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英方宣佈撤出香港不久，明報社長查良鏞將討論香港前途社評結集出版。所選錄113篇評論按日期排序，作者以積極務實風格回應事態，安撫無法參與大局的港人，多次分析中國收回香港「無即時危險」，港人只要保持利用價值就可享一時太平。相比信報林行止的前途社評集以1984年9月中英草簽為終篇，查良鏞一書完結在4月中方「勝局」已定之時，未收錄關於中英協議各種保證的論爭。以下將概覽其中精彩部份。
1. 「預測準確」
翻開《香港的前途》(1984)，扉頁後有兩張粉紙印著1981年2月兩篇明報社評，內容主要表明香港前途不離承認中國主權，認為中國接收前應有15年過渡期，香港現況在各方有利條件下應得以保留。作者後來形容，昔日這些評論預測準確。作者又談到前途談判的主要政治詞令是「安定繁榮」，內涵則待各方表述，查氏本人主張「自由+法治」是重中之重。
2. 樂觀精神
書中社評反映，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前，港人充滿疑慮之際，查良鏞已發揮樂觀精神，一再出言安撫。一個明顯例子是1982年8月，港府宣佈中區地王美利道停車場以10億元售予中銀香港，被指半賣半送，恆指暴跌近80點。查良鏞接連在明報社評唱反調，認為儉樸的中方花大手筆建中銀新廈，是對香港投下重要一票。
中共辦事講究樸實節儉…以如此大手筆來建造這座中國銀行新廈，相信政治上的考慮更重要於經濟上或實際上的考慮…這塊地皮的售價，比之置地公司不久前所買的地皮低廉得多…相信主要的原因，在於港府和中國雙方，都希望這樁大交易順利完成，對於「維持香港繁榮」這個目標作出貢獻。消息宣布之後，股市大瀉…股市中的投資者和投機者，主要只看眼於地價的便宜…其實，對於整個香港經濟的長期繁榮和健全而言，地價下降是好事不是壞事。這可以降低工業成本，緩和通貨膨脹，使香港大多數人的生活好過些…[1982年8月10日社評]
中國銀行所以有這樣巨額投資，北京中國銀行董事長卜明在香港正式宣稱，是「有助於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們在社評中會不止一次的說：意見和聲明不一定是真實的，具體行動才值得注意，尤其是，以巨額來表示的意向決計不會騙人…北京花了這樣一大筆錢，希望促進香港的安定繁榮…香港政府少收一大筆錢，目的也在希望促進香港的安定繁榮，其中不可能含有對香港不利的目的…心理學中有所謂「行為學派」…要知道北京當局對香港的决策，最可靠的途徑，是從中國的具體行動中去研究其動機與目的，而不是輕信各種各樣的流言。[1982年8月13日明報社評]
3. 促放棄無用幻想
有社評力勸港人接受現實，放棄對香港前途任何「另類」幻想，以為可以脫離中國影響：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殖民地委員會，反對將香港及澳門列為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期待北京同意香港獨立？如果不顧北京的反對，硬把香港推上獨立的道路，會有怎樣的後果？難道香港可以出一個喬治‧華盛頓來領導全港居民進行一次「獨立戰爭」？又或者，為了制度上的不同，像美國南部那樣，對中央政府發動一海「南北戰爭」？…所以「獨立」二字在香港談談當然無所謂，如果認真當作一條出路來考慮，徒然造成混亂與不利影響。在香港，一切考慮都應當「切實可行」，空談理論、理想、主義，那是書生學者的學術性研討，不適應「絕對務實」的香港人的要求。英國保守黨比較務實，中共的領導人是務實派，香港人更加務實之至…如果撇開「實際利益」四字，目前的香港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1982年9月3日明報社評]
9月戴卓爾見鄧小平後，查良鏞即大聲叫好，認為能鼓舞港人信心，同時又贊同中英秘密談判：
