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雜憶：陳文鴻倡經濟施壓，李國寶抬錢救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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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n readJul 12, 2019

話說北京學運期間，學生與政府僵持不下，匯點陳文鴻等曾建議透過擠提中國銀行，以經濟手段施壓作為學生談判籌碼，引起論爭。到六四後擠提論再現，不少市民響應呼籲到中資銀行排長龍提款，陳文鴻為此與批評者筆戰連場。那邊廂，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收到中銀來電求救，希望他找財政司出面平息，李國寶主動提出借5億港元應急，更親自運送銀紙去中銀。

李國寶博士(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近年我們進一步擴展內地網絡，成為目前內地領先的外資銀行之一。我們的網絡遍及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美國及加拿大。我們專注本地市場需要，兼備國際網絡和視野。」[source: 東亞銀行網站 bit.ly/2Z2Uctp]

陳文鴻：〈中銀外匯存款的決定性地位一從中銀提款事件談起〉《明報》(1989年6月16日)：

近幾年來，中國的外匯儲備有大約三分之二是由中國銀行(包括海外分行)的外匯存貸平衡的差額…所構成…香港中國銀行集團的外匯存款是支撐國內行和海外其分行貸差的主要力量…假若，有什麼方法或行動可以把香港中國銀行集團的外匯資金凍結在香港，或至少不讓其調入中國內地(部分中共鄧小平政權購買軍火和鎮壓學生、市民群眾的裝備)，這裡中國的中共政權會產生很直接或嚴重的打擊。這個經濟打擊在目前形勢底下可能更為有效…
對香港中國銀行集團施加提款壓力，會不會對香港的經濟構成損傷呢？我相信損害不大。理由之一是這樣的提款只是把中國銀行集團的存款轉投到其他銀行…對香港整體金融沒有多大的影響。理由之二是由此引起的擠提屬政治性的，非經濟性。一方面中共鄧小平政權有所改善、改變，存款多會轉回。六月五日擠鍵時不少提款的人也作此表示。另方面由於屬非經濟性，也不反映香港經濟的情況，不會使擠提伸延至其他銀行去。
理由之三是擠提所涉及的現金不多，香港政府和匯豐銀行是可幫助中國銀行集團應付，特別是因為提款之後是存放在其他銀行，現金只多了從中國銀行集團與其他銀行經匯豐銀行或香港政府的中介而多了一道流運過程…對中國銀行集團的存款或流動資金肯定會有打擊，但是以中國銀行集團外匯的存差，假若不是把外匯豐資金調入國內，應該是絕對可以應付的…理由之四是擠提若使到中國銀行集團貸款能力減少，但却同時使其他銀行存款基礎擴大，貸款能力增加，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可以抵消。
關鍵的問題是中國銀行集團一方面大量把外匯資金調入國內來填補國際收支的巨大逆差，另一方面却因擠提造成流動資金不足，或可能引發出中國銀行集團的財務危機…我相信假若在這個可能危機裏，香港政府強迫地(用立法或其他途徑)來限制中國銀行集團把外匯資金調離香港，以中國銀行集團的存差，以及其他香港主要中資公司的支持，絕對不會產生出中國銀行集團的財務危機、信用危機…且可以因中國銀行集團不能把外權資金調入國內，多了大量的資金，用以抑制本地資本市場的利率。更重要的是會在短時間內對中共鄧小平政權的外經資金運用，以至整個政權的對外經濟關係、國內經濟關係，產生出巨大的打擊作用、恐嚇作用。這應該可算是用最少的代價來產生最大的作用。
不過，應否這樣做呢？決定因素還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在這背後還有香港人是否願一意採取行動，對北京被屠殺的學生、市民作出支援，對鄧小平政權作出制裁的問題。香港政府當然不願意見到擠提現象，它也難以向中國政府交代，香港的資本家(包括傳媒的資產擁有者)也當然不願一意看到香港經濟有一絲一毫的波動，市民中只看到靜態的繁榮安定的一部分，也當然不願意經濟有任何可能或不可能影響到繁榮安定的變動。可是，在新加坡或其他外國地方，中國銀行已感受到擠提壓力，其他政府也考慮、或正在採取經濟制裁中國的行動，我們可不可以稱這些一行動破壞繁榮安定，觸犯中共政權？而更深一層的問題是：什麼是繁榮安定？特別是在北京大屠殺之後，什麼才算是香港的繁榮安定？

