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英首相訪華前夕，幾個本地團體先後嘗試介入前途談判議程。中大哲學系教授勞思光與政政系鄭宇碩、傳媒人李怡、胡菊人等創立香港前景研究社，曾間接去信英首相獻議其九七方案。相比其他團體主張，前景社更著重將香港置入中英互利合作戰略佈局，以求爭取空間維持現狀。
▍港人恐懼是計時炸彈
話說當年港督麥理浩為新界租約期限探路觸礁，轉述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說話請投資者放心，結果香港資金人才加劇外流。中方隨後著手修憲，公開提出統一台灣方案，表示容許高度自治特別行政區存在。坊間相信對香港有啟示，但估計英治將無法維持。
英國記者Martin Woollacott報道，在這關鍵時刻，有香港新興階層嘗試自行為前途發聲。前景社勞思光受訪說，任何解決九七方案都應重訂合理年期保留英國管治，這是拆除信心危機炸彈、保持香港利用價值的唯一辦法。
《百姓》第18期(1982年2月16日) 63：
香港人對北京最近向台灣提出的條件深為注意 — 保持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自己的武裝力量，以及與世界其他地方保持現存的商務、經濟及文化關係等等。有人認為類似的條件對香港也很適合。可是撇開這樣一個提議的實際可行性不談，既然主權是不能分割的，一個英國殖民政府怎能成為這種安排的一部份？那將是十分無恥的易幟求存，在國際法上將極有疑問，也將破壞殖民地當局那種微妙的神奇作用而使香港內部無從治理。沒有英國插手其間，香港將較易取得特殊地位。然而香港方面沒有人認為這是可行的，有些人深表疑慮，認為英國暫且是可能取得一些紙上保證而撤退。也有人認為不然！一個意見是：「中國應該恢復控制……早點解決算了。」重要的是，香港本身在關於其前途的對話中正漸漸成為真正的第三者[第三股勢力]。它的新興中產階級已在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更開放的政府，這個階級日益深信他們對於決定香港的前途也應該有發言權。例如有個「香港前景研究社」的團體成立，特別為了研究種種的選擇辦法，同時以含蓄口吻提及要發起一個「社會運動」，這在五年或十年前是不能想像的事。這個團體的一個主要成員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勞榮煒(勞思光)教授…談論香港人有「採取主動」的必要。他議論說，實際上，「中國可能歡迎我們這樣做，希望在任何解決方案中，顯得他們是迎合香港華人的願望，」 而不是(他暗示)倫敦的願望。
他說：「中國政府現在開始明白到，把問題拖下去，不像他們過去所想的那麼容易。」「因此我們認為香港知識分子有責任促進一種社會運動，使人們能夠參加並且表達他們真正的心意。」為此該團體計劃進行民意測驗，招募成員，舉行討論會並出版刊物。勞教授認為在任何解決方案中，都必須保留由英國治理這一點，最好是「在一項全面處理中英關係的新條約」中，重新規定，而且也必須訂立一個確切的新日期，一個合理而長久的新日期，以代替一九九七年限—「至少三十年，最好五十年。」他又說香港的作用，是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內部的自由主義運動」，儘管後者會引起爭議，他個人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認為中國的教條統治，改進將非常緩慢，縱然目前北京極有限度地試圖向資本主義遷就，但差距仍非常遙遠。現在有以明確代替含糊，行動代替拖宕的需要了，而這種需要不久可能變為危急關頭。香港對其前途的恐懼是一枚計時炸彈，一定要趕快除去它的信管，可是拆除信管的行動本身，也可能引起大家都希望避免的爆炸。
無獨有偶，英國反共作家Peter Dally都形容香港問題是計時炸彈，更曾以此為題自資出書寄給國會議員，遊說他們不要放棄香港。
▍現實角度拆解問題
同樣自認反共的勞思光，早主張從現實角度處理問題，認為中國除了就主權表示一般態度，按實利考量，是希望香港保持繁榮貢獻其現代化國策，但如何做到則有所疑慮。
勞思光：〈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七十年代》第140期(1981年9月) ：
中共否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只是他們的一般態度；對於香港來講，顯然另持一種標準來看這個問題。他們雖然強調香港是「中國領土」，但並未採取確定行動來接收香港，原因則在於他們除了談「領土」、談「主權」以外，更重視香港對中國大陸有甚麼用。已逝的周恩來，今日的鄧小平，都曾經面對若有意談清楚香港問題的英國政府負責人，而不肯表示明確態度。何以如此？顯然，這裡有未解決的問題存在。具體地說，香港許多年來，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都一直有種種正面功能；而周鄧等人都明白，香港若是交還中國，成為上海、廣州一類的城市，則這種功能決不能保持。然而另一面，中共不承認割讓、租借等等「不平等條約」，因此又很難表示香港不須交還。這裡有「體面」與「實際利益」的某種衝突。中共的領導人，顯然並未找到一個兩全的方案，所以只好用一些推宕手法，避而不談了…