踏入一九八二年以後，香港上空籠罩著一間濃黑的「一九九七陰影」，一般人都感到不安和擔心…這次訪問後…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大大的足以鼓舞…中英的最高行政領導人正式共同宣布：雙方對於香港前途的共同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對於香港所想做的是同一件事，照理沒有做不到的道理…戴卓爾夫人說：「會談的內容必須守秘密…」我們同意這原則。香港前途是十分微妙敏感的問題，不宜將討論的過程一一公開。推想起來，最後達成的協議不會完全符合於中國的要求，也不會完全符合於英國的要求，而是互相協調配合的一個方案，中英港三方面都未必百分之百的滿意，然而各有相當大程度的滿意，因為這方案可以達成「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大目標。[1982年9月25日明報社評]
4. 「無即時危險」
然而坊間似乎未接受查良鏞樂觀看法，中英方保密，恐怖傳聞滿天飛，港元下跌。此時明報再度出言安撫，促港人勿自亂陣腳：
群眾自己造成的傷害，遠比真正的災害所造成的為多。「災難電影」，常可見到群眾在冷靜下來之後，如何況看的渡過難關，那些大叫失常之輩，往往會挨上舉個耳光，免得他擾亂人心…離開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還有五千三百多天，每一天中都可能發生或好或壞的變化。如果老是為了未來的變化而擔憂、推測、寢不安枕、食不甘味，一九九七年其實根本與他無關，因為在這年份到來之前，不免早已因發愁而一命嗚呼了。中英談判慢則一年，快則半載，必有眉目端倪可見。在此以前，一切消息都是「意見、主張、宣傳、壓力、推測、謠言」。那是說，其中有許多是合情合理的意見主張，有許多是宣傳性的鼓吹，有許多是不懷好意的謠言，為了達到空倉、做市之類的目的…[1982年10月12日明報社評]
其後社評引用新華社長保證，認為香港在至少十五年內「無即時危險」：
近一個多月來，香港經濟情況急劇惡化，完全不符北京和倫致的共同願望：「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資金大量流失，人心惶惶，不少人在辦理移民或計劃離港機構的重要投資暫時擱置…我們基本上對本港的前途樂觀，事實是不能抹殺的，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勢必嚴重損害香港的基礎…(我們完全同意，至少今後十五年內，香港情況不會有重大改變)…所謂「至少十五年內不會有重大改變」，當然並不等於「十五年後一定有重大改變。胡耀邦對法國記者說，可以按合同保證，中國政局「至少有十年穩定」，當然並不等於說「十年之後中國政局不穩」。[1982年11月1日明報社評]
到11月4日，查良鏞又引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說話，強調「十五年以至更長時間」維持香港繁榮，兩年內有方案出爐，工商界可繼續買賣：
習仲勛不久之前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對香港情況甚為了解。他這次談話，是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香港的前途問題表示態度…香港人目前所真正注意的，是「十五年以至更長時間」和「一兩年內達成解決香港問的方案」…至於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保證如何如何…大家覺得在目前來說還相當遙遠…中國新聞社…則另加補充：即使在十五年或更長時間之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香港的一切制度仍保證不變，繁榮穩定可保持。
5. 「中方要求並非嚴峻」
英相訪華3個月，正式談判仍無期。中方接連透過訪京港人單方面透露其對港方針，明報積極回應中方舉措，指有得談判議價就很好：
