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記者盧永雄矢志堅守崗