所以，到1982年中，鄧小平向多名港澳人大政協成員表示要收回主權時，勞思光就表示，收回主權不一定要接收香港。他認為更合理方案是保持現有制度，因為改換制度無論優劣要付出相當「時間成本」讓人們適應，即使最樂觀能做到回本來效果，中間時差都夠令香港變成負累，延誤中國發展。
《百姓》第28期(1982年7月16日) 49–50：
問：看鄧小平的務實政策以及他有關香港的言論，顯然他是念念以香港的「繁榮」為重。這當然表示他已經確認香港的「繁榮」是對中國有用的了。問題只在於怎樣纔是「保持繁榮」的妥善辦法。那麼，他本人或者中國當局究竟會採取甚麼辦法呢？答[勞思光]：…我還是不想作推測。我只願意從客觀事理上著眼，看看找「妥善辦法」有甚麼要點…首先要注意的是：我們如果面對著香港的繁榮如何方能保持，以及怎樣纔符合中國當前的需要等等問題來考慮所謂「妥善辦法」，那麼，我們考慮的重心就要定在這些問題上，而不可以隨便轉移；否則…會陷入無窮無盡的爭辯。因為事理萬千，從種種不同角度來看問題，自會引出各種糾結複雜的論點，結果一定找不出任何辦法…
就保持香港的「繁榮」說，最根本的要點是：我們必須了解「繁榮」與制度的關係，和制度變換的代價…當某個制度(姑且稱為甲制度)在某地區實行，而且產生了種種成果的時候，我們如果用另一個制度(可稱為乙制度)來代替它，則不論這兩個制度內在的優劣性或價值高低是怎樣，甲制度的一切成果決不能立即在乙制度下獲得；這因為原先在甲制度下生活工作的人們，必讀要通過一段培養和適應的時間，然後方能在新的乙制度下面發揮活力。這一段時間就是所謂「制度變換的代價」。倘若我們喜歡模的經濟學的名詞，不劫將這種代價稱為「時間成本」…回到香港的「繁榮」問題上…香港現有的制度自然有種種缺點，制度產生的後果也有很多壞的東西。不過，我們考慮的重心，既然定在「繁榮」問題上，其他一切問題就成為題外了。專就「繁榮」講，香港目前的「繁榮」是現行制度下的成果。如果換上另一套制度，則不論這種新制度本身是否具有某種優越性，如要在香港生出「繁榮」的後果，也必須先付出這種「時間成本」。換句話說，香港如果改變制度，則現有的「繁榮」一定立即消失；至於未來的「繁榮」，最樂觀的看法，也只能說，等到培養與適應的時期過後，纔可能有另一種「繁榮」出現。這不關乎人的能力高低，或者制度內部特性的優劣問題，而是制度改換的客觀限制問題。勞思光說，中方應該心知肚明，政經因素互相影響，所以沒可能只換政治制度而不影響經濟。他又強調，香港問題不宜用政治試驗態度來處理，做錯沒有回頭路。
問：謝謝勞教授！對這一個要點講得很清楚。不過，香港的制度能不能只改變一部份呢？譬如說，只改變政治制度而不改換經濟態度，行不行得通呢？答：我們如果不深切了解現代政治經濟的關聯，很容易這樣想。其實，共產主義者應該最了解政治經濟制度是不可分割的，香港制度豈能例外？我想，中國當局倘若認真考慮香港問題，決不能忽略這一點。所謂「政經分離」，本身是很難說通的。經濟活動不能獨立於政治影響之外，同時它也必定投射影響到政治上…總而言之，中國目前正需要運用香港的經濟成果來支持現代化運動；這是相當迫切的需要。因此，在這個階段中付出「時間成本」來改變香港分明是不智之舉。我想，像鄧小平這樣有頭腦和政治經驗的領導人，是不會作出那種錯誤的選擇的。
問：還有一個問題請教，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很喜歡作政治上的試驗，已往多年，在中國大陸就改變過好多次政策；因此擔心他們對香港問題也可能先試用一種作法，然後再換另一種作法，這是不是可能呢？答：是不是可能，要看中共決策層的政治智慧而定。不過，我可以很確定地說：倘若用試驗態度來處理香港問題，那是一定會失敗的。香港問題的處理，實在說，只有一次選擇；作法一經選定再付諸實行，後果會立即出現，不能有從容再改的機會。舉例說，如果用「特區」或「特特區」方式來處理香港問題，那就是改換制度；到了改換開始的時候，香港的經濟活動一定已經面目全非。那時候，要想再轉回去，決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不相信中共當局會有這樣輕率幼稚的作法。他們一定明白，這裡只有一次選擇。要作第二次選擇，是幾十年後的事。
▍香港戰略基地構想
類似想法成了前景社九七方案的概念基礎。1982年7月，前景社去信在港出生的英國工黨議員，民政司黎敦義(Dennis Bray)之胞弟Jeremy Bray一份香港前途建議書，獲轉寄至外相及首相。建議書陳述基本原則是以現實態度化解歷史矛盾，著重未來實效多於過去是非，以港九新界整體來考慮中英港三方接受方案。