我們的態度一直相當樂觀，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北京方面所揭示的要求與主張，本身並非嚴峻到令人無法忍受。中英既然在談判，最後的結果一定比北京已宣布的更佳…否則的話，談些麼？按照中國的既定方針辦就是了。中國說一九九七年收同香港主權。說不定從收回主權到正式接管之間，有一段很長過渡時期，或許有十多年、二三十年之久。將來對於「港人治港」，或許會作出各種具體保障，而北京當局確能如實遵守……[1982年12月2日明報社評]6. 「寸土必爭勸降論」元祖
中英僵局持續至1983年中，英方在談判議程上讓步後，中方終同意展開正式談判。首輪談判後，明報勸雙方從細節開始尋求共識，逐步確立既定事實：
使問題簡單化，態度富於彈性，儘量尋求共同點，在雙方利益一致的項目上設法突破，成立協議。中共運用這種外交策略，曾有不少成功的先例，也可說是周恩來留下的業績。任何國際商談，除非你用武力打得對方無條件投降，否則始終是立相遷就和讓步的對等關係，始終是權衡輕重、有取有予的協調過程…[1983年7月14日明報社評]
中英正式談判前夕，李鵬飛、李柱銘等才俊團訪京後強烈質疑中方「港人治港」構想，引起輿論風波，受親中人士與學生攻擊。查良鏞則用較婉轉方式回應才俊團，說如果條件齊備就可行，但未分析如何達致：
關鍵不在種族的分別…不在「英國人能夠，為甚麼中國人不能？」…港人治港與港法治港之時，如果司法獨立，目前香港人的一切自由充分保持，自由經濟仍如目前一樣運作而不受計劃紐濟的干擾，集權政治與封建作風不侵入行政體系，外地的政治運動與派系權力鬥爭不影響到本港行政的正常運行，治港的港人真正由本地居民選舉而不是由外地委派，治港的港法真正根據本港的需要而制訂，任何黨派、團體、組織的成員並無任何特權等等，如果這些條件都能具備，充分而徹底的維持，那麼「港人港法治港」是可行的，否則便不可行…[1983年7月18日明報社評]
隨著中英正式談判展開，港元再度下跌。1983年9月21日社評呼籲中英雙方少談矛盾，應先穩定眼前局面：
目前的真正問題並非香港在十四年後的繁榮穩定，而是今天的繁榮穩定。我們甚至不奢望繁榮穩定，只盼望港幣不要崩潰，社會不陷入重大混亂…主權、治權、國際法、民意、港人治港、三個不變等等大問題儘可緩談，因為時間充裕得很，但港幣卻處於萬分危急的狀態。火燒眉毛，且顧眼下，我們根本來不及去想十四年後的事，只盼目前能夠安居樂業。
7. 九七失敗是「爆冷」
第4輪談判後傳出中方可能在1984年底單方面宣佈接收香港方案，港元跌勢更勁。查良鏞以反向方式推演，認為中方保證無法實現是「爆大冷」：
如果會談十多次，仍然得不到任何結果…最極端的結果，也不過是談判破裂，中國政府單方面宣佈方案…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其中包括行使治權…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不會有甚麼變化。這是鄧小平說過的話，決不會說過了不算…中國方案的第二部份，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香港人仍可享有各種自由等等。我們仍作最悲觀的估計，假定十四年後中國當局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或者政策雖然不變，但在實施中出現偏差，甚至大大的偏差，以致方案無法實現。那便如何？那便無可如何了…我們決不相信，中國當局竟會如此低能，英國當局竟會如此低能，香港人竟會如此低能，在今後十三年九個月之中，居然會將每一件事都做得大糟而特糟。如果的確如此，那是自作自受，應有此報，還有甚麼可抱怨的…[1983年10月2日明報社評]
8. 促英方軟化立場
其後中英談判主權治權問題爭持，1983年10月17日明報社評分析，中方目的在台灣，警告英方企硬只會害死香港：
