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港府推行地方分區有限度直選，一班壓力團體領袖起初擔心被吸納，後來逐漸放下戒心積極參選，更動員昔日人脈支持。1970年代學運社運力量，成了選舉重要本錢。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32–33：
問：當時主要包括哪些壓力團體？
馮[檢基]：SOCO、教育行動組，居民委員會、一些地區壓力團體。公屋評議會是同意參選的。壓力團體領袖就不信政府真的會開放民主，覺得進了建制，就會被建制束縛，發言與動員民眾的難度會很高，所以覺得不應該參加…但我說當我當選了議員，第一，我有身份地位；第二，我有了身份地位後，我的發言權大了，因為我們都是壓力團體，靠傳媒輿論。我有了身份地位，找傳媒機會高了…70年代有兩種人，一種是壓力團體，上街抗議；第二種就是葉錫恩，民選議員，出來就訪問葉錫恩。我想當個民選的葉錫恩，他背後有一班群眾…到時就定比葉錫恩大、比壓力團體大…我70年代約房屋經理，經理都不理我。但當我是市政局議員的時候，我約你署長，你不見我？我不信…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2012)頁7–10,13：
李[植悅]：…那時我在深水埗李鄭屋做社區工作…當時匯聚了一群比較有「運動」經驗，例如搞學生運動，或者搞壓力團體的人做社區工作…我在中大唸書時搞過學生運動，像學生報、參加學生會、《聯合學生報》編輯選舉等…當時因為社會福利發展比較快，很多同學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很投入的社工，有一些像我一般可能政治化一點…當時搞群眾運動只有幾條路，一是加入壓力團體…83年時支持我的核心，都是當區的社工…核心成員包括方敏生，現在她是社會服務聯會總幹事，她當時在深水埗做社區工作。這群人其實是希望實踐和體驗一樁事，就是social planning，即所謂社工參政…
…當時深水埗有40萬人左右…馮檢基從英國回來…他問：「喂，你有沒有興趣出來選舉？…」我說可以考慮…當時亦找不到適合的居民，因為地區太大，競爭對手知名度相當高，例如在區內雄霸幾十年的有黃平漢，還有些專業人士，美孚有一位姓鄧的會計師，還有一位姓彭的、在建築公司工作的有錢人。當時勝負其實都無所謂，因為目的是要推動一群居民，是一個團結街坊、社區教育的方法…所以我們很着重招募義工…我們參選時，居然沒有任何街坊組織和互委會支持我…於是繞過這些組織，嘗試直接接觸每一戶居民…我記得我們拿了幾千塊出來，全都是大家捐的…當時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選舉。由於我在中大有搞學運的背景，於是回到中大招兵買馬，有一批大學生跑出來。最鼎盛的時候，助選團超過100人…這批人當然比較多意見，要駕馭是比較麻煩，要講好多道理…我告訴你有項數字是很「恐怖」的，在李鄭屋邨簡直是overwhelming（壓倒性），五個候選人我拿了九成票，所以證明家訪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問：是否覺得由70年代學運，接着社運、居民運動，到了參政，反映了香港社會變遷或發展階段的過程？
李：當然是，我是大家捧出來的，70年代搞學運，特別是社會派那一批，各路英雄搞壓力團體，接着便搞議會，這很明顯是一個發展的階段…到了立法局直選，我便當「逃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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