按建議書研判，北京主要立場是要收回主權，同時希望香港繁榮有利中國現代化；倫敦立場認為條約是治港法理基礎，故重視租約期限迫近，盼能延長或化解，堅持這是處理主權問題的先決條件；香港方面，多數人會接受中英立場，但亦盼能參與本身前途，若無妥善方案，商家人才將加劇外流。
建議書主張談判策略是調和多過對抗，盡量聚焦中英當前及未來合作關係，方便兩國在政治上能以迴旋進退，在這格局下，發揮香港特殊作用。
具體辦法是中英簽友好協議，促成包括科技、雙邊經濟、人才訓練等多項互利合作；另設專條表明英方承認中國對港主權，中方承認今後一段長時間香港受英國管治，適當時候才談主權移交；香港要成為中英合作重要基地，不涉主權歧見，現行制度不變，同時容許香港內部民主法治、經濟繁榮及社會安定有所改進。條約宜不少於30年，正式訂約前應廣求香港民意支持，以預先排除社會誤解反感，簽訂時有港人與港府代表列席，以示兩國條約對港人之承擔。修約或續約可依國際慣例，但要尊重港人意願及利益。建議書相信，這做法能避免震盪，至少30至50年讓繁榮香港貢獻中國現代化。
相對坊間同類保持香港現狀方案，前景社認為，聯合公報無法理效力，聯合國託管亦有國際法困難；至於中方先後提過的「經濟特區」、「自由港」構想，前者意味香港政經社會組織大震，外國投資者重視的法治體制，以至以港元為交易中介的金融中心地位都要大變，後者有如但澤(Danzig)的國際保護自由市，則難避主權問題。前景社強調，其友好協議主張比上述方案是做法更簡易。
其實維持英治現狀至某個年期構想，坊間亦有人提過，最早是老牌政黨香港革新會，問題是能否為兩國接受。前景社嘗試顧全兩國顏面立場之餘，透過「友好協議」互利方案，使香港成為兩國合作不可或缺一員，相比當時坊間主張一味讓利投降尋求大國認同的「蜜桃主義」(借用《信報月刊》司馬義講法)，前景社主動佈置出多邊格局，在政治遊說上可算十分進取，尤勝一班兩局議員。
▍主治權退讓，無礙生意經
1982年9月初，英外交部曾向首相戴卓爾夫人提交報告，認為最可行是中英簽訂「管理合約」，在九七後維持英治基礎上考慮承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即所謂「主權換治權」主張。資深政治記者張家偉在近著提到，前港澳辦主任魯平曾向他佐證，相信英方高層想法是受1970年代葡國承認中國擁有澳門主權，又同時繼續管治澳門所啟發。
張家偉(2022)《英國檔案中的香港前途問題》50–52：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事後成立特別小組，研究香港問題及可能的解決方案，9月3日，外相皮姆向戴卓爾夫人提交報告。這份報告探討不同方案，結論是「管理合約」是最有機會調和中英雙方立場的選項，而「管理合約」的安排必須確保英國1997年後能繼續管治香港，在這基礎上才能考慮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皮姆認為：「這是避免香港信心崩潰，以及1997年後英國失去對香港的控制的最佳選項。」戴卓爾夫人由始至終，都不甘心輕易放棄英國對香港的主權。戴卓爾夫人1982年9月啟程訪華前在首相府會見五名香港行政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時，強調不會輕言放棄香港主權。戴卓爾夫人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對香港主權的訴求，與維持香港人的信心的需要無法調和。她認為，只有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才能保持香港社會的信心。她深信英國的立場在國際法上站得住腳，即使對盤算放棄香港主權感到不情願…1982年9月13日，戴卓爾夫人與外相皮姆等部分內閣成員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根據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秘書科爾斯(John Coles)致外相助理私人秘書霍姆斯(John Holmes)的函件，她極其量能設想的情景是，北京取得香港象徵式、有名無實的主權(titular sovereignty)。她表示，英國政府稍後可能需要考慮不同方案，其中一個可能性是英國在沒有列明年份的時間內，繼續控制及管治香港，如果情況有變，須在若干年前作出通知。
