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信報》林行止指前途談判勢危，呼籲當時自認「民意代表」的行政局議員總辭攤牌。這群精英沒有總辭，卻動議要中英草案交立法局辯論，其後又訪英訪京申訴，獲不少港人支持，奈何無濟於大局。到7月中傳英方再讓步，同意中方成立「工作小組」(聯合聯絡小組)插手過渡期事務，令行政局形同虛設。林行止大嘆兩局精英長期安於溫室，沒有當機立斷，終等到時機盡失要被中英方與民眾唾棄。
〈行政局議員進退失據〉(1984年7月11日)《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頁566–569：
行政局議員若能於英國食言放棄「條約有效論」時集體請辭，其影响力固大，亦能博取市民同情；但他們當時拿不起放不下，諸多顧慮作態，終於連此一「殺手鐧」亦失了時效…因為英國人利用行政局為港人意願抗衡中國的作用已經逐漸消失，到了接受工作小組這一環節，英國是正式以行動證實可以犧牲行政局的尊嚴，抹煞其意見，另一方面，行政局的意見如與中方有違，則會被指為缺乏民意基礎……。行政局議員以往長期處於顧問地位的政治溫室中，令他們缺乏當機立斷的果敢和決心，坐使其討價還價條件在客觀環境的轉移中自然喪失，今後已難有大作為，更重要的是，他們久處優越地位，很難再走進群眾之中，爭取他們的支持。行政局議員從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權力中樞，短短數月之間，變成任不獲英國人垂青又不能取悅中國同時又與群眾隔著一道鴻溝，他們的處境的確是大大不妙的。
[餘論] 據鍾士元憶述其實請辭一著早在1982年用過，當時是透過內部施壓要求讓行政局得知談判內情，以便幕後參與。
《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2001)頁45–46：
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在倫敦得到信息，獲邀單獨赴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會見戴卓爾夫人。我乘機再向她表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不滿情緒，因為她並沒有向議員透露九月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話的重要內情…我負氣地說，假如英國政府不信任行政局，則行政局不能有效地協助英國制訂談判策略…香港的九七問題更事關重大，是許多香港人的生死關頭，我們有責任要反映香港人意見。假如英國政府對我們不信任，則我和有些行政局成員不欲繼續留任。
這一招「海瑞罷官」，一半出於真實情緒，一半則可視為與首相的談判策略。我本人在港時確實一度興起這個念頭，與行政局同僚談起，部份人亦有這個想法…八三年一月，我終於接獲英國外交部副部長鮑斯達來信，透露英國政府同意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要求，英國政府將會同行政局緊密合作，讓行政局參與制訂英國政府的談判策略。英國政府亦會向行政局透露全部談判過程。
其後兩局議員一直以保密為由，加上忌憚民族主義式「漢奸」指控，未有在主權治權爭持之際自設政治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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