選舉信任程度和民主滿意度的評價。
這項發現除了重申本研究一再強調的台灣當下不同政黨認同者之間的政治兩極化挑戰外，也指出民眾如果因為認為假訊息來自某陣營而對該陣營觀感不佳的話，也會連帶對於與其相關的負面訊息有著較高的相信程度，並進而對台灣選舉信任度及台灣民主現況滿意度做出不同程度的判斷。
分析結果
假訊息與本次選舉關聯
我們觀察到，無論不實或爭議訊息，政治立場的不同都在採信程度上都帶來重要的影響。然而，已經被第三方查核組織核實為假的不實訊息與半真半假的爭議訊息，卻在「討厭民進黨」與「不討厭民進黨」兩群受訪者之間，有著非常不同的傳播情況。
具體來說，不實訊息在「討厭民進黨」與「不討厭民進黨」兩群受訪者之間聽聞過的比例沒有明顯差別，但疑似為資訊操作的爭議訊息卻有著明顯的差別，以是否討厭民進黨來分群，依據 5 則爭議訊息的不同，聽過與沒聽過百分比落差可從 8％ 到 30％ 不等，普遍相差10個百分比以上。
這一方面足見同溫層效應的越發嚴峻，也一方面符合本次選舉觀察，即資訊操作的手法，相較於以往相對容易被查核的不實訊息，已經轉變為傳播那些針對內容釐清與對話成本更高的爭議訊息。
本次研究雖難以辨識政治立場與不實爭議訊息間的因果關係為單向或雙向，但「假訊息」確實與台灣不同政治意識型態間、陣營之間的兩極化差異有著重要關係。不同政治立場的支持者們，在面對訊息時判斷真假的情況有著非常大的差異，這印證了台灣當前政治兩極化的嚴峻。
選舉制度信任程度與其他變項關係
整體而言，對於選舉制度越信任的受訪者，對於政治與公共議題有著越高的興趣，同時也對台灣民主制度的運作現況有著越高的滿意度。但如上述所說，本研究中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訪者在許多變項間的應答趨勢非常不同，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對於選舉制度平均信任分數為 3.66，討厭的平均為 3.16（1 為完全不信任，5 為完全信任），差異達顯著水準但仍在信任選舉制度的區間中。這表明即便在政黨喜好方面有明顯不同，但受訪者普遍信任台灣的選舉制度。然而對於台灣民主制度的滿意度方面，討厭與不討厭民進黨呈現倒反的態勢。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大多數落在「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區間，不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則傾向於回答「非常滿意」與「滿意」。
如上述，面對相對具體的選舉制度，即便討厭與不討厭民進黨兩個群體，在平均信任分數上呈現有著統計意義上的差距，但兩個群題其實對於選舉制度都傾向於「信任」。然而，當問到相較選舉制度來說較為「抽象」的民主運作現況時，討厭與不討厭民進黨的兩群體，就更加反映前面反覆強調的台灣政治兩極化、支持者間想法壁壘分明的情況。換句話說，我們推測受訪者間雖有些許不同的態度，但整體來說對於具體的「制度」有著較強的信心，但是當討論的議題變成抽象的「滿意度」時，受訪者的判定基準與態度則更加傾向於符合其原先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
這部分也與黃俊儒與羅尹悅（2023）裡觀察到的現象類似，其指出：大部分民眾對於複雜的政治議題多習慣仰賴有限的消息來源進行決策，並且倚賴認知的捷徑去做出符合自己政治喜好的選擇，這樣的現象明顯地反應在本研究的結果，即使是疫情或疫苗這類高度科學知識相關且具有明確物質基礎的議題，也同樣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被嚴重地泛政治化。（頁 167）
由此可見，具體可依客觀科學判定且具有明確物質基礎的議題都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度影響，更遑論相對抽象的台灣民主滿意度。