1982年7月23日，戴卓爾夫人會見前任港督麥理浩，討論處理香港問題的策略。麥理浩認為，中方必定要廢除關於香港的條約，並收回主權，但北京願意與英國討論香港未來的安排，可能接受象徵式地收回香港主權。但戴卓爾夫人懷疑主權移交僅屬象徵式，而一旦英國放棄對香港的主權，也連帶失去對香港的控制。英國政府高層一度評估北京可能接受「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相信是受北京上世紀70年代拒絕葡萄牙政府提出交還澳門主權的啟發。麥理浩向戴卓爾夫人提到，葡萄牙政府可能已都密地知會北京，它承認中國政府擁有澳門主權，但澳葡政府繼續管治澳門…全程參與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後來出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的魯平，2009年在北京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英國也看到澳門這個先例，澳門就是這個狀況，葡萄牙一直承認中國擁有澳門主權，但葡方繼續管治澳門，所以英國人想採取澳門這個方案。因此英國人在主權換治權問題上，拖了很久。」
後來發展眾所周知，戴卓爾夫人想堅持舊有條約國際效力，遭本地進步學生聲討；想以保持香港信心繁榮做籌碼，又被鄧小平反過來威嚇要趁「香港崩潰執平貨」。
正式會談無期，兩國書信拉鋸，英前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形容，中方一邊拖延時間，一邊吹奏「港人治港」收買人心，令堅持保密的英方處下風。
到英方拿出「主權」籌碼探路，換取正式談判開展與維持英治主張時，已無空間經營前景社那種戰略合作格局了。
然而，中英互利沒真箇煙消雲散，而是在談判桌下同步進行。1984年12月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當日早上，戴卓爾夫人與趙紫陽總理低調傾生意，避免給人出賣香港印象。到1985年5月底兩國互換聯合聲明批准書後，各式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已如雪片飛至。中英關係空前良好，只是港人未能爭取更多籌碼。
▍餘論：力挽狂瀾，警告無效
英首相訪華前，勞思光等人最大努力是籌謀辦法延後中國接收。隨著英方退讓，香港大局漸定，前景社主要角色，是扮演國王新衣小孩，在坊間日益唱好「港人治港」旋律中直言具體運作問題，以求當局正視。
早在1982年英首相訪京後不久，一批中大畢業生已在老左派出版人翟暖暉創辦之時事雜誌《廣角鏡》上發表其民意調查，率先為北京吹風「港人治港」前途方案。
隨著中國當局陸續放聲氣，《廣角鏡》再訪問勞思光及鄭宇碩等對「港人治港」看法。勞思光直指這講法空泛，包括港元國際地位、香港貿易配額等不是空談就保持到，如果意味兩岸三地「中華聯邦」而不是政治特區，倒還有發展空間，但中國未必接受。勞思光又澄清，港人未必真偏向英國，維持現狀最大得益不是英國，而是中國現代化。
1982年12月初，五屆人大通過新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改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香港學者翁松燃、劉述先等以及《七十年代》總編李怡舉行座談會，回應北京「一國兩制」政策。前景社勞思光充當主持，引導各人討論。
翁松燃談到「一國兩制」兩套法律的從屬與管轄權矛盾；宋恩榮提及中共插手干香港預經濟的隱憂；劉述先指出中共指導思想與實際需要的張力，謝劍以社會差異為由，主張聯邦制較特別行政區更能理性解決兩岸敵對狀態。
宋恩榮補充，港元國際信心基礎是法制，但地緣下維繫兩制壓力不少，如果有超然中港的邦聯憲法，會比較容易。勞思光說，問題是中共強調大一統與四個堅持，未能接受這觀念。他又指出，與會各人從經濟、法律和思想探討一國兩制，都得不出可行結論，港人如果只逢迎大陸不說實話，沉迷不可能實現觀念，終對大家不利。
1983年中，人大開會，英國大選，香港談判陷僵局。包括鄉議局、李鵬飛青年才俊團都先後訪京要求延長英治過渡期，對北京主張「港人治港」有保留，遭進步大學生質疑「未試過點知唔得」。
前景社勞思光受訪時再次指出，中方要求收回主權，保持繁榮是原則，至於港人治港，制度不變則僅是籠統想法，實際上引起更多問題。
9月初，中英恢復第二階段三輪談判後，香港前景研究社再發表書面意見，主張在九七後劃出一塊地方做特別行政區，然後分階段移交主權，逐步擴及整個香港，以保證安定繁榮，左派喉舌《大公報》不以為然，建議亦無緣接近兩國談判桌。
從後來解密英檔可見，當時英方力爭對港保留權威性聯繫，最終不得要領。那邊廂，同時身兼另一團體香港觀察社成員的鄭宇碩隨團訪京會見港澳辦官員，返港發表立場書，表態支持中方特區高度自治方案。
相比前景社延後主權移交建議，鄭宇碩是否悄悄「改變」立場？未必有簡單結論。不過回看他在1982年，前景社公佈「中英友好協議」構想後，曾逕自撰文在前景社方案上加料，提出本身包括政制等制度改革主張，或許正如香港觀察社初版立場書所見，他們一直關心是借機推動自治，開放參政渠道的變革，英治角色反而次要。
