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為堵人才外流，工商專業人士鄭經翰、黎智英、梁智鴻、梁伯韜、香樹輝、袁天凡等自掏腰包以外判方式策動群眾爭後路，又建議在澳洲買地建設「新香港」。當時英資外資也有意合作，親中人士羅德丞的新香港聯盟更說請律師告英政府剝奪港人居英權。
1989年7月16日《東方日報》報道，一群工商界專業人士組成名為「路」的組織，部份人提出在澳洲達爾文港以北買地或租借99年建設「新香港」。「路」發起人之一鄭經翰表示，計劃重點是不必靠英國賦予居留權，港人自設逃生門，使中方對香港投鼠忌器不會太過份。鄭經翰說計劃目的是使港人安心留港，不是炮製「空港政策」。他說，部份工商界人士已著手接洽澳洲政府。澳洲駐港商務專員說當局歡迎外來投資，又說澳洲部份人不滿亞裔移民，並不值得太擔心，正如港人對越南人也有「種族偏向」。
《資本雜誌》第20期(1989年7月15日)39–43：
北京六‧四事件之後，彼此一向相熟、最近正為另一項公益活動合作的鄭經翰及鐘普洋…有日早上閒聊，大家竟然發現意見頗為一致：必須馬上重建香港人對香港的信心，而最容易為所有人明白、接受及支持的行動，應該是為香港人開闢太平門…鄭經翰便第一時間主動聯絡了多位工商界及事業人士組織的代表，和他們商討合力重建港人信心的可能性及具體辦法…工商界的辦事效率果然勝人一籌，在短短二十四小時肉，這個後來定名為「路」的組織便成功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一群工商界代表及專業人士，除了少數在成立組織之前經己相熟外，其他根本從未碰頭，自然要談不上認識，能夠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協議，理由其實只有一個：香港突然陷入信心危機，身為香港份子，現在是必須挺身而出去為香港做點事的時候。其實有這種想法和心態的人很多，當晚出席第一次會議的也不止幾位發起人，例如還有新近加入政府智囊團的經濟專家鄭海泉，他對挽回港人信心的急切與投入，任何會經與他接觸的人都會感受得到…訂定了爭取居留權為首要目標，組織的名稱亦循着這個路向議定…有兩個名稱脫穎而出，其一是M.T.R.C. (Mission To Restore Confidence)，另一個則是R.O.A.D. (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經會員多番討論，終於暫時決定採納了「路」作為運動第一期的總名稱。
…除了釐訂目標之外，其他行動多假外求，聘請最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提供意見及負責執行，希望能以最有效司靠的方法把任務完成。例如在廣告宣傳方面，由於本港廣告界曾有多位代表在中國學運與及爭取英國居留權方面表態及積極參與…「路」曾主動與多位廣告界代表接觸…除此之外，「路」亦會主動與本港多位編輯記者與專欄作家見面…希望在展開活動之前經已取得傳媒的瞭解與支持。雖然一切行動均以專業方式處理，不過「路」至今所有行政支出均由會員自行負擔，外間的人力援助亦全屬義務性質。…「路」的成員還決定以個人名義加入一個由本港匯豐、太古、和黃、香港電訊、英之傑、怡和、敦豪、聯合交易所、香港總商會、英國克拉夫石油公司及立法局議員代表等組成的商界聯盟，去為港人爭取英國居留權而努力。至於新香港聯盟建議聘請法律人士控告英國政府無理奪去港人英籍公民權利，「路」亦曾有此意，將會與新香港聯盟商議雙方合作的可能性。
《資本雜誌》第21期(1989年8月15日)22–23：
黎智英等人的構思是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尋出一處自給自足、與香港相同的地方，包括面積、地理環境、氣候等，將該地發展為與香港相近的城市。這個「新香港」擁有一切基本設施，包括國際機場、深水港、資訊網絡等，一切建設費用應由英國政府承擔。但倘若英國政府拒絕承擔道義上的責任，則可考慮從港府數以千億計的儲備基金撥款，及從自願移居到該處的市民抽取稅項。此外，「新香港」亦會向其他國家爭取多種貨品入口的特惠和配額，譬如商品特惠稅等，目的是吸引更多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台灣、韓國及香港的廠家或商人到該處設廠，以發展當地的工商業。在計劃初期，可將港府的1,000億外匯儲備基金撥作興建主要基本建設之用，集中發展當地基本建設及經濟架構。黎智英估計在97年前只有十多萬港人移居該處，故此，相信最初的基本建設足可應付。此外，可用入口勞工扮演廉價勞工的角色，參與建設「新香港」。若「新香港」人口增加，有需要加速基本建設，而英國又拒絕承擔這方面的責任，便可考慮從港人的每年收入中扣取若干百分比，撥作建設「新香港」之用。假如在97年後香港的經濟政治環境依然維持現狀，「新香港」亦可作為香港的衛星城市，成為替港人賺錢的生產基地。黎智英再三強調，建設「新香港」的構思、完全不是鼓吹港人獨立，他們絕不主張港人購買另一處地方實行獨立，因為在沒有國際政治、軍事及經濟的庇護之下，「新香港」根本很難生存下去。他們最屬意是由英國政府出面向其他國家租借一處與香港近似的地方，重建「新香港」。在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地點，首選是澳洲北部的達爾文，但他們亦不排除選擇其他英國屬土。由於英國不允給予港人居英權，英國政府自然應對港人負上道義上的責任，負責為港人尋找建設「新香港」的地方。黎智英認為在北京六‧四血腥屠城後，六百萬港人人心惶惶，四處尋找移民的出路，但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卻沒有履行對港人的承諾，不給予六百萬港人居英權。在這種情況下，港人的信心危機日趨嚴重，根本談不上甚麼安定繁榮，加上外國不斷向港的專業人士招手，吸引不少專業人士移居海外，使香港社會內部目前已出現「分化」的危機，所謂「安定繁榮」的理想早已落空。際此危急存亡之秋，如果能為港人提供處「避難所」，港人必定放心留在香港直至最後一刻，繼續為香港的安定繁榮作出努力和貢獻。除此以外，港人亦可利用「新香港」作為政治本錢，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當中國政府明白到港人會隨時離開香港前往「避難所」時，基於現實考慮，便會對港人的要求作某種程度的妥協或讓步…黎智英要補充說：「香港人當然沒有足夠槍炮與中國對抗，而且也沒有必要與中國政府為敵。香港人唯一的『武器』是思想。在中國十一億人口中，香港六百萬人的生命最寶貴，因為香港人有思想自由。港人應保留自己的生命，以民主自由的思想帶領將來的中國步向民主，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航燈。故此，對未來中國而言，香港人的生命十分寶貴，而『新香港』的構思，自然可在這方面發揮極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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