推測由於具體選舉制度中，可供參考的面向較多，舉凡明確的選舉時程、選舉公報、財產揭露、候選人間的辯論會、民眾的監票自由與公開透明的開票過程等等，選舉制度中這些面向的「確定感」都讓選制信任的議題對民眾來說有規則可依循。但是民主現況滿意度的參考點其實是相較來說未明且複雜的，有些民眾會從政府清廉度、法院判決、社會福利、議會裡政黨分佈情況等不同的優先次序去評估心中對於台灣民主現況的滿意程度。所以這樣相對「複雜」的情況，讓民眾傾向於用認知的捷徑去做出對應自己政治喜好的選擇。
政治極化群體樣態描述
整體而言，大學以下的受訪者裡，學歷的差別沒有帶來顯著意義上的政治極化差別。而大學以上受訪者，畢業於科技大學的受訪者回答不會失望的比例明顯高於非常失望，但畢業於普通大學或是有碩士學歷的受訪者回答非常失望的比例較高，特別是碩士學歷的受訪者裡，非常失望的比例為最高，值得進一步的以其他類型的量化分析或質性訪談探索這個現象。政治極化程度和教育程度之間雖有相關，但是可能不是線性關係。
此外，相較於不支持特定政黨的受訪者，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者展現較高的政治極化程度，且同時也較頻繁針對網路上的資訊進行查核的動作。然而進一步分析發現，政治極化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在面對不確定真偽的訊息時，會傾向 1）會參考信賴的資訊來源，來查核這個資訊。2）如果資訊來自值得信任的媒體或機構，會選擇相信。兩者都僅在同溫層內進行查核，可能會對媒體識讀造成挑戰。
資訊超載是否造成政治冷感與廣泛性的對台灣民主與選舉制度造成不信任？
不令人意外的，認為選舉相關資訊太少的受訪者平均而言，依序相較於「太多」、「剛剛好」的受訪者們有著對政治及公共議題較感興趣，但認為選舉相關資訊太少與認為相關資訊量太多的受訪者也都對台灣民主現況有較低的滿意度。另一方面認為相關資訊太多的受訪者也相較於「資訊量太少」、「剛剛好」的受訪者對台灣的選舉制度有較低的信任程度。
總結
儘管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的分析結果顯示，對於台灣選舉制度的信任度依然是積極且正向的，然而不同政黨陣營與政治意識型態的擁護者來說，對於台灣民主現況的滿意程度卻有著兩極化的情況。這樣的兩極分化也反映在對於訊息內容的判定，這有可能進一步對台灣社會的對話空間產生分化，並進一步損害台灣民主的基礎。
在台灣最大兩個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支持者中都存在政治兩極分化。根據分析的結果，兩大黨支持者相較於其他政黨支持者，如果有親友轉而支持討厭的政黨，非常失望的比例顯著更高。
如同黃俊儒、羅尹悅：當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 COVID-19 疫情訊息的態度與認知（2023）中的觀點，隱含於對訊息判定基準背後的世界觀、意識形態等因素，對於事實查核這件事情帶來嚴峻的挑戰。因意識形態而鞏固的同溫層現象，令兩大政治陣營的民眾面對不確定的訊息時，下意識且優先的與自己「主觀」認定值得信任的媒體與資訊來源進行核查。
本次計畫所選擇指向執政黨的不實訊息與爭議訊息，雖在傳播效應上略有不同。但在採信趨勢上都以廣義性對執政黨不滿的族群為顯著佔比最高族群。這可能構成台灣民主的一個壓力點，並可能會受到國內外惡意行為者的攻擊。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透過分析發現，相較於可以被核實的不實訊息，半真半假、難以被核實或是釐清所需的對話成本相對較高的爭議訊息，不論在傳播效應與採信情況上，都顯著的助長著台灣現有政治認同極化的情況。建議後續相關監控與研究傾向可轉向關注於爭議訊息的資訊操作行為。
