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3日，北京局勢劍拔弩張，百萬民眾違抗戒嚴令上街。三名自籌往北京的湖南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向學運領袖獻議號召全國三罷與李鵬政權決裂不果，逕自將盛滿顏料蛋殼扔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遭糾察毆打並移交公安，廣場亦有人拉橫額「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三人分別被判16年、20年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喻東嶽在獄中被虐患精神病。三人被稱「天安門三君子」/「湖南三壯士」。
1989年5月23日 亞視新聞報道：
[將顏料]潑向毛澤東遺像的男人被學生逮捕後，北京中央電視台事後訪問過他們，這三個男人說他們是用化工油墨潑向毛澤東遺像，不過暫時未知道他們這樣做的原因。
2005年，余志堅首次撰文回顧當年往事[1]：
一九八九年《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出台後，我們敏感地意識到中共政權表示要「秋後算帳」對學潮的民主訴求決無妥協。等到「五‧一九戒嚴」(那是我們到達北京的第二天)，中共「保守派」已鐵心準備借鎮壓學生…阿東心急如焚，他說：「你看！都什麼時候了，王丹他們還老是號召市民鎮靜，工人照常上班，要求秩序井然！難道還真的等著大兵來收屍嗎？！」德成也說：「學生們總仗著趙紫陽同情，難道不知道他們是傀儡嗎？」於是，我們三人商議後書寫了一份准備呈交高自聯[即北高聯]廣場指揮部…一，立即號召北京和全國市民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二，立即正式宣布李鵬政府為偽政府，戒嚴令無效。三，立即由市民和學生接管人民大會堂和電視台。我們頭扎著紅布條…朝著學生裡三層外三層圍著的高自聯總部所在的紀念碑走去。快到頂層時，我們還是被攔下了…幾天裡，我們在廣場上參加了幾次游行，聽了幾次演說，也講了幾次諸如「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話，也往六裡牌郊區去堵了軍車…但焦燥不安中的我們似乎都有些煩了。五月二十二日晚，我把我想搞毛像的想法鄭重其事地說了出來，喻，魯都表贊成。阿東調侃道：「你不是說來北京自焚的嗎？怎麼不自焚了！」我邊說：「不值得！不值得！我們總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三人大笑起來。最後一次徹夜不眠的討論，主要是損毛像事件的意義，影響和後果。主意既定，剩下的只是落實了。
學運領袖封從德憶述移交公安不是核心人物的決定(2005)[2]：二十三日…柴玲、王丹出席了社經所幾乎全部骨幹到齊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那天下午王軍濤和王丹、吾爾開希、劉剛等人還專程去北大，力勸北高聯主張撤出廣場的王超華等人，阻止他們重返天安門，以便次日正式成立「廣場指揮部」…最終將三壯士送去公安局的決定，是在中共公安人員的要求下倉促作出的，按余志堅回憶，是一個六比五或七比六的投票，僅多一票就決定了三人悲劇性的命運。至今無法確知哪些人參與了投票…從現有資料來看，當時直接處理三壯士事件的關鍵人物，基本上不是當時運動的核心人物：楊朝暉是高聯管糾察的，但他其實是北師大的教工子弟；連勝德雖是外高聯主席，但外高聯當時對廣場並無掌控力量，周勇軍和趙品潞所在的工自聯也是類似情况；郭海鋒、張伯笠和張健雖在臨時指揮部，但也不是最主要的核心人物。合理的推測是，這次投票實際上是當時在場的一些骨幹臨時湊合起來的。
學運領袖周勇軍一再查訪當事人，始終無法得知真相(2004)[3]：
他[連勝德]與我當天見面時說：這3個人是我送進去的，這沒錯。要是今天他們還這麼做我還把他們送進去…連說：「這3個人無組織無紀律，破壞了學生運動的整體性和嚴密性…」…我將電話打到了河南省安陽市找到了現在做物業管理的郭海峰…他講到：…為了不給當局找到鎮壓的理由，我們當時讓他們澄清他們的行為與廣場指揮部和學生無關。我親自把這3個人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天安門管理處，並要求處長給予簽收。當時高自聯已經撤離廣場…廣場上的學生90%是外地學生，外高聯主席連勝德是廣場上「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重要決策人之一…曾擔任糾察隊總指揮的張健先生講到…學生運動是和平的理性的，不想給當局找到鎮壓的口實…現在想起來當時沒放他們，很內疚，很後悔…還有許許多多的學生領袖，不是表示沈默不介入，就是表示當時不在現場…那麼以一票之差決定那三人命運的說法又從何談起呢？希望連勝德以及其他當事人能勇敢的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
