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現場 070:難民潮湧至,香港頓成研究中國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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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in
Mar 21, 2018

文革時不少知青偷渡到港,成了重要歷史見證。當年有學者亟力做訪問留下珍貴紀錄;也有昔日偷渡者至今仍繼續結集資料出版。話說早年美國曾資助香港做研究基地,著名史家傅高義(Ezra Vogel)、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等都在香港起家。

鏗鏘集 文革五十年(下)(2016年7月31日)

鏗鏘集 文革五十年(下)(2016年7月31日):

潘鳴嘯教授(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現當代中國研究中心):「1981年6月黨中央定調說我們不再講,當時鄧小平只說可能10年、8年或多一點時間不講,可是實際到現在還不可以講。」

關於文革種種真相,民間資料十分零碎。不少當年偷渡來香港的紅衛兵和知青都趁文革50周年向出席活動學者分享資料。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助理任主任):「很多人來跟我講他的故事,把他寫的書送我看,最感動是這些人把所有苦難重溫一遍,還要寫下去,那需要更大勇氣和責任心。」

當年由美國基金出錢支持的大學服務中心,最初只方便以美國為主的學者做中國研究,透過各種渠道收集大批文革資料。最後在1988年移交中文大學接管,變成現在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熊景明:「1963年開始,香港差不多是做中國研究的人必經之地,那時代成就了一批學者,有傅高義、馬若德,當時還是研究生,中國大陸不可以進去,香港就成了一個選擇,一方面可訪問大陸過來的難民。另外,當時省級報紙都是機密,不可以出來,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都在這裡看到。」

一疊疊打字稿,是澳洲學者陳佩華在香港訪問偷渡知青的詳細紀錄。陳佩華當時與一群青年學者包括她丈夫安戈,從偷渡來港的知青和紅衛兵身上搜集第一手資料,這事隔多年批口述材料更彌足珍貴,常有年輕學者向他們借來參考。

陳佩華教授(澳洲國立大學政治及社會發展系):「1971至1974年我們訪問紅衛兵,每人做十幾廿次,每次兩三小時,我聽中文用英文打出來。那些被訪者才剛剛經歷,所以記憶猶新。現在去訪問七、八十歲的人問1950年代的事,會說得一片混亂。」

安戈教授(澳洲國立大學政治及社會發展系):「訪問了百多人,我們認為訪問得越多人越好,他們親身經歷文革,這是特別的歷史時機可保留這些資料,當時這樣做的學者不多。」

[文革口述資料內容] 「無權的就去造當權派的反,毛主席要天下大亂,我們就聽他指示去辦事。紅衛兵拳打腳踢,說我們階級成份不好,要堅決打倒自己的反動父母。」

中外學者用半世紀努力尋找真相,無奈處處受制肘,大陸文革歷史解釋幾乎全由官方壟斷。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曾當紅衛兵,文革後獲派美國哈佛大學讀政治,是唯一在香港開課講授文革歷史的學者。他認為1970、1980年代中共對文革的反思相對寬鬆:「遺憾是那十多年中,社會越來越多人有基本知識為中國提出更合理建議,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就不再好討論了。文革所有問題都是活問題,不是死問題,從2008年後到現在是最差階段。」

陳佩華:「現在的青年根本不知道,這正是鄧小平及中共不想別人提及的,他不想後代知道有個自發反政權時期。」

潘鳴嘯教授(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現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我懷疑他們希望等到所有經歷的人都死了,這歷史就不存在了。」

鏗鏘集 文革五十年(下)(201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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