選舉期間對抗資訊操作的建議
關於對抗選舉期間訊息操縱的建議，我們首先針對對象的不同來進行分類。對象分類如下：
立法方面
例如透過推動「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案」[4]，讓外國政治勢力在試圖干預台灣資訊環境實更加公開透明。這方面的立法建議，意在讓台灣的民眾在資訊爆炸的現況下，有更多可供參考並做出客觀判斷的標準。
行政方面
- 定期公開不實訊息與資訊操作調查報告
政府可以透過設立智庫形式的戰略單位，平時定期公開發表針對資訊操作案例與手法的報告，讓民眾對於假新聞與資訊操作等議題有更深入且持續性的理解。
2. 跨部會常態性的不實訊息回應機制
針對與政府及社會公共權益相關的不實訊息，建議行政院增加協調人力，針對現有機制進行更多強化措施，來橫向整合跨部會相關的回應與事實釐清。並透過類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記者會」的方式，常態性且固定的於民眾容易獲取資訊的管道，進行不實訊息的釐清與公告。
此外，當有關緊急國安相關不實資訊流竄時，在第三方查核組織查核訊息為假後，行政單位可以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針對現有地震等天災的形式，立即性的針對假訊息內容澄清，以阻斷訊息進一步傳播與發酵。
3. 訊息澄清前與民間單位的更多合作
針對不實訊息進行事實釐清與公告前，政府需與公民團體、民間查核組織等在訊息的調查與查核方面有更深入完整的合作，且取得即時澄清及資訊可靠間的平衡，並以此避免更多社會對立與大眾對議題的混淆。
4. 組成有效客觀的議題應對 SOP
除了與公民團體及事實查核組織合作，共同針對這些訊息內容進行核實調查以外; 也可以透過短影音等形式將抽象的議題進行言簡意賅的圖像化、列點式呈現於社群平台，或是與新聞媒體合作破除不實訊息。
這樣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讓民眾中持意見不同者有個基本的對話參考基礎，避免持不同意見的民眾在對談時流於情緒性的對話。此外，由於我們在本次研究中發現，不同政治傾向的受訪者在訊息判斷的標準上有著非常不同的傾向。在釋疑的公開媒介中，也須迴避短影音、聲明文等媒介的使用語言上，有進一步激化對立的風險。
5. 拒絕與從事資訊操作的公關公司合作
除此之外，行政單位須明確規範預算的使用方面，不得將標案委託於有從事協同性造假行為 CIB/ 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 [5]的廣告公關公司，以藉此阻隔、降低透過資訊操作獲得利益的行為。
政黨
- 公關資源上需落實黨、政切割
政黨方面，需要避免在有關議題宣傳及公共關係經營的人力資源上與公家政府的資源重疊。例如政黨內部聘請的小編，應不得掛在同政黨行政單位內的人員編制之中，這會導致行政不中立的潛在挑戰，也可能導致黨政不分的窘境。
2. 避免情緒性對話
各政黨在針對與政黨本身有關或欲推動議題相關的不實訊息釐清與公告回應的過程中，需盡可能以客觀理性的形式呈現，並避免情緒性的字眼與對話。這有助於避免升高台灣既有不同政黨傾向受眾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並降低資訊操作行為期望帶來社會對立的風險。
公民團體
- 組成跨議題跨地區資訊監測社群
因應現今惡意不實訊息活動與資訊操作行為越發在地化的狀況，公民團體間可以組成跨議題、跨地區的資訊監測社群，或參與台灣民主實驗室現有的境外影響選舉觀測平台 社群，以強化現有人力資源，共同針對選舉期間試圖針對投票行為與投票決定等面向進行干預的資訊操作行為實施觀測，並合作提出分析報告。
在遵守平台觀測原則的前提下，不同的公民團體針對與台灣選舉、政治及社會議題相關的內容進行觀測、共享資料與分析工具及技術。同時也提供台灣民眾主動回報的機制，並針對境外資訊操作程度與影響效度較高的案例提出初步的分析報告與後續追蹤。