中國一定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基本的政治目標是：「統一台灣」。收回香港是手段，統一台灣才是真正的大目標。中國明知收回香港在經濟上會有重大損失。現在不過表明收回的意向，經濟上的損失已著實不小，今後預計還會繼續損失下去。就算一切如中國之所願，收回之後香港仍能保持為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繼續對中國的四化作出重要貢獻，最佳的估計，也不過同目前的香港相同，但多多少少總會打個折扣。說算一點折扣也不打，今後十多年中資金流失、人才流失，無論如何是必然的後果，即使將來可以全部得到補充，這十四年中的損失終究避免不了。因此，如果純從經濟利益看眼，中國不會堅持改變香港的現狀…中共領導人對於收回香港在經濟上、戰略上的利弊，當然清楚得很，用不著香港人去提醒。以前提醒一下容或有其必要，到了今天再談「殺金鵝取蛋」是沒有多大意義了。北京要拿香港這隻金鵝，目的決不是殺之取蛋，這隻金鵝將來如能繼續生金蛋，當然是最好不過，即使不生金鵝蛋了，或者只生鴿蛋一般的小金蛋，那也犧牲得起。要收回香港這隻金鵝，真正目的，在於要牽到海峽彼岸的一頭大金牛—台灣。所圖者大，其志非小。在這個政治大目標之前，中國甘願忍受收問香港的任何經濟損失。因此，英國以經濟作為王牌而與北京談啊，雖然有頗大作用(因為北京畢竟希望儘可能保持香港的經濟效能)，但不是真正有決定性的王牌，因為臨到最後決策之時，北京領導人的考慮是政治第一，經濟第二。
1983年底，查良鏞更開門見山，勸港人要繼續生金蛋保命：
香港人不論如何憂慮擔心，對於中英政治局勢的發展都不會有多少影響，不能造成甚麼重大改變…中國當局答允「香港人生活方式不變」的目的，是求香港人繼續在經濟上作出貢獻…大家都是中國人，為甚麼要對我們特殊照顧？只因為若不特殊照顧，這隻鵝就不生金蛋。如果這隻鵝今後不生金蛋了，當然也沒有再予以特殊照顧的必要…[1983年12月26日明報社評]
9. 「怪鵝論」與「核爆論」
其後查良鏞進一步發揮其「怪鵝論」，由中方視角出發，強調保持中港兩制區隔對雙方有利，另又加「核爆論」，安撫港人不用過份擔心中方不守信，最能做是保持經濟貢獻：
中共的觀點來看，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根本要不得，馬照跑、舞照跳、股照妙，有甚麼好？黃色毒素充斥，精神污染達於極點。如果能清除種種精神污染，革除腐朽的自由主義，仍能保港式穩定繁榮，中共決不會答允甚麼五十年不變，只因為這頭能生金蛋的怪鵝非吃一種充滿精神污染的食料不可，否則就生不出金蛋，只好不剝奪它這種問之掩鼻的食料了…中共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好東西，但香港的作用對中國有用，而這種作用又以實施資本主義為必要條件，只好劃定範圍(成立「特別行政區」)，讓你們自己幹自己的(「港人治港」)。只要這頭怪鵝天天生蛋，任牠愛吃甚麼就吃甚麼罷…香港人沒有能力去替中共整黨整風，強制他們維持目前務實的政策決不改變，沒有能力保障鄧小平健康長壽、保障他的接班人切實推行現行政策。那是中共的大事，更是全體中國人的大事…對於我們根本無能為力之事，只有置之度外，事到臨頭，如有可能則獨善其身、獨善其家，否則也只有同歸於盡而已。我們並不因為害怕核子大戰，因而遷居於荒山野嶺、深入地底山洞。坐飛機分分鐘可能失事，每一次出街都可能給汽車撞死，不能就此不乘飛機、不出街…[1984年1月11日明報社評]
查良鏞亦曾透過「鸚鵡金魚論」來闡述類似「怪鵝論」觀點，強調兩制源於兩地生態不同，不是道德問題：
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的自由法治可能極好，很先進，更加公平合理，但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是不適合的。不能將鸚鵡養在金魚池中，不能將金魚養在鸚鵡籠中。物各有其性，各有其需，制度亦然。這不是好壞問題、是非問題，而是生存條件問題。港式穩定繁榮靠港式自由法治而存在。[1983年7月7日明報社評]
10. 「自由+法治」保繁榮
至於如何保障港人生活，查良鏞一貫主張是「自由與法治」，譬如1983年10月23日社評強調這是維護繁榮以至港人信心基礎(彷彿法治可獨立存在)：
只要「法治原則將來仍可保持」這件事，在中英會商之下得到具體與確實的保障，使香港人信得過真的會實施而長期不變，香港人便信心大增，其餘枝節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根據1980年7月19日社評引用嘉道理爵士之言，「自由」主要指謀生自由：
