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84年4月英方宣佈撤出香港後，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率兩局同僚奔走倫敦北京表達港人意見，曾當面向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及三大憂慮，包括擔心京人治港、低級幹部干擾香港，以及未來領導人否定一國兩制。這事蹟近年一再被掘出，其實有關內容早在5月《明報》社評已論及。這是否意味，鍾士元與查良鏞早已隔空切磋？
按鍾士元憶述，6月23日會見鄧小平當天，他們在鄧發言後隨即表態贊成中共接收香港，然後談到三大憂慮。
《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2001)頁73–76：
…我們先表明支持中國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並在香港成立擁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港人治港，保持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主體部份是講述香港人當時的心理、信心狀況以及九七年前後的焦慮…
「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權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
…鄧小平聽了之後，急不及待打斷了我…鄧小平強調：「中央不願意在香港取一個銅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香港人的信心問題)他們擔心是多餘的。」
會面後鍾士元告訴記者，鄧小平不同意港人有信心問題，鍾後來被新華社許家屯斥「孤臣孽子」。
其實這些港人憂慮內容並非首次見報，中共領導人及其駐港人員不過裝聾扮啞。早在1983年11月新界人士旅行團轉述過港澳辦姬鵬飛說話，保證中共不會派人干預香港，不會「京人治港」。到翌年5月兩局議員訪英，《明報》社評總括出七項港人「真正憂慮」事情，以質疑兩局未充份反映港人心聲。當中第4至6項，無論內容抑行文用字都與上文鍾士元所講相似。不過第6項內容更細緻，談及駐港部隊與情報人員活動。
1984年5月18日《明報》社評：
4、担心中國現行的務實開放路綫會改變，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錢，否定鄧小平「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構想，使得「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
5、担心中共處理香港事務的中級幹部與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
6、担心將來的港人治港政府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雖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有名無實。担心中國軍隊將來派駐香港，令普通市民心存恐懼…担心中國的公安情報人員暗中在本港活動，侵犯到普通市民或政治上反共人士的人身自由。
另外，社評也談到有關人才外流、工商界投資減少、中英協議未夠詳盡等憂慮。其中第3及7項可圈可點，擔心過渡期政治團體損害社會秩序，以及中國犧牲香港儲備：
3、担心本地的親中人士過份熱心，担心「社會活動家」與某些團體的民主化要求過高…使得今後十三年中不能維持有效統治，以致經濟混亂，社會秩序敗壞，發生最惡劣的情況，迫使中國不得不提早干預與接管…
7、担心中國為了國家利益，要香港犧牲本地利益，例如在外匯基金、庫存、稅收等事項上配合中國政策…
社評形容以上普遍港人憂慮，與兩局議員訪英聲明提及的有明顯分別。如此點名批評，相信當時兩局議員辦事處不會輕易錯過。若按時序推斷，後來鍾士元6月23日會見鄧小平所講意見，很可能受這社評影響。至於社評作者是否社長查良鏞則較難考證，據張圭陽(2000)《金庸與報業》了解，《明報》社評運作有不成文方針，幾位主筆會自動跟隨社長路線，模仿其寫作風格。
無論如何，如上面所談，這些憂慮並非當時才浮現，而是在坊間蘊釀已久。兩局議員、傳媒主筆在英方宣佈撤退後大講特講，極其量只能力爭詳盡一點的主權移交協議，中方對這些自認民意代表，大都強硬回應。這戲劇衝突，為後來9月中英草簽協議帶來了「落地還錢」客觀效果：本來無甚期望的港人，看到協議比設想的要詳盡，就不免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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