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一黨專政」是昔日中共在野時常用口號[1]，後來被香港團體用來聲援中國異見者。六四前最早採用該口號是四五行動，當時始創成員梁耀忠等發起簽名，要求北京「結束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六四後大半年，民運龍頭支聯會將口號列入五大綱領，一度被視為「激進」主張。近年支聯會何俊仁則重申，「結束一黨專政」是溫和又堅實的抗爭策略。
1989年初，新晉組織四五行動響應中國異見者方勵之呼籲，發起簽名聲援被囚政治犯。當時有簽名市民說擔心九七，所以盼中國有民主。
新報(1989年2月27日)：
一個由工人、大專學生、教師、文化藝術工作者及區議員組成的「四、五行動」團體，昨日發起簽名運動，呼籲市民簽名支持，包括：(一)：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二)中國應立即釋放魏京生、王希哲及香港居民劉山青等民運份子；(三)中國人民應享有言論、集會、示威及政治信仰等自由。
在六小時的簽名運動中，該團體共收集得五千一百個簽名，在場一對姓李及徐有份簽名支持的伴侶表示，因害怕九七後香港遵行共產主義，現有團體要求中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故簽名支持；而一位看完宣傳刊物後，拒絕簽名的張先生表示，中國政府現實行開放政策，不會再囚禁民運份子，若有這個情況，亦是誤會所做成。
行動發言人梁耀忠則表示，該團體認為國內知識份子勇於公開要求釋放民運份子，在國外關心的人士，亦應出一分力。故在未來兩個月，會進行連串行動，聲援國內的民運份子，同時會去信身在北京的民運領袖陳軍，告知他們並非單獨行動，而是有國外支持者。
3月底，四五始創成員梁耀忠與工運人劉千石、記者劉慧卿並夏其龍神父等組團訪京趁兩會期間遞簽名，結果有團員被拒入境，其餘人等被跟蹤，請願文件一度被扣查至4月初才交人大。有團員回港後指中國當局剝奪公民請願權。
1989年香港大事回顧(1989年12月23日)：
人大開會其間7個香港居民上京請願，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抵達時一團員不准入境，簽名請願信和聲明也被扣起。回港後團員指摘中國剝奪他們公民請願權利，不過他們有人持外國護照，據中國國籍法不算中國人。
六四後四五行動洗牌，原有成員梁耀忠等淡出，新核心強調不應對開明派存幻想，「結束一黨專政」口號變成與「推翻官僚統治」、「權力歸於人民」並列。
四五行動評論(1989年11日)：
以往，很多人對中共竟內「改革派」或「開明派」的功能存有幻想。有人設計形形式式的改革方案，希望從建制內進行改良。但是，從北京之春被壓制…到八九民運被血腥鎮壓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共政權底反人民、反動性質的根源，非在乎於「開明派」/「改革派」或是「保守派」當權，而在於官僚體制本身…民主運動中的各家各派…終於就依靠中共自身改良根本是幻想這一認識，找到共通話言，大家終於明白，爭取民主，不是搞宮廷政變。十多年的鬥爭經驗給予我們以下無從過避的結論：結束一黨專政，推翻官僚統治 — 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人民的革命力量 — 這是唯一可為民主運動帶來勝利的基礎…如何推翻官僚統治？…我們認為，暫時還未有任何一個看法稱得上成熟。但我們深信，中國民主運動的前途，有賴這些問題獲得解答。為此，我們期望，散居各地的民運組織，能合力創辦一份均國際性的理論刊物…
幾經轉折，一度壓趨低調的民運龍頭支聯會，在1990年元旦遊行挪用早期四五行動口號的「溫和版」，帶頭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實行多黨政治」。
此後，「結束一黨專政」列入該會五大綱領，一度被視為「激進」主張，甚至疑似DQ立法會參選人紅線。
2017年，經過佔領行動與魚蛋騷亂，坊間有質疑「結束一黨專政」是空頭支票，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辯解，以和平手段變局過程雖慢，成效卻不可逆轉。
何俊仁：〈如何結束一黨專政〉《港支聯通訊》第113期(2017年3月)：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需要的社會成本最低，而政治效益則最高。但事實上，專政者大都慣性擁抱特權，希望千秋萬世。當日「滿州黨」是這樣，今天的「中共黨」亦如是…有觀察者認為中國內地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已到了臨界點。故若有重大事故如經濟大崩壞或內部鬥爭公開化，便可能觸發大規範的社會動亂，動搖政權的根本…但嚴重的政治社會矛盾，引發大型的衝突動亂，極大可能是另一次大模範的血腥鎮壓或屠殺。一般來說，民間力量實難以暴力推翻政府現代化武力裝備的專政。但另一可能是社會動亂會引發領導內部的分裂。從而觸發武裝政變而推翻現政權。但誰能知道新生力量是屬於人民社會，或另一個獨裁者呢？…但革命如真的要來，無論結果怎樣，亦不是甚麼人可以攔得住的！
上世紀末「民主第三波」的實現，在於民間不斷以和平理性的抗爭，成功迫使管治者妥協和改革，從而逐漸走向民主轉型。這種社會型態的抗爭是多樣化的：從異議者維權人士等的集會、遊行、示威、上訪以至互聯網上的連線、聯署、網上輿論的披露和批判，以至維權律師在法律制度內外的抗爭等…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很多時候，改革是非常緩慢和局部的；但積累的改變到了一定程度，便不能逆轉，甚至迫至一個大轉型的臨界點…和平抗爭最重要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條件成熟，民智開啟，形成文明的文化和社會共識。至此軍隊、警察都不敢輕易暴力鎮壓，專政者便知難而妥協…我們在此空間，為內地的民主運動，至少可發揮一定的支援作用…包括互相傳達資訊，以至輿論的聲援都有積極的意義。全世界代表文明進步的民間力量，透過非政府組織團結起來，一起推動文化思想和價值意識的改變，顛覆世界上專制的政權，使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成為新一個全球化的正面成果。
[註1] 譬如1945年4月毛澤東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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