香港為甚麼會成功？他[嘉道理爵士]的答覆言簡意賅，說出了真正的要點：…這裡具有個人可以為自己而工作的自由，由個人努力而得到利益的自由。」如果剝奪了這種自由，香港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11. 「中國好，香港好」始祖
從社評集可見，查良鏞很早提倡「中國好，香港好」論調，他在1984年初關鍵時刻警告港人，切勿危害未來宗主國，否則遲早玩完：
必須正視現實，了解到北京所以同意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惟一的原因是，這種特殊化對中國大陸有利。如果這種特殊化對中國大陸無益，甚至有害…即使由於國際協議等等約束，短期內容忍，在「適當時機」時必定會予以撤銷。北京政權的力量十分強大，對香港擁有充分主權…任何政策…甚至大憲法、小憲法，都可以修訂或改變的。利害關係的考慮卻永遠有效。香港人努力的目標是「利國利港，利人利己」。對中國有利，對全體中國人民有利，就會對香港有利，對香港人有利。反過來，對香港有利的事，對中國也有利…[1984年1月10日明報社評]
12. 中港內部事務區隔
查良鏞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最基本期望，是中港政府某些內部事務上保持區隔。1984年1月16日他回應的士罷駛事件，就明言反對的士商會向新華社請願，認為此舉邀中方插手香港內政，有機會危害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保證：
我們不責備的士商會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求助，但願乘此機會重申一個重大要點：今日以及此後數十年香港是否得保穩定繁榮，繫於「港人治港」的理想計劃是否能百分之百實現，其中「北京中央政府不派幹部來港，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是一個重要條件。(所謂「不派幹部來港」，是指不派幹部來港干預香港事訝。至於派幹部來港辦理中國大陸的事訝，當然可以。許家屯、祁烽副社長等人都是北京扳來香港的幹部，但他們並不干預香港政府的職權。)…不論出於任何良好的動機意願，干預之例決不可開，干預的直接效果可能百分之百有益，最後效果必定百分之百有害。
13. 寄託「開明領導」
談到如何確保中國履行承諾？1984年4月23日，查良鏞在英方宣佈撤退後坦言，世事根本沒甚麼恆久保證，可以把握的都是實利考量，目前中國走向開放，有開明領導誠心保證，本身已難能可貴，未來有賴各方努力：
筆者前幾天有機會和英國外相賀維爵士以及他的幾位隨員會晤，曾相當詳盡的談論這個問題…香港人將來大概不會對中英協議內容本身有甚麼反對或不滿，所不滿的是：「如果北京當局毀約，沒有任何保障。」筆者所得到的答覆是十分誠懇而詳盡的，大致來說是這樣：任何國際條約或協議的價值，都在於簽約國遵守該約的誠意與決心…國內的合約有法律機構可以強迫執行，國際條約卻只有用戰爭來強迫執行，還得看戰爭勝敗的結果而定。但一個國家按署一項國際性協議，只要不是無條件投降的降書，總是出於自願，認為遵守協議對本國有利…世界上甚麼事情都是沒有保證的。大多數人向著這個方向努力，實現的可能就大得多。如果許多人都說靠不住，不可能，反對這種努力，實現的可能就小得多。
餘論：得寸盡尺是誠意
為力證開明領導可信，社評著力為中方得寸盡尺的談判風格辯護，認為這是既認真又有誠意表現。至此，查良鏞就主權移交的「正能量」邏輯已立不敗之地。
筆者又與得知中英會談內容及進展情況的人士討論到同一問題。他們當然不能透露會談的具體內容，但說：中國方面在某些具體細節上提的要求很多，甚至有點過份，似乎殊無必要。但這至少顯示他們十分認真，決心充分遵守…[1984年4月23日明報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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