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隨著北京3000學生絕食，香港民情急劇升溫，本來「井水不犯河水」的民主派骨幹陸續介入，高調參與學聯萬人遊行。到北京戒嚴令後，民促會商討擴大組織，在5月21日百萬港人遊行後宣佈成立全港支援中國民運的聯合陣線(時稱全支聯)領導香港民運，學聯則轉戰廣州省港遊行。
1989年5月17日 無線六點半新聞：
各間大專院校學生今早開始在多個地鐵站外呼籲市民簽名支持北京學生行動，多間專上學院學生今天罷課。中午過後，400學生在遮打花園集合，然後在港島遊行。這批師範同學去支持在新華社外絕食了兩日多的20個大學生，在遊行途中亦有人支持和捐錢。到下午，陸續有大專學生來到新華社慰問絕食同學。下午4時多，一個參加絕食的中大學生體力不支暈倒送院。
今次是本港大專學生兩禮拜內第二次聲援北京學生的行動發起大規模集會遊行。現場有12間大專院校學生和教師，還有不少市民加入，估計達5000人。論政團體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亦有派代表來，民促會代表剛剛進場，他們約200多人從中環遮打花園出發，沿軒尼詩道遊行來維園參加集會，他們舉起支持北京學生的橫額，又綁起頭巾，沿途也有市民加入。在維園參加集會的幾千人，稍後會起程遊行去新華社香港分社，他們會將從今早收集的簽名交新華社轉交中國有關領導人，另又表示支持在新華社絕食的學生。
蔡子強、黃昕然、蔡耀昌和莊耀洸編撰的學運著作形容當年5月16日學聯絕食至不支，要求民促會合辦翌日遊行，對方仍頗有保留。
《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1998)175–177：
北京學生開始絕食行動的兩天後，學聯核心人物(包括學聯秘書長)即開始在香港新華社外進行絕食予以聲援，初期參與人數的二十人…由於北京學生的絕食是無限期因而不能在當時預測絕食將進行多久，因而學聯此舉已差不多將學界的跟進工作與北京絕食行動的發展方向完全掛勾…由學聯發動的「五一七罷課、遊行、集會」行動，結果有近一萬人參加了…「五一七」大遊行亦或多或少的標誌香港學運與民運的分水嶺…據當時民主派組合「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成員張文光事後解釋，當國內學潮初起時，民主派內部曾作出討論如何介入，結論是：應由本港學生作為本港支運的主體，到了五月中旬，民促會經一再討論後在態度上作出了較積極的介入，但他們的首選方案仍是要求學聯領導另一大規模示威，而只是當學聯拒絕，民主派才「不得已」帶頭行動。問題是，為何本港的民主派到了五月中旬北京學生絕食絕水時仍沒有意願要將香港的支援運動由學生運動轉化為全民運動？例如，五一六晚上當學聯決定進行五一七大遊行後，一些核心組織者唯恐學生單一力量難以承托大規模的社會行動，因而曾即晚呼籲當時民主派組合「民促會」協助，但當晚民促會核心到新華社外聲援學聯絕食學生時，代表張文光發言仍稱：「民促會將會緊跟學聯號召」。過去本港民主派的主流對中國民運的介入及聲援其實不多，當中更有部分核心參與者自覺應「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到了「五一七大遊行」，當民主派意識到本港民眾的參與情緒已如此高漲，而學聯又不欲再在短期內搞多一次遊行，則民主派是否才被迫「披甲上陣」，而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呢？…「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全支聯)於五月廿一日「百萬人大遊行」中宣布成立，順理成章地取代了學聯作為發動全港性支援行動的組織…不過，在那時候學聯秘書處卻找到其另一獨特位置，突破性地推動了國內民運的發展。當中，省港大遊行即為一例。
該書同時訪問民主派張文光。據張憶述，1989年北京學運初期，他與司徒華等人其實是「本土民主派」，一直不想干涉中國內政，到學聯五一七萬人遊行後，他們向學聯絕食學生提議再辦一次遊行，對方拒絕，民主派才才義不容辭接棒成立大台，主導香港民運。
《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1998)361–362：
問：與前途談判期間的情況一樣，民主派在首階段香港支援國內學潮的運動中，出奇地低調…有批評這是因民主派要顧及到與中方在過去所建立的關係…直到中方的舉動已超越港人所能容忍的極限，以及群眾反應出乎意料之外的熱烈，民主派才被迫走上政治舞台，你對這些批評有何回應？張[文光]：…很多民主派骨幹均在七十年代對祖國的社會主義有著很大的嚮往和憧憬，亦為此飽嘗夢想破誠的苦澀，因此轉而把希望及寄託放回本土民主運動上…除了一些民族大義如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他們是盡量避免再次捲入祖國的政治問題上…當時在國內學潮初起的時侯，民主派內部曾為此作出討論…最後達至的初步結論是…應由本港學生作為本港支運的主體。所以在如五四大遊行及遮打花園集會中，民主派其實是有很多骨幹參與的，但只是默默地坐在台下作為支持者…隨著事態的發展，民促會於五月中亦開會討論到該會應否打破沉默…杜學魁突然舉手發言，聲言如果香港民主派仍然獨善其身，拘泥那些所謂創會原則…他將第一個退出民促會。杜學魁的發言在會場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力，很多人接著立即作出嚮應…會議後不久，司徒華及我自己便到了新華社絕食中的香港學生眼前，司徒華謂現時香港市民的情緒上十分需要另一次遊行集會作出表達…但當時學聯的領導卻回答他們暫時不認為有此需要，司徒華遂十分失望，便詢問學聯的領導是否介意民促會另行籌辦，學生答說不會介意…民促會於是便首次挺身而出，把遊行日期預先定在五月二十日，亦即是後來剛巧碰上是李鵬宣佈北京戒嚴的明天，也是八號風球漫天風雨的日子…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亦隨著形勢的急轉直下而宣告誕生，順理成章地取代學聯成了全港支運的領導。
後來張文光再受訪的版本是民促會邀學聯合辦集會，學聯說沒能力。
張文光訪問，〈支聯會的誕生〉《明報周刊》第2221期：
「那時已經有少數前衛組織在行動，『學聯』是其中一個，還有『四五行動』。社會上有很多和民主派同路的聲音，於是『民促會』決定在維園搞一個集會，想和『學聯』合辦，但是，『學聯』的同學已在灣仔新華社靜坐絕食，派我和司徒華去聯繫學生，看看是否可以共同搞集會，那時『學聯』說他們在灣仔新華社靜坐絕食，沒有能力去做了。『民促會』只有自己搞。」
至於司徒華回憶錄記述支聯會誕生，基本上形容是主流民主派既有聯合組織民促會的擴充版，還說民促會早已領導多次支援北京民運工作。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297：
五月二十一日…隊伍先在中環遮打道集合，然後遊行到北角，再轉往跑馬地集會，才宣佈解散。在跑馬地集會時，民促會成員議決，擴大民促會的組織，繼續領導香港市民，支援北京民運…遊行結束時，隨即宣佈支聯會成立。創立支聯會，並沒有經過長時間醞釀…過去，民促會曾領導多次支援北京民運的工作，到這次大規模遊行，民促會的成員全部出席，同時，很多以前沒有參加民促會的團體都來了，大家都認為需要將它擴大，將它改組，更加鮮明地提出，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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