陳文鴻的提擠論，引起一場筆戰，反對論點多是質疑其效用，又認為損害香港金融經濟得不嘗失。

1989年6月20日《明報》。中銀研究員回應陳文鴻擠提論，強調中銀實力雄厚，是世界大銀行之一，自有外匯資金，不限於港澳，故此擠提無法動搖中國外儲。

1989年6月21日《明報》。中銀研究員回應陳文鴻擠提論，指出香港中銀存放內地行資金主要是貿易融資，中港互為最大貿易伙伴，有這準備很合理。至於對內地貸款，港澳中銀多數只扮演銀團貸款的牽頭包銷角色，實際款項由成員機構承擔，對內地非銀行客戶債權總數不算「頗大」。

1989年6月22日《明報》。中銀研究員回應陳文鴻擠提論，強調港澳中銀在當地吸納的資金，絕大部份用於支持當地經濟，目前存款佔全港20%，若擠提會衝擊香港金融經濟。至於在中銀提款再存另一本地銀行之策略，實際仍會影響各種信貸活動，因為運作上銀行與客戶的信用關係要長時間建立，受影響的工業客戶未必可以短期內在其他銀行取得同樣信貸額。

1989年6月26日《明報》。陳文鴻質疑中銀研究員提出港澳中銀存差佔中國外儲不多論據薄弱，一來對方無處理中國外匯庫存與外匯額度的差距，二來對方似乎假設中行自有外匯資金可自動算入國家外儲，質疑這算法是否得官方認可。雖然對方強調港澳中銀沒千多億港元存在國內總行，但外儲的中行外匯結餘是否只算國內部份，不包括海外？陳文鴻又認為對方沒提供官方數字，再爭論都沒有說服力。根據過往銀行風潮經驗，他相信港府有能力應付。除非中銀不能集中本地外匯存款在香港，否則行動主要只影響新增貸款，再者，銀行公會仍有餘地下調利率，可見銀根不算緊，還可減息刺激經濟抵銷北京屠城對港經濟負面影響。

1989年6月27日《信報》。作者李太基認為陳文鴻的制裁計策風險大於期望收益，沙盤推演，制裁極其量只減輕中國進口能力，除了原料糧食，當局仍可削減消費品和外國機器設備，要極長時間才明顯影響；外儲減少對政府償還外債也影響不大，因為多數外債是透過外國商業銀行港人資金向國內各種合資合作企業借貸的，即使企業倒閉也不影響政府債務，最多是長遠影響投資形象。

到1989年7月3日《文匯報》，城市理工講師陳寶明回應陳文鴻擠提論，大抵覆述前人觀點，指出若中銀擠提，其他銀行也會提高流動資產比率，透過同業拆借抽緊資金；存戶也未必會把提款放其他銀行，即使照做，其他銀行也可能不敢動用這類暫時資金。這時，其他工商業貸款卻會先見其害。中銀十三行對本地貸款貢獻良多，擠提只會破壞銀行體系融資效率，損害香港經濟。