2. 舉辦實體活動促進不同意見者間的溝通
台灣許多意見不同者之間的衝突時常發生在網路上，地方性與議題性公民團體可針對從選舉準備期（如選舉 6 個月前）便廣泛被大眾討論的訊息與議題，規劃實體的討論活動，例如針對近期雞蛋供需議題，規劃「雞蛋如何從產地到餐桌」「政府該如何確保雞蛋供需正常」等議題舉辦講座暨討論會。
透過鼓勵全民與不同意見者展開對話的行動，來推動更多人培養與他人平和、理性、尊重的討論政治及民生議題的開放性。讓不同想法的人有機會相互理解、促進不同意見群體間的實質交流。
3. 推廣有效的網路溝通方式
除了實體活動的溝通之外，許多公民團體在進行議題倡議的過程中，在網路社群平台粉專下方的留言也常呈現激烈且偏激的互動。公民團體可組織跨議題團體的協作與討論平台，並共同探索、推廣與不同意見者在網路的有效交流形式，以在達成議題倡議目標的同時，凝聚社會內部的共識。
4. 倡議候選人政治廣告的透明化
公民團體可以針對台灣選舉期間，候選人需主動針對自己選舉期間的廣告投放內容、形式及合作公關公司等內容的公開透明化進行呼籲、倡議甚至推動立法。這將有助於台灣民眾更好地理解自己在接收選舉相關資訊的脈絡，並作選舉相關判斷的參考之一。
5. 倡議候選人不該與從事協同性造假行為的公關公司合作
如上述，為根除協同性造假行為 CIB 在台灣社會輿論的影響，除了行政單位不得在與從事協同性造假的公司合作外，公民團體也可針對選舉參選人方面進行倡議與呼籲。要求候選人們不得透過有從事協同性造假行為的廣告公關公司進行選舉期間的宣傳活動。
事實查核組織
- 針對國人資訊查核方式進行調查研究
透過本研究發現，雖然台灣人經常對網路上看到的訊息進行事實查核，但有接近三成的民眾其實是在自己的同溫層內進行查核。這個情況對媒體識讀帶來了嚴重挑戰。建議事實查核組織可以與研究單位合作，共同進行研究案，來更多地針對這個「同溫層內資訊查核」的現象進行探討，並同時推廣更廣泛適用於不同政治傾向人群的事實查核管道和方法。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台灣社會的有效事實查核落實。
2. 持續拓展現有跨公民團體、專家、媒體與社群媒體平台公司的共同防線
以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假訊息防線 / Line of defense 為例，透過聊天機器人的應用與民眾即時的協助，來收集廣泛傳播且可能為惡意不實訊息的內容。再透過專家的議題釐清後發布查核報告，並將查核結果提報社群媒體平台。
另一方面，也建議可透過上述合作過程中建構的資料庫，來針對現有如美玉姨[6]等資訊查核、釐清聊天機器人進行升級。並結合像 ChatGPT 這樣的大型語言模型技術來串接事實查核的資料庫，讓大眾在可疑資訊的查核過程中，能一方面首先得知資訊查核的結果真偽，另一方面透過與機器人互動的過程來釐清訊息中可疑的元素，進一步增進媒體識讀的能力。
主流新聞媒體
- 成立數位調查相關部門，查核想要引用的網路社群內容。
主流新聞媒體，應為社會大眾把關傳遞正確消息、展現新聞自律與專業，避免直接透過類似「某網友說了什麼」的方式來進行新聞報導。台灣各大主流新聞媒體，應於組織內成立數位調查相關團隊，並針對可能引起社會動盪、不同意見族群間對立等結果的網路（社群）資訊進行溯源與查核行為。除第一時間阻斷潛在資訊操作行為的傳播外，也可以在報導相關新聞時，向觀眾告知潛在資訊操作的相關評估標準，以供民眾參考。
2. 報導需要反應真實世界樣態，而非放大極少數極化案例。
有關政治與公共事務方面的議題，在網路上必定會有著闡述極端意見的人們，如部分闡述偏激言論的側翼粉專。但很多時候主流媒體大肆報導這類少數極端意見的行為，反而助長與擴大了這類訊息的傳播，進而形塑了這類極端想法等於為數不小民意的現象。這導致了極化現象被過分放大的結果，無助於新聞媒體閱聽者想要了解真實世界樣態的目的，也讓既有的族群對立與互不信任感越發嚴峻。