說回來，前景社不是政黨，成員本來對前途抱有不同想法主張。譬如行文嘻笑怒罵的專欄作家、前友聯出版社社長、《明報》、《星島》主筆徐東濱，就曾提出聯合國託管方案，但與前景社仝人切磋砥礪後，就轉為推薦「中英友好協議」方案，認為更可行。按其解讀，鄭宇碩是為前景社方案補充細節，內容雖有待商榷，但不失為概念推進示範。
徐東濱(1983)《笑談渴飲香港血》46–47：
王[延芝，即徐東濱]：我們九個發起人去年五月間就開始每兩星期一次的聚會，七月間決定組成一個團體，開始辦註冊，九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到十一月間才完成註冊手續。正式成立之後董事會開過二十次會議:此外還有比較擴大的研討會，凡是申請並被接受為研討會員者都可以出席心。我們還印出了一冊「香港前景研究社基本資料」…記者丙：我去查資料，因為我見到前景社發出文件所提的建議，似乎與你早些時的主張不符合。前景社建議訂立「中英友好合作條約」，其中把香港問題列為專條，表明不改變香港現行制度，以香港作為中英具體合作的重要基地；同時申明英國承認中國有權對全部香港土地提出主權要求，並願在適當時機與中國政府商談主權移交事宜；而同時中國也承認、香港之繼續受英國治理是對雙方有利，並也符合港人利益及關望的情況。可是你自己去年四月提出的「香港的最佳出路」，却是建議把整個香港改變為聯合國託管地。是什麼因素使你改變了看法？
王：我仍舊認為改成聯合國託管地是香港的「最佳出路」；可是這個方案不是「最容易行得通的路」。在前景社研討它的時候，別人都覺得北京當局恐怕不會默許採取這樣的過渡辦法，而倫敦當局大概也懶得致力推動這樣的複雜方案。大家在檢討了十幾種方案之後，初步結論認為最值得考慮的方案是訂「中英友好合作條約」；但這自然只是「可行方案之一」，並非說它是唯一可行方案。記者丙：我見到鄭宇碩博士一篇長文「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進一步方案」，似乎是對前景社所建議方案的一個更具體的補充。王：前景社所提的看法和建議，是提綱挈領的概念，主要希望供倫敦和北京決策人士及香港有關人士考慮，所以不願提得太精細具體；鄭博士把這些概念推進到具體設計的層次，表示它並不只是空洞概念；但這其中自然有些細節問題是有待從長計議的。
1983年底，英方在行政局議員同意下，決定改變談判策略，爭取九七全撤下中方盡量詳細的保證承諾。
由於會談內容保密，當時普遍港人要到英外相宣佈放棄香港主治權時才驚醒，但有跟進留意政治異動的人，包括《信報》林行止等，早在1984年初就看到情況對港人不利。
勞思光在中大研討會上亦指出空泛承諾無用，北京說收回主權又保持繁榮，本身就有具體困難待解決。
1984年1月3日中大崇基學院「週年教育研討會」講詞，摘自《家國天下 — 思光時論文選》(2001) 187–194：
「一九九七」成為問題的主要原因在甚麼地方？我們還是可以用北京自己所公佈的立場來看，就是說：當講到收回主權的時候，同時又講一個保持繁榮…假定我們現在在一個共產制度下面，另外的由於是一套特殊的制度保持資本主義的社會，假定是這樣，我們對一切執行法律的標準都會不一樣。譬如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面，某一些東西是反革命的，某一些東西是罪行，那麼在資本主義法律下面，又不是罪行可這種情況如果我們只看很短期的情況，也許我們會說：「不要緊吧。暫時讓它這樣。」可是，從長期的運行中來看的話，這永遠是個待解決的問題，永遠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假定了我們要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用的辦法就是，在共產主義的政府下面，另外准許一個採用資本主義制度這樣子的一個香港的特區…貨幣的問題、對外聯絡的問題、香港有沒有權利發護照的問題；對於外來的人，香港對他的保障是甚麼樣子？因為到那個時候來說，香港司法制度的穩定性到了甚麼程度？這個是對外信心的問題。別人怎樣子了解你的司法制度？而這個制度本身能不能夠很明確的保障自己？還是要等待北京的保證？因為對一切經濟的活動來說，它不外乎依靠幾個因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說在整個的世界經濟關係裡面，如何跟大家保持那個承諾。勞思光認為，更值得探討是「一國兩制」口號下更實際問題，譬如能否有獨立司法制度和言論自由？小憲法(基本法)如何制訂和修訂，修訂案如何提出，修訂權在哪裡？這些問題未解決，談港人治港信心是空話。
