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港人一度爆發前途信心危機，有自稱民族主義者也為人安排後路爭取居英權：「就算孫中山先生幹革命也不是要在廣州搞到底吧！」
〈訪問黃偉雄〉《資本雜誌》第20期(1989年7月15日)：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黃偉雄宣佈退出支聯會之後，又聯同國際司法組織香港分會及香港觀察社在英國外相賀維來港當日(7月2日)組織港島區遊行，要求英國負上法律及道義責任，恢復325萬英籍港人到英國的居留權利。是日遊行的口號是「齊上港督府，誓開太平門」，儘管遊行的人數未如理想，但此項行動已引起港人及國際上的關注。黃偉雄坦言，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因此以往對於爭取英國居留權的問題並不苟同。不過經過北京六‧四鎮壓後，他的思想亦隨著殘酷的暴力鎮壓而有所改變。對於時下不少人要求一條保險出路的焦慮，黃偉雄稱是可以理解。「多數人恐懼97後若要面對這樣一個殘暴政權時應如何自處？我常說香港有很好的物質，有自由，但當你要與生存作比較時，便沒有選擇，一定要選擇生存。」他又說：「這可能是誇張的說法，屆時(97後)未必如此。但若一些人覺得無法屈辱於一個不能接安批評的政府下，而且會危害自己及家人的生命時，他們想離開香港是可以理解的。」此所以當其他兩個團體主動接觸去務員工會聯合會時，黃偉雄便同意要作出行動，迫使英國政府盡她作為殖民地宗主國的責任…儘管有人不同意爭取英國居留權是維繫港人信心癥結，歸根到底是中國有沒有民主法治，但黃偉雄卻有另番見解，他說：「中國政治如何演變不是我們主觀意願怎樣便可達到。有人說香港可以作為支持中國民運的大後方，繼續幹下去，但到了97時，又有多少人可以站出來，發表打倒殘暴政權的言論？盡管我的民族意識很強，我是贊成盡分力去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但當我發覺現實上無能為力的時候又怎樣呢？如支聯會中的2,000萬元如何運用，有人稱凡是提及購買軍火都是禁區，但明眼人均明白學生和人民在毫無自衛的能力下遭到殘暴鎮壓時，所需要的可能真是槍械，這是很現實，也是很諷刺的。難道發表幾篇文章便可以令中國走向民主嗎？」正因為現實上的無奈，黃偉雄同意要替港人安排條保險後路…「假若這個政權在八年後更加殘暴，更加大規模鎮壓民運份子，你又如何面對這個殘酷現實？是否仍繼續說仍然緊守崗位，繼續保持安定繁榮？此所以我們(工會)很率直的說給會員知道，當你無法改變這個現實時，你就得要安排後路，就算孫中山先生幹革命也不是要在廣州搞到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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