2004年，自稱是當年廣場多數學生的作者任不寐曾撰文反省[4]：
多年來，我從一些朋友處模模糊糊地知道這三個人的命運，我也聽到一些朋友開始為當年的「幼稚行動」進行了反省…我是那「多數暴政」的參與者，儘管當時在形式上我不在場…我已經快忘掉這三個人的命運了，並且是完全無意識的…這三個人因為北京當局的暴虐、八九學生的右派幼稚病、整個社會的冷漠、特別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民運人士的集體沉默而成為受難英雄…檢討這一悲劇不僅要反省當年學運的「第二種忠誠」，更應該使自由派運動把警惕多數暴政視為自己終身的事業。這三個人當年在廣場上顯然是「極少數人」，對他們的「扭送」是典型的「群眾專政」。我們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的表達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但他們仍然有那樣表達的法律上的自由──政治判斷壓倒法律判斷，這是中國政治運動的一個長期病症。這種狀況到今天是否改善了呢？不容異見、黨同乏異、以圈子的方式用報刊和電子郵件等媒介「紐送」「持不同政見者」，這種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最後，偶像並沒有在1989年徹底倒掉，毛澤東還「活在我們心中」──各種主義背後幾乎都站著毛澤東本人，那就是各種形式的驕傲。專制主義的精神根源就是人的驕傲，這種驕傲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向它扔雞蛋的人。因此，余志堅等人的命運的確具有代表性，中國的偶像是驕傲，它將把所有消解這一偶像的人折磨得精神失常，或者將之關進各種「監獄」之中。
當年留守廣場學生與知識份子，不少確為行動設限，又一直錯判形勢，至戒嚴部隊用真槍實彈清場。
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1995)：
凌晨兩點半，軍隊包圍天安門廣場，將留守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圍外群眾對他們高聲叫罵。
封從德(學生)：「三點左右，約有3000到5000個同學聚在紀念碑準備決死一戰。下午、晚上已流血了，多數同學在廣上沒親眼看見，還都不怎麼相信，當時想無非是解放軍用棍棒打，我們就不走，要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
侯德健(流行歌星)：「學生還拿來棉大衣和塑膠頭盔，對我說：侯老師，你比較瘦，橡皮子彈跟木棒打你可就不行了，給你棉大衣套著吧。我們都以為是橡皮子彈，直到兩點鐘後，前面來的兩個醫生和學生，才告訴我們，前面開的是真槍、真子彈。」
封從德：「當時情況緊急，很多工人市民的兄弟死在長安街上，跑回來很生氣地說：你們學生到現在還喊甚麼不能抵抗要非暴力甚麼，我們兄弟姐妹都已經死了。拿刀逼著學生說：你們不能這樣喊！」
劉曉波(教師)：「有個人拿了一種半自動的槍，被我和幾個糾察隊員搶下來，這太可怕了，只要紀念碑上槍一響，戒嚴部隊就有口實毫不留情地打。我就把槍在紀念碑的欄杆上摔，摔得虎口特別疼。」
後續
被判刑16年的魯德成，1998年獲釋，2004年偷渡泰國，後經海外團體營救，2006年輾轉逃至加拿大，2009年受訪時表示，六四是反人類罪行，期待平反無意思，主事者必須接受制裁；被判無期徒刑的余志堅，2000年獲釋，2006年經泰國流亡美國，2017年初宣佈退出海外民運組織，認為純屬自欺欺人，其後在印第安纳州病逝，終年54歲；被判刑20年的喻東嶽，在監獄受虐患精神分裂症，一直不獲保外就醫，到2006年才得減刑出獄，2009年在胞妹陪同下，輾轉經泰國逃到美國獲政治庇護。
[註1] 64memo.com/b5/15441.htm
[註2] 64memo.com/b5/14585.htm
[註3] 64memo.com/b5/13394.htm
[註4] 64memo.com/b5/13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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