前景社曾有一次機會當面與中方官員交換意見。1983年調任來港進行升級統戰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憶述，他曾在1984年透過中間人安排，與前景社眾多成員會面，是他跟反共背景文化人交朋友的關鍵一役，席間李怡帶頭猛攻，但他真誠地回答各種尖銳問題，氣氛緊張卻和諧，大家不打不相識。許家屯又說，事後曾交代要請前景社成員參加新華社春茗，但沒成事，只保持與個別成員接觸。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1993)頁306–308：
在傳媒、文化界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增進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敵意，爭取部分報刊成為友報、友刊，是我到港後不久，便明確的工作方針…對於批評中共的傳媒人士，我開展廣交朋友的工作。八四年，經陸鏗和楊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員會面。他們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造詣頗深，經常在報刊發表文章，且多批評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勞思光、鄭宇碩、李怡、胡菊人、徐東濱、孫述憲、談錫永、董千里(陸鏗因事滯美)，由李怡帶頭發言，對我窮追猛打。
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之間的「異」，「求」了彼此之間的「同」，以縮短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點，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我真誠地回答：他們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反共，而被視為不愛國。我之所以與香港經常批共、反共的文化人之間，較能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當時我回到新華社，有人用「舌戰群儒」來形容，我說，「群儒」則可，「舌戰」則過甚。事實上，也是「統」多「戰」少。「文化戰場」也是一樣，不打不成相識。我看，他們在宴席上，還是「舌下留情」的，沒有過分為難我。後來，在新華社春茗活動安排上，我至少兩次交代，要同這一群再相聚會，不知什麼原因，都沒有安排。但個別之間，還是有接觸的。
李怡回憶錄反駁許家屯「交朋友」講法，強調那是跟許正面交鋒唯一一役，當時包括勞思光等都保持禮貌，只有他本人不顧情面出言頂撞。他批評中共改變長期政策，但不改一黨專政，怎保證鄧後承諾仍然有效？接收香港政策已令許多家庭分隔異地，希望中共關心具體人民的命運。
〈李怡回憶錄：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上報(2022年3月11日)：
六四後去了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主要講自己如何在香港開展統戰工作，如何與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異」。書中多次提到與前景社這些長期批評中共的學術和傳媒中人的談話，以顯示他的寬容和耐心。
實際上，我們正面作思想交鋒只有一次，就是由陸鏗和新華社楊奇安排的對前景社成員的宴請和之前的座談，《許家屯回憶錄》說，「由李怡帶頭發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的『異』，『求』了彼此的『同』，以缩短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認為不愛國。」他說他與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
我也記得這一役，但記憶與許家屯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有什麼「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異」。前景社其他成員，因為是客人，包括主席勞思光都說話留餘地，我確實是不停提出尖銳問題和反駁許的講話的一人。我主要問他，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來而且長期對中國有好處的對香港政策「長期存在，充分利用」，為什麼不「存在」、要改變了？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改變使中國付出多大代價？中國的對內施政確實比文革時好太多了，但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決定人民的命運，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決策而沒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誰能夠保證鄧小平以後的政策不會改變？
