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新勢力馮檢基和李植悅在市政局選舉嶄露頭角，首次向當局要求撥津貼建議員辦事處，成為社運團體走入建制爭取資源的典範。
馮[檢基]：…我們是第一批說要搞議員辦事處的，要有辦事處、有職員，協助我做社區應該如何發展、如何動員群眾的工作。這是我參考英國的…希望其他壓力團體看到，下一屆，勞煩大家85年起出來選。83年選舉後期，一直做一直做…愈來愈多人來幫忙，最後我的助選團達400人。吳明欽和李永達都是我的助選團，助選過後那些人就返回自己的區，籌備下一屆選舉。[1]
李[植悅]：很明顯83年選舉後，85年的區議會選舉直接的inspire（啟發）了一群人…吳明欽雖然早逝，但他當年住長沙灣…我已經替他部署當長沙灣的分區委員會委員，準備85年參選。單仲偕和李永達85年在石籬選舉，我到那邊談如何利用公屋重建作為一個社區問題，來發動群眾和爭取選票…因為85年才有立法局選舉，當時市政局已經是最大的選區，對一些對民主選舉有興趣的朋友有啟示和啟蒙作用，也是壓力團體的另一出路…
入議會後的工作也很具原創性…市政局是有實權有錢的，當時的預算每年20多億，在80年代初不是小數目…我進市政局後便去拜師找葉錫恩，因為她最出名是接見市民。到了才發現她借別人的地方，請一班義工…原來她的廣東話很差…她有一位畢神父和一些退休的房屋署官員做她的義工，有些打字員，所以很多人約見她，很流水作業式的。我看過後就覺得很不是味兒，因為我是社工出身，覺得這過程完全沒有empathy（同理心），沒有individualization（個人化），太多stigmatization（標籤化），沒有privacy（私隱）…回來後我和我的義工批評她的接見制度，我們要建立自己的一套，要成立全職的議員辦事處，所以我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全職議員辦事處的始創人。
問： 在此之前的議員辦事處制度是怎樣？
李： 市政局的ward office（議員辦事處）是由議員借用市政署的會議室接見市民。我當時在市政局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政府給我津貼，要求租地方給我，否則我用署方的地方辦事也是要用資源。當時市政局的議員很支持我，包括那些很保守的，如方黃吉雯，所以我是第一個在市政局爭取到議員辦事處津貼的人…最先那一批辦事處職員，包括羅沃啟、余仲賢（他幾乎成為平機會執行總監），和夏詠援…當時市政局不太政治化，我和方黃吉雯在政治理念上簡直差天共地，但私下可以有交流…我認識夏佳理就是方黃吉雯介紹的。因為她不覺得匯點算是甚麼政黨，可以建立友情，而且我們都算是比較西化…她當時是很有名的會計師。後來我不想再當市政局議員，她寫了張字條，向夏佳理推薦我，我就拿着方黃吉雯那張紙去找夏佳理…[2]
李、馮二人1983年參選成功後，因為他們的議員身份可以得到較多的發言機會，並且可以利用議員津貼經營「議員辦事處」，聘請全職職員從事社區服務、推動社區和社會改革、支援民主運動…令民間壓力團體紛紛仿效，推動了其他社運團體在1985年大舉參選區議會和1986年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80年代中期，香港社運界的主要論述是地區選舉是「位置之戰」：一直在建制外的社運團體認為可以透過選舉佔據某些建制位置，拿得較多資源、擴大發言權、影響較多市民以及對政府政策有更大影響力…部分團體和領袖更進一步走上了組織政黨的全職參政之路。[3]
[1]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37–38。
[2]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11–19。
[3]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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