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聲明簽妥，香港政制等各項細節都被押在基本法之上。中方以「港人自己傾掂數」為由促使各方表態歸邊營造共識，民主派工商界爭持不下，負責協調政制小組港方意見的《明報》社長查良鏞，與商人查濟民提出相信中方可接受方案，建議2012年才決定是否普選。
鳳凰衛視 明月照我還 — 鄧小平與香港名士(四)統戰大俠(2017年6月29日)：
1985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成立基本法草委會，金庸接到中方邀請參加，隨後擔任政治體制起草小組負責人，為香港未來的政治制度設計方案。
徐忠友(作家)：「基本法草委會有五個小組，這小組實際上是最重要的一個，決定香港的正確架構。」
金庸在發言中說，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總是為經濟制度服務，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實施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不是唯一的制度，香港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不同。將來如何規定值得從長計議，我們主要目標是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
早在《基本法》起草之初鄧小平就曾指示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模式，要按香港實際情況制定。政制小組經過近兩年討論，最終由金庸主筆寫出「新協調方案」並修改形成「主流方案」，出爐後有輿論批判過於保守。
張圭陽(記者)：「討論1997年後香港政體，金庸有個方程式，是自由加法制等於繁榮穩定，裡頭沒「民主」兩個字。最起碼他不信民主可帶來繁榮穩定，只會帶來混亂，所以傾向法制。金庸過了十幾年都跟我說，他常把自己看成是海內外知識分子盟，終於可為香港未來規劃，沒想到這進程中香港很多知識分子反對他，對他老人家打擊非常大。」
最終出爐的基本法政治方案，金庸說我認識到什麼是中方的極限與底線，中方在許多方面都做了重大讓步。金庸研究者張圭陽說，金庸不是理念派而是一個現實派，正因這點他與鄧小平不謀而合。
傑出華人系列：查良鏞(2007年12月9日)：
司徒華(基本法起草委員)：「我和團體代表見他，希望他提出協調方案，他說共產黨不接納的意見他不會提出來。」
[大專生燒明報] 「抗議《明報》社論斷章取義！」
民主派要求第一屆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雙查方案建議2012年才決定是否推行普選，民主派認為太保守。
查良鏞：「受社會很多攻擊，但沒所謂，再過數年你們就知道自己錯了。這問題我很了解，只是你們不懂，你們不懂又來反對我是你們錯。孟子說過：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傑出華人系列(下)》(2010)頁177：
當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司徒華說：「…我相信，當年查先生提出的方案，他覺得那是觸及中方底線的一個方案，這個方案比中方提出的方案還要保守。當時令香港人很反感，也有人因而燒《明報》。」
當年《明報》獲准有限度進口中國大陸，中方草委對該報讚口不絕。
張圭陽(2000)《金庸與報業》頁209：
在編輯委員會會議上，查良鏞經常引述其他草委對《明報》的評價。例如查良鏞出席1987年2月24日第51次編輯委員會會議上，便提到在「昆明開會，國內草委將《明報》與《大公報》、《文匯報》比較，覺得《明報》要好看得多。香港草委亦覺得我們報紙進步大。」1987年4月21日，查良鏞在第59次編委會上說：「在北京開會，鄭正訓等一批草委要求看《明報》……。」「這次廣州開會，國內人士對我們報紙評價甚高，並加以讚揚。各單位都訂有《明報》，而開會時各委員亦看到《明報》。」(1987年6月16日編輯委員會會議)查良鏞又提出報道基本法的內容。如基本法初稿在1988年4月28日公布，全文共數萬字，執行總編輯麥中誠很猶豫，應否全文照登。查良鏞表示要全文刊登，還可以加出兩張紙來刊登。報社主事人熱心基本法，編採部門，也就更自覺地去捕捉每一個有利基本法草擬的消息…
為推「主流方案」，查良鏞動用其報社資源保駕護航。
《金庸與報業》(2000) 頁212–216：
查良鏞在1988年11月25、26、27日一連發表三篇社評為「主流方案」辯護…又一連十二天，發表署名系列文章…新聞版面亦作出支援社長行動：11月30日用克體大字標題「鄧蓮如稱不算保守」來支援查良鏞的政制方案。對反對的聲音，《明報》新聞版面上則以極少篇幅報道…12月2日，20名大專學生(由現為民主黨的中堅分子的陶君行等領導)在《明報》報社門外焚燒《明報》…12月4日，700人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焚燒基本法政制部分…
《明報》編輯部內部…產生過一些激烈爭論。主持日常編務工作的執行總編輯麥中誠，被編委會內其他成員指為太過偏袒中方，而且有「刷社長鞋」(即吹捧老闆)之嫌…隨著社會上愈來愈多反對《明報》一面倒支持「主流方案」的做法，新聞版位上才逐漸平衡起來，也有了反對的聲音…
香港記者協會在12月8日發表聲明，指查良鏞干預《明報》之採訪安排，指定《明報》記者，採訪一些支持政制主流方案的人，並要求查良鏞辭職。查良鏞在12月8日當天接受《信報》記者訪問，強調「任何報紙一定要跟民主事人的方針做。我到現今百分百金部確信我的政策不是自私自利，全部為了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半年之後，查良鋪接受新加坡《新明日報》訪問，說及基本法的爭議，他強調：「《明報》是我辦的，我充分有權表示我的看法……我是社長，我有行政權力，我當然有權去指揮這樣做或那樣做，表達我的主張。」…
查良鏞於1999年末對本書作者說：「現在香港回歸已兩年半，香港人可以公平判斷：到底當年是我對還是民主黨對？如果1997年根據民主派的主張，行政長官直選，李柱銘先生當選行政長官，立法局中民主黨議員佔了三分之二。香港是怎麼一種情況？」
《金庸與報業》(2000) 頁234：
《明報》的副刊編輯，也一如新聞版編輯一樣，經常猜測揣度查良鏞的意圖。《明報》副刊成了反映查良鏞意圖的一個園地。這點是外界難以理解的…查良鏞「抓」副刊的例子甚多，本章前述1986年大亞灣核電廠之爭議，1988年基本法政制主流方案的爭議，《明報》副刊園地成了支持查良鏞意見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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