許家屯的回應是，我們對中國的批評，是基於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了解，而現在中國已經不一樣了，中國一直有進步，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國歷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人類歷史上更微不足道，我們應該用長遠的歷史眼光去看待過去那二十年的短暫歷史。
我回應說：二三十年對人類來說無疑是短短一瞬，但二三十年對一個人來說就是半輩子，尤其是正值可以做事可以奮發的好時光，我特別提到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大學後二十多年下放勞動，就這樣犧牲了整個人生。我又提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產生了許多「太空人」，製造了許多家庭悲劇。我希望中共黨人，不要只想著中國歷史、人類命運，而是想到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從每一個人的命運去思考政策。
許家屯一下子無言以對，有一刻似在沉思。我想，以他這樣的部級高幹，即使在香港接觸權貴，大概也沒有試過被人這樣當面頂撞。但我也必須承認，他始終保持溫和的笑臉，沒有因為我不留情面的「窮追猛打」而發怒。論度量，還是值得一贊。無論哪個版本較準確，可以肯定，前景社意見在北京眼中幾乎毫無影響力。
1984年9月初，香港前景研究社再盡最後努力發表意見，回應中英協議進展。前景社表示擔心聯合聲明法律約束力，尤其附件一九七後香港制度由基本法規定實施，都變成中國主權範圍內事情，英方無從置喙。其次，所載各種權利，即使中國憲法亦有載，但理解與實行都有不同，宜寫得更詳細。中方既主張「港人治港」，不應反對香港發展代議制度，妨害繁榮的因素不是民主化，而是專制官僚、計劃經濟和工會權力過大。另方面，港府雖然在7月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但距離民主化太遠，應加入分期推行直選內容。前景社又表示，英外相既然說草簽後不容修改，則應在草簽前將初步協議交港人討論，港府要到事後才安排民意審核只是政治遊戲，浪費人力物力，如此引導港人接受不確定前途，是既不負任又反民主行為。
幾許努力，警告始終無效。後來發展證明，無論中英方都沒聽取這些意見。9月底中英草簽之時，附件二都未處理如何制訂和修訂基本法，但香港民主派領袖卻跟當局一道向市民大眾派定心丸。
一群無權無勢又不欲動員群眾的學者文人，嘗試在對抗與屈從以外，另闢蹊徑自設具國際格局的香港前途主張，從現實角度向中英兩國進行政治遊說，就這樣功敗垂成收場。
據李怡憶述，前景社在聯合聲明簽訂後翌年解散，大家都認為香港已沒前景可研究。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111：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風傳媒(2022年4月16日)：
香港前景研究社在1985年解散，當時主席勞思光與我們幾個成員，咸認為主權轉移大局已定，香港已經沒有可以研究的前景可言了。一國兩制有可能成功嗎？我們談到國家的構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在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為甚麼要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為甚麼要推倒原來的國家建一個新國家？不是要換一個名稱，而是為了要建立新的制度。孫中山要實現共和，中共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都不是不要「中國」而是要建立中國的另一制度。國家因制度而立，制度在國家之上，若國家在制度之上，那就是專權體制的非法治國家。
翻查公司註冊資料，香港前景研究社有限公司確實解散日期是1987年7月。但在八九六四後國際一片制裁中國潮流裡，學者鄭宇碩卻仍以前景社社長名義，呼籲海外華人透過投資中港生意，向北京施壓來間接幫助香港。多少反映，前景社這民間前途組織運作如何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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