3. 新聞媒材上需納入更多國際性質的報導，特別是中國政治與民生相關資訊。
主流新聞媒體需要在新聞報導內容上，增加更多有關外國民生政治議題的報導與討論。並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讓台灣民眾對於理解國內議題的同時，能與國際當下經濟與政治局勢趨勢進行交叉比對，並強化各項議題具脈絡性的了解。
主流新聞媒體也應針對中國實際內部政治局勢與民生議題的新聞素材進行詳細調查、整理與報導。這將有助於台灣民眾在面對與兩國關係相關的不實訊息與資訊操作的情況時，能有更深厚的理解基礎來做出判斷。
社群平台
- 開放公開資料，以供研究單位後續分析。
臉書、YouTube 等平台都有報告指出許多虛假訊息來自社群媒體，也針對這個現象做出處置，此外短影音平台 TikTok 也曾被指出推送烏俄戰爭的虛假訊息。然而各個平台的資料開放程度不同，造成了相關研究的困難。好比說Twitter 有開放 Academic API[7]，讓研究人員可以取得更多的歷史資料，以及維度更多的資料，例如分享、Retweet 等。但近期也傳出要對 Twitter API 收費，讓許多研究人員憂心忡忡。同時 Meta，當下尚未開放有效的 API，這對於平台上資料分析帶來挑戰。而 YouTube 如果可以透過平台上的「自動產生字幕」功能來生成影音內容的逐字稿，並開放給研究人員獲取，將有助於降低資料分析的門檻。整體而言，社群平台需更積極主動的針對資料在研究用途上進行公開。
在這個虛假訊息大量傳播的時代，各家社群平台應協助相關研究者，例如提供在時間與維度上更完整的資料，尤其是被平台下架的內容，也應提供給相關研究單位，並同時也提供給民眾相對應的下架原因以供參考。
2. 開放短影音內容的 API
各家網路社群平台相繼推出自己的短影音服務，然而舉凡像是 Meta Watch、IG Reels 或是 YouTube Shorts 等，現階段都尚未公開 API 應用程式介面，相關研究人員與機構因此沒有足夠的工具來針對這些短影音內容進行調查。建議社群網站平台開放短影音的 API，以供研究人員針對這種傳播力極強的資訊承載媒介進行更多的研究，並擬定相應的資訊操作對抗策略。
研究限制
一、資料收集實務操作
本計畫其中一項問卷資料收集方法，採取選舉當日於全台六都與宜蘭縣該縣市優勢政黨不同支持程度來選定共計 16 個投票所。然出口訪調實施過程由於不同鄰里的選民也出現在部分相同投票站點內，故可能造成樣本收集上的誤差。
二、面對面訪談的所費時長與民眾的保留態度
本計畫出口訪調的實施過程中，研究人員在問卷設計上將整體問卷應答時長壓縮在 5 至 10 分鐘之間，以求受訪者最大集中程度的應答表現。然根據現場實務工作時的觀察與訪調員的事後反饋，部分受訪者仍舊在受訪超過 5 分鐘後明顯表現出不耐。同時，多位訪調員亦反映在與政黨支持相關題目或爭議訊息題組中，受訪者傾向選擇較為中性的回答或選擇拒答。當面提問可能降低受訪者在部分題目上的誠實度。綜上可能導致受訪者在部分問題回答上的可信度出現潛在的挑戰。
三、量化方法設計上的極限
本計畫中在量化分析過程中，確實發現一些與相關研究文獻或研究者預期不同的結果。然基於本計畫現有的問卷設計與分析方法，難以辨識某些不同變項間的因果關係與方向。這為我們在某些面向上提出更斬釘截鐵的論述帶來挑戰。上述一些與預期不同的結果亦須仰賴更進一步的質化訪談，才能對該現象提供相對可靠的解釋。
四、不實與爭議訊息案例挑選上的限制
本次調查中，出口訪調與線上調查兩問卷分別納入 2 則與 3 則經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查核為假的不實訊息，與透過本單位「境外影響選舉觀測平台」資料庫評估傳播效度與討論熱度較高的 5 則爭議訊息。台灣民主實驗室雖在不實訊息的挑選上竭力滿足不同政黨傾向間的訊息多元性，但爭議訊息部分由於考量傳播效度與討論熱度，在滿足政黨傾向多元性方面較有挑戰。
