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訊息,千軍萬馬也不敵。」當年電訊商花百萬元拍宣傳片,紅歌星黎明化身爆料人,以機密文件抗衡專制政權,獲最受歡迎廣告大獎等多項殊榮。事緣後過渡期,商人于品海主政《明報》時,記者席揚在中國遭國安拘捕。老闆公開道歉不果,記者被控洩露機密重囚12年,引來新聞界極大憂慮,擔心言論紅線隨九七收緊,扼殺生存空間。港人這邊廂透過支持商業創作踩線題材展示精神勝利,那邊廂在中方推倒「直通車」後的短命議會選舉大舉投票表態。
李慧菊:〈 鎖喉不手軟 — 席揚案震動香江〉《遠見雜誌》(1994年6月):
平地一聲雷。四月一號,消息傳到香港,被捕六個月的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因竊取「中國」國家金融機密,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罪名成立,將受刑十二年。這是中國大陸自經濟改革以來,對境外記者最嚴厲的一次處理手法。
剎時間,整個香港社會似乎被挑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緒,驚愕中交雜後過渡期間特有的脆弱、不安和憤怒。媒體(尤其是報紙)大肆撻伐此案對新聞自由的斲害,連親「中」的大公報社論也要求北京法院公開案情;政團、本地和國際記者團體、港府、英美外交官等紛紛表達關切。
明報為抗議「中國」司法制度,社論有史以來開了天窗;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發表聲明,認為席揚不過是利用正常採訪手段;更有兩千個香港市民為席揚奔波請命,發動了自一九八九「六四」之後,香港最大規模示威活動…
一向被視為是香港大右派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指出,從「中國」對人權問題態度轉強、魏京生等民運人士陸續被拘留軟禁,以至席揚受重判,意味著北京當權保守勢力抬頭,要為鄧小平身後做準備,預防可能的社會動盪。
另一個作用是殺雞做猴。但目標不僅是所有港、澳、台泛泛的記者群,更是在大陸有門路、有關係的人…
二十八歲的席揚,一九九二年改變人生路程,飛離北京定居香港,隨即加入明報。去年六、七月間,席揚赴北京採 訪。他透過他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朋友田野,拿到一些機密文件(大部分被列為「絕密」),於是陸續發稿,報導「中國」將在國際市場賣黃金、調整匯率及「人行」將調高存款利率的消息。九月二十七日,席揚被捕。六個月之後,經過秘密審判,判刑十二年,協助他的田野則判十五年刑。
香港一般輿論認為,十二年刑期太重,要求減刑、寬大處理,因為席揚的行為,最多應只是「偷竊、刺探國家機密」,並無間諜活動。但中方堅持,在大陸犯法就該按大陸的法律行事…
半年多來,明報一直保持緘默。事後,明報高層坦承他們接受親中人士建議,要救席揚,必須「低調處理、承認錯誤,跪地求饒」。他們表示,由於被「誤導」,明報才一直默不作聲,等待「好消息」。明報董事長于品海更在法院正式審查之前,主動公開向中方承認,他們是犯了錯,誤觸法網。
從四月初消息傳來之後,明報終於開口反擊…日日大篇幅報導席案,發起示威遊行、絕食靜坐,印特刊徵漫畫;闢專欄由席父描寫席揚,描述他如何孝順;更主動批評中共司法制度的瑕疵。
席揚被判刑引起坊間熱議,5月11日立法局有短暫表態辯論,港同盟議員楊森動議「促請中國政府尊重香港新聞自由,並盡快釋放席揚先生」,以24:1票通過。輿論方面,好些曾在中國受過牢獄之苦的人包括前《新晚報》總編羅孚、作家戴晴以至70年代社運老兵吳仲賢等都有撰文聲援。
就在這氣氛下,電訊商和記傳訊花費千萬元宣傳「天地綫」廣告(CT2第二代無線電話,手機只能在指定發射站打出不能打入,要配合傳呼機來接收訊息),在四個免費電視頻道以至印刷媒體鋪天蓋地發放。爆料英雄大鬥惡勢力的故事,彷彿呼應時局發展,《壹週刊》也用來做封面,進一步炒熱話題。
當年有份為廣告度橋的曾錦程憶述,在創作層面,他們只著眼如何用驚險情節來烘托電訊服務,未想過牽涉政治話題,但製作人拍出來就有影射大陸微妙效果,最後亦層層過關,連客戶也似乎心知肚明。
曾錦程、劉昆祐(2017)《我地廣告》433–434:
和記傳訊第一個MTV廣告,是1994年的《天地情緣》。它以破天荒四台聯播、三分半鐘長的姿態登場。當時全香港所有電視觀眾同一時間收看,真是有點令全港嘩然。廣告裏,黎明飾演一個熱血正義青年(有觀眾看成是特務),他敢於隻身與整個政治惡勢力鬥爭,後來受到種種追迫;但靠着和記天地線的幫助,總是逢凶化吉,履險如夷。當時,我亦是廣告創作成員之一,創作過程中只希望製造緊張情節,以突出產品如何了得,絕對無意把政治拉進廣告之中。不過 事後看來,短短一個廣告有何能力製造真正緊張情節呢?廣告由於篇幅太短,往往需要借助觀眾熟悉的畫面作基礎,再加以創新,以有效傳達信息。《天地情緣》之中,不乏一些電影中常見的情節和鏡頭;假如只此而已,並再沒有新意,相信廣告再長、再豪擲金彈,也不見得可以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反而可能會叫人生厭。當然,廣告做對了的地方,現在(甚至永遠)也沒法說得準,可能是黎明,又或者是歌曲,又或者是廣告從沒有這種全方位霸道媒體戰術,又或者是各種因素加起來的緣故。但是我相信,政治也是其中一個看不出,說不來,但感受到的力量。
雖然「特務」的設定,與香港現實環境有很大距離,卻隱含着微妙的政治隱喻和投射。我們仔細觀看廣告中「惡勢力」 的形象,從人物的衣着和場景的佈置,都像是對內地政權的影射。香港人自六四事件以來,對內地政權的恐懼,還有對即將回歸的憂慮,可能有助觀眾的投入,故產生黎明這個虛構的英雄。事實上,這廣告當年正正就是在寒冷的北京拍攝的,內地的味道不知不覺滲進了廣告之中。是真的不知不覺嗎?導演、美術指導,還有我老闆鄧志祥,究竟是否心中有數但不宣之於口?還是大夥兒只是單單覺得這樣做才夠好看呢?難道連客戶也看不出來,無形中接受了事情理應如此?⋯其實當時的美術指導奚仲文刻意地模糊化時空,總之不想表明是當下的年代。然而,觀眾看起來似乎有一種「舊的味道」⋯翌年,和記傳訊繼續邀請黎明做其英雄,飾演拆彈專家,套路和《天地情緣》極為相近,不過在法國拍攝。這個新廣告,雖然形式一樣(也是明星、音樂、英雄和愛情),故事雷同,效果卻差天共地,為什麼?創意重複,肯定是死罪一條;脫離本地脈絡,而妄想以一個廣告的篇幅和資源製造緊張刺激英雄感覺,又是另一致命之處。
據其描述,和記翌年再請黎明做拆彈專家,效果卻不如理想。除了橋段欠新意,亦可能顯示,上回所以成功,某程度是誤打誤撞扯上新聞話題與港人政治恐懼。影片中,主角黎明不但勇敢爆料,更遭追捕毒打,相比一面倒英雄角色,受害人形象更具「現實」感染力。
1995年1月22日,亞視舉辦第一屆十大電視廣告頒獎典禮,電視台方面稱,他們透過香港市場研究社點算了全港觀眾3萬多份表格選最喜愛電視廣告,和記天地線「天地情緣」獲得最高票數。
後話:平穩過渡主旋律
1995年結束時,港人經歷過最大規模又短命的三級議會地區選舉;又見證著如何爭取都無法改變席揚命運。另一邊廂,由親中人脈拉線製作唱好九七歌曲〈我至叻〉悄然在聖誕登上螢幕,迅即成為最紅主旋律,為港人信心危機收復失地。
主權移交前夕,被判12年監禁的《明報》記者席揚在1997年1月提早獲釋返港。席揚沒回應多少記者提問,只說希望祥和氣氛貫徹九七。中國當局表示,席揚假釋期間可自由到中國各地,但不准從事記者工作。
多年後《明報》編採人員憶述稱,席揚提早獲釋,很可能與後來老闆拿督張曉卿有關。
明報(2019年5月2日):
26年前,《明報》記者席揚於北京被指竊取國家機密,被重判監禁12年,事件震驚香港新聞界。席揚服刑2年10個月後獲釋,時任執行總編輯張健波接受訪問時認為,事件反映內地的國家機密界線模糊,記者是「誤中地雷」…時任《明報》中國組採訪主任、現任副執行總編輯張許近日受訪時憶述,自1993年起,內地出現20%通脹,適逢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執掌人民銀行,準備實行宏觀調控政策,以整頓國家經濟。由於事件涉及內地經濟調控政策,屬於香港市民關注的議題,當時剛加入《明報》、有內地出身背景的席揚,在此情况下被派往北京採訪金融改革事宜。張許說,席揚到北京後憑着豐富人脈,取得一些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資訊,寫成報道。直至同年9月底,他收到席揚胞妹的電話,說席揚遭國安(國家安全部門人員)拘捕…時任執行總編輯張健波表示,新華社無透露是哪篇稿涉及國家機密,但編輯部估計應與1993年5月11日報道「大陸採措施吸引存款 儲蓄利率將提高二釐」,及同年7月28日「朱鎔基昨視察京印鈔廠 央行決定拋黃金換外匯」有關。張健波說,當時難以理解報道當中有何國家機密,只是事後被提醒相關報道導致國家有損失才醒悟…席揚被判囚後,編輯部嘗試透過人代政協說項,但作用不大。直至現為世華媒體榮譽主席的張曉卿於1995年入主《明報》,張健波在一次會議中向對方提及事件,希望他向北京反映。席揚服刑2年10個月後,於1997年1月25日假釋返港。張健波表示,雖無證據證明席揚獲釋與張曉卿有關,但他相信後者在事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有將事件記掛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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