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學運牽動港人，有兩個時刻民情尤其沸騰，第一是總理李鵬宣佈戒嚴後，第二是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後。在這兩時刻，本地領袖司徒華分別做出相反決定，前者在8號風球下堅持集會，後者在旺角騷亂後取消三罷遊行，同樣影響深遠。文獻《司徒華回憶錄》記述背後考量，值得對照閱讀。
1) 5月20日8號風球大遊行
話說5月20日以民促會為骨幹的本地民主派原定拉隊遊行新華社，但天文台掛起8號風球，不少人問華叔應否取消行動。在回憶錄，司徒華自言一向聽大眾意見，當時研判是港人非常憤怒，所以即使危險也要遊行，按其描述，這決定造就了港人無懼風雨撐民運光輝時刻，也成為支聯會誕生動力。
五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宣佈戒嚴。香港市民非常憤怒，本已定於當日在維園集合，然後再遊行到新華社抗議，但天有不測之風雲，八號風球高懸，很多人致電問我，集會遊行會否繼續舉行；亦有人勸我取消集會，恐防在颱風下生起意外，造成悲劇。我從早上在家中看電視、聽電台廣播，得悉很多市民致電媒體，表示他們對李鵬所宣佈的戒嚴令，感到非常非常憤怒。當下判斷，這種意見一定要表達出來，於是，我透過電台宣佈，集會及遊行在八號風球下，照常舉行。
我的感情和意見，是與廣大香港市民有共鳴的。我一向認為，必須傾聽廣大群眾的聲音，並服從他們的意見，我從電台廣播中，聽到他們的意見，就知道這個集會和遊行一定要舉行，才能夠表達出他們的感情。
在八號風球下，進行遊行集會當然有危險…狂風暴雨下，我們由維園步行到新華社，當時有人提醒我，要提防高空擲物，或簷篷倒下，一路走，狂風吹動者招牌，搖來搖去，但所有的人，無一退縮…五月二十日的八號風球，對香港人來說，是天意，是給香港市民的一個考驗，而這個考驗，我們通過了。這次遊行表現出組成支聯會的人的決心，他們不畏懼、不怕困難的那種勇氣…一直至今，二十一年堅定不移… [1]
2) 6月7日取消三罷
隨著6月4日凌晨北京當局派軍隊進行血腥鎮壓，港人更悲憤填胸。當時已是支聯會主席的司徒華，宣佈發動6月7日全港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回憶錄提到這是回應港人民憤，當時有提出為期3日至1個月行動，司徒華取得工商界肯首以一日為限。然而三罷前夕旺角發生騷亂，司徒華收到行政局鄧蓮如消息說有七、八十個精壯男子由深圳入境，懷疑要破壞遊行。為免給人藉口打擊支聯會和本地民運，司徒華當機立斷取消行動，支聯會常委一致追認他的電台錄音。[2]
很多人提出不少意見，有人甚至提出罷課一個星期、一個月，亦有人提出罷課三日…但罷市、罷課，起不了實際作用，同時又破壞香港經濟…我約了工商界人士…包括：張鑑泉、羅康瑞，好像還有李鵬飛，他們當然非常反對罷工、罷市；但最後，我仍與他們達成一個協議，罷市一日，盡量縮小影響範圍…與民生有密切關係的…一律維持正常運作…結果他們同意了。支聯會就發出口號，罷市一日…
七日凌晨一時半，我在旺角家中，聽到街上傳來嘈吵聲浪。扭開電視一看，原來油麻地、旺角區發生騷動，很多中資商店、銀行，遭歹徒破壞，甚至想衝入去，當晚警察施放催淚彈，拘捕了一群人…約三、四點鐘，鄧蓮如來電說：「六月五日那天，有七十多八十個精壯男子，由深圳持雙程證來港，報稱是探親的，形跡可疑。警方跟蹤了他們，發現他們並沒有在香港任何一個親戚朋友家中投宿，全部住在酒店，深居簡出。到兩個鐘頭前發生的騷動中，看見他們混在人群，帶頭向警察擲石，衝擊中資機構、商店，放火焚燒汽車。」她繼續說，這是警方提供的情報，並託她向我建議，取消今天的集會和遊行，假如我們照樣繼續舉行罷市，或者遊行，這群人又未曾完全拘捕，可能繼續進行破壞，引起很大的事件。
我考慮了一會，相信她不會騙我，便接納她的建議。鄧蓮如表示，要立即安排香港電台來電替我錄音，清晨六時便播出，由我代表支聯會宣佈取消集會和遊行，罷市和罷課卻照原定計劃舉行。她掛綫不久，香港電台即來電話安排。在為電台錄音之後，我在播出之前的一個小時，召開支聯會常委會緊急會議，向常委們轉述了鄧蓮如透露的信息。他們一致追認我的錄音廣播，宣佈取消當日的集會和遊行。到上午九時，我再舉行記者會，宣佈因騷動取消集會和遊行，但沒有透露鄧蓮如的說話內容。那天，我特意坐著朋友的車子，巡視港九、新界各個地方，看看有多少人響應罷市。沒有集會遊行，市面很平靜…翌日閱報…警務處長顏理國，發表聲明：滋事者是一群不法之徒，並非支持北京學生運動。九龍區總指揮官許淇安更透露：滋事分子是有組織的，不排除他們的動機滲有政治背景，藉悼念北京死難同胞而鬧事。騷動中，有十五名男子被捕…
在九七回歸時，我曾經問過李明逵，我提到這件舊事，說八九民運時，曾拘捕一批人，就是當時在旺角、油麻地暴動的那批人，為甚麼沒有上過庭？沒有判過罪？究竟他們去了哪裡？李明逵說，回歸之後，英國人將所有檔案帶返英國去了，他並不知情。我相信，當時是國內派來的人，假如香港稍有疏忽的話，他們會製造動亂，製造藉口以圖打擊支聯會，打擊整個支持北京民運的工作。 [3]有關精壯男子傳言至今仍未能稽考，但對照兩個決定卻不免令人感慨。論人身安全，對於過萬甚至過百萬遊行港人來說，8號風球與數十人搞事相比，到底何者更具威脅？論聽取民情，若戒嚴令也激發數萬人無懼風雨不惜冒險的決心，血腥屠殺所引起民眾義憤豈不更大？為何這時卻不以大眾意見為先，偏偏擔心民運不和平會帶來外間口實？對於領導者和民眾來說，背後有甚麼有形無形的恐懼？
[1]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頁295–296。
[2] 但6月9日支聯會大會卻接連有人質疑這決定，詳見 bit.ly/2HE3Z2h。
[3]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頁3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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