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新中國成立，大量難民湧港，不少本地耶教組織借海外資源做救濟扶貧壯大。六七暴動後，港府正式視志願機構為伙伴，表明承擔大部份福利開支，又以豁免地價鼓勵團體在新市鎮辦學和社會服務，同時解決教會「土地問題」。隨社會日漸開放，部份耶教人開始透過聯席和輿論就公共事務發聲，手法溫和卻難免教內質疑，擔心未貫徹愛與和平。
鏗鏘集 鹽與光(1984年10月28日)：
「柴灣居民主要是工友，在座很多都是工友，但我剛才問過大家，只有約11人曾參加勞工法例班…」
盧龍光牧師和朱耀明牧師所屬的柴灣社區問題較多，居民又多屬低下階層，他們發動的社會行動都得到大力支持。盧龍光牧師參與社會行動，始於1979年山翠苑入伙問題，當時他組織業主去請願，結果引起不少關注，自此他便相信社會行動有效。其後反巴士加價、東區走廊收費事件，盧牧師亦積極參與。朱牧師參與社會行動比盧牧師遲，過往他看到教友遇困難只會認命，敎友只有默默接受，這一點與他出自保守中產教會有很大關係。
朱耀明牧師(柴灣浸信會主任)：「來到柴灣這地方，當要回應社區需要和轉變時，對我個人有很大衝擊。例如1981年4月，我參與第一件事是東區交通問題，要求設立24小時電車專線，那時要組織居民表達這訴求，我感到三種不明白情況：我的同工神職人員如何看待我，我的會友如何看待我，還有這社區居民如何看一名神職人員，這三方面都要考慮。但當我再思考自己職份時，我的工作究竟是甚麼？我必須建立自己服事和福音工作的信念，這情況下我不應只重視他們評價，而是忠於我信仰，從這方面考慮。」
甘浩望神父一直為艇戶爭取上岸出力，目前約有一半艇戶上岸，但他仍繼續為其餘艇戶爭取理想安置。這六年來，他曾為艇戶事件參加過50次社會行動，其中一次更與艇戶居民一起被抓上警署，受到檢控。
記者：「香港教會對於你們參與社會行動態度如何？」
甘浩望神父(意大利宗坐外方傳教會)：「可能他們感到尷尬，有時不太表示他們想法，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所以我可繼續自己認為應實行的使命。」
楊鳴章神父(天主教社會傳播處主任)：「教會只是很清楚強調，不可以用暴力手段，即不可以暴易暴，若我們不滿某件事，不可以用暴力解決，我們不可以用階級對立的革命手法，去處理事件，這是教會很清楚指出不可以做的事，既然教會是來傳遞愛與和平的信息，因此對社會事件，教會很強調愛與和平手法去處理，若以靜坐和抗議的和平方法去表達，我認為某些情況是容許的，但若靜坐和示威抗議到最後演變成暴力，教會便要小心處理這些問題。」
陳約瑟(天主教信徒)：「我認為神職人員可作指導者身份，毋須在社會露臉，參與改革社會，或參與社會服務。他可透過不同途徑指導信徒如何正視社會問題，如何伸張正義，要求公平處理的辦法，毋須自己領導示威或參與抗議行動。」
郭乃弘牧師(基督教協進總幹事)：「有時示威抗議，一般人看來似乎是比較惡性行動，但我認為若動機是善良的，示威行動也是可以接受的。」
吳主光牧師(海外神學院副院長)：「純以神職來說，若參與社會行動，無論示威或抗議，不應脫離當初神呼召他的目標，所以一般示威抗議，視乎是為了甚麼，例如政府不應歧視宗教，這便可能有意義。但若為了別的事，與最初蒙召接受神職的初衷脫節，我認為便不一樣。」
林壽楓牧師(聖公會教區事工策劃幹事)：「社會行動往往要利用自己工餘時間，或額外時間去參與，神職人員基本責任是牧養，若有教友在醫院病危，需要牧師探望，同時可能正進行一場抗議或靜坐行動，他便要決定，我相信他應該先去醫院探望教友，然後再去參與靜坐或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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