本次兩問卷收納的合計 8 項不實與爭議訊息案例的立場，多數傾向抨擊執政當局/ 民進黨有關，這導致本研究中乍一看「討厭民進黨的受訪者」對於不實與爭議訊息的抵抗力較差的偏誤。然而由於本研究在不實爭議訊息案例挑選上的限制，故僅能用以推論政治傾向的不同，導致對於台灣民主信任程度、訊息案例觸及與相不相信等變項表現的不同。讀者在閱覽本研究分析結果時，需特別注意分析過程所得之趨勢與傾向，皆不能單一概括為某特定政黨認同族群之全貌。
五、平行比較兩調查的挑戰：人口與政治變項分佈差異
為迴避受訪者政治認同上的偏誤，出口訪調於選舉當天，依照六都與宜蘭縣各地議會優勢政黨支持度百分位數進行行政區的抽樣; 線上調查則委託台灣趨勢公司按照TWNIC『台灣網路人口年齡與居住地』分佈進行抽樣。儘管各變項具體百分比勢必存在差異，然而兩調查結果卻在部分變項上有著不同的趨勢。
例如當我們依序檢驗各人口變項與政治變項對於資料來源的交叉表，儘管性別並未在兩份調查中有著顯著差異，但其餘人口變項皆有顯著差異。就年齡而言，70歲以上的受訪者較高比例出現在出口訪調中，教育程度方面，專科以下則較可能出現於出口訪調。相較之下學士與碩博士受訪者則有較高比例出現在線上調查中。
政黨傾向方面，國、民兩大黨支持者在出口訪調的人數比例較高，其他政黨傾向者則是在線上調查中的比例較高，而相較於出口訪調，民眾黨支持者參與線上訪問的比例則明顯較高。
當問到「假訊息來源」時，出口訪調裡認為是「民進黨以外的政黨」以及「不分陣營都在傳」的受訪者比例較線上調查高。另外資訊超載部分，出口訪調受訪者較傾向「剛好」而線上調查受訪者則更為傾向「太多」。政治極化部分，線上調查相較於出口訪調也有著更高比例的受訪者表示對「親近的人轉而支持自己最不喜歡政黨」感到失望與非常失望。整體而言，線上調查受訪者在政治極化程度上高於出口訪調的受訪者。綜上所述，都對於直接的將兩調查結果進行平行比較上，帶來了挑戰與限制。
註腳
- 本次選舉調查所選不實訊息案例，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TFC 與 Cofacts 所發布之報告。
- 全樣本中近兩成認為假訊息來自境外勢力的 195 個受訪者裡，有 193 位表明境外勢力為中國。
- 此處的「認為為真」含可能為真、很可能為真與絕對為真。
- 《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旨在針對與外國政治勢力有關的個人或團體，若有意圖影響選舉、公投、政策行政與廢止、政黨運作、通訊傳播等活動，將要求登記為「境外勢力代理人」，並披露其活動之資金、人員和事務關係往來等資訊，以達至信息公開透明。
- 透過隱藏真實身分與意圖，並經由協同運作所進行的資訊操作行動。例如社群媒體平台的假帳號透過操控群眾議題、吸引點擊率和大量分享的核心，以塑造戰略目標的有利的輿論態勢。
- 美玉姨於 2018 年 12 月誕生，為台灣工程師徐曦所開發的 LINE 聊天機器人服務，以科技協力者為初衷，協助親友查證從通訊軟體 LINE 上接收到的可疑訊息，由於群組自動查證功能廣受歡迎，進而擴大服務範圍，全面開放民眾查證可疑訊息。
- API 應用程式介面，是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縮寫。簡單來說，API 就如接收要求的信差、技術與數據的接口，是串接兩端裝置或應用程式的橋樑，創造連結，實現資訊或技術的交換、溝通。舉例而言，透過社群網站平台開放的 API，研究人員將可以透過 API 進入平台資料庫，並使用裡面的資料進行研究分析。
參考文獻
黃俊儒、羅尹悅（2023）。〈當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 COVID-19 疫情訊息的態度與認知〉，《傳播研究與實踐》，13（1）：149–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