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鄭經翰曾撰文概括社會心態，形容普遍港人認為若不能維持現狀，最好可以移民他國，否則就只好接受現實。
《資本雜誌》第21期(1989年8月15日)：
八十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再度為港人的身份認同帶來重大的衝擊。不容否認，如果容許選擇的話，絕大部份港人都會贊同「維持現狀」，只是形勢比人強，前途不容港人置啄的香港，終於在中英兩國政府的安排下，在97年後「維持五十年不變」。換句話說，97年後，「香港人」就要被迫做「中國人」…
從來服膺現實主義的港人…除了移民他國外，便只能接受現實的安排。說實話，中英聯合聲明確曾為港人帶來一定的希望，基本法的制訂也不盡是幻想，就是近幾年來的變化，已使港人對前途不敢寄予厚望，但基於認定中共以實利為重，如果理性從事，單從經濟利益出發，諒亦不會過份造次。因此，不少人仍是選擇留下來做過渡時期的「香港人」。
北京學潮本來可為港人的身份認同帶來歷史性的轉變。5、6月期間，香港百餘萬人上街遊行，支援北京學生群眾的愛國民主運動，可說是從未如此中國過。在那兩個月內，香港絕大部份人都強烈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與國內同胞血肉相連、憂戚與共。可以這樣說，那怕中國只是出現一綫民主曙光，香港前途定必一片光明，敢信六百萬市民，絕大部份都會留下來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香港人」vs「中國人」 的歷史文化矛盾，肯定一掃而空。然而，六‧四血腥屠殺事件，卻又無情地粉碎香港人做中國人的希望。居安思危，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沉靜下來之際，「港人救港」、「為全港市民爭取居英權運動」，以至「建設新香港運動」相繼而起，儘管前後矛盾，意旨南轅北轍，也就不難理解，亦道盡了港人的悲哀。
我們認為，居英權是港人天賦的權利，不容剝奪，亦是在港殖民多年的大英帝國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屠城後的北京政權既然不可信任，前路茫茫的港人，為求自保，爭取居英權，建設「新香港」，在情在理，都屬天經地義的事。雖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悲哀的港人，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不化悲哀為力量，尋求新路向，難道要坐以待斃嗎？不過，爭取居英權和建設「新香港」，目的都是買保險，不在移民他遷，因為香港人在香港，如魚得水，天下間實在再沒有任何地方適合港人盡展所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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