多年後陳文鴻憶述，形容自己動機單純。

《東方日報》(2013年8月8日)：

六四學運期間我經常參與媒體的討論，其中相信是在電台節目中有聽眾來電呼籲擠提中國銀行。我當時的反應是贊成，但卻是把存款從中國銀行轉移到滙豐銀行。我的考慮是希望對中央政府施加壓力，以冀學生等與中央政府的談判有好的結果。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以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為主，減少中銀的存款亦是減少中國政府控制的外匯儲備，壓力會是十分巨大。可我同時說若與中央政府的談判有好的結果，調走的存款應從滙豐銀行再轉回中銀，隨後幾天我亦在報章撰文詳細解釋這個建議的作用和對香港經濟不會產生消極影響。當時我對北京學運的理解還是十分單純，並不知道王軍濤在學運的介入。幾年後，據說黃毓民亦曾公開表態替我澄清，只是司徒華不停地以此來批評我…

當年不單香港，甚至澳門和新加坡中銀亦出現提款人龍。

1989年6月7日無線六點半新聞：

在新加坡，中國銀行和三間分行連續兩日都有人排長龍提款。提款的人多數是怕北京政治危機會令他們的存款不穩陣，要提出來存入其他銀行；有些人提款是要抗議中國軍隊屠殺中國平民。新加坡的中國銀行昨天維持開放至晚上10時，大約3000存戶共提取超過2700萬美元。今天一早已有人在銀行外排隊，足有一公里長。銀行職員向存戶保證，他們的存款很穩陣，隨時可以提取，一點問題也沒有。職員又說，銀行的存款是投資在新加坡，不是用在中國大陸。

香港支聯會負責人司徒華和李柱銘也急急召開記者會，呼籲市民不要擠提。

議事論事政壇回憶錄：李柱銘(2011年5月12日)：

六四後，美國打算向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李柱銘獲邀訪美發表意見，他認同美國做法。不過當香港有人建議向中資銀行發動擠提，抗議北京武力鎮壓，李柱銘反對那行動。
李柱銘：「支聯會有數人發動別人讓中資銀行擠提，那時我跟司徒華，二人在同一天，他在九龍、我在港島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市民千萬不要這樣做，如果做了，首先受傷害的是香港，搞垮香港經濟。」

議事論事政壇回憶錄：李柱銘(2011年5月12日)：//李柱銘：「支聯會有數人發動別人讓中資銀行擠提，那時我跟司徒華，二人在同一天，他在九龍、我在港島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市民千萬不要這樣做，如果做了，首先受傷害的是香港，搞垮香港經濟。」//

有線新聞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年1月6日)：//司徒華：「發動擠提不是我，是陳文鴻。他在支聯會大會上，提出要向中資銀行擠提。那次大會200多人坐在那裡，張五常也在，還罵他一通說會破壞香港經濟。但六四屠殺那日，他在電視上又公開呼籲叫人去擠提。結果，香港政府邀請我和李柱銘，透過香港電台呼籲市民不要擠提，這會破壞香港經濟，對大家都無益。」//

東亞銀行李國寶2003年初接受《南華早報》專訪，大談如何與中國建立深厚合作關係，爆料當年六四後中銀受港人擠提威脅，李國寶挺身而出話要錢有錢，無借據無點算親自抬5億銀紙送上門。

SCMP(2003–1–27):

According to Mr Li. the bank’s strong mainland foothold was not built overnight. It was the result of 10 years of cross-border relationship building. in particular with Bank of China (BOC)…Hong Kong residents took to the streets for two consecutive weekends in 1989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rackdown on student protesters by the military in Tiananmen Square. BOC, caught in a wave of anti-China sentiment, became a target with long queues forming in front of its branches. Mr Li said the then-head of BOC at first asked him to appeal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calm the public. The banks formed a pact to support each other should bank runs occur, Mr Li said.
On the day of the bank run, Mr Li telephoned his BOC counterpart with an offer of a HK$500 million credit line — a necessity, after the mainland bank drew down cash balances held at other Hong Kong banks. “When I heard there were queues outside BOC before 9 am, I called BOC’s head and said if the needed money, I had it ready.” He was told cash had already been sent for, but the hank would appreciate extra funds. “I, with some armed guards, took the money to Bank of China. We did not ask for a receipt either.” Mr Li said. “My name is my bond … they didn’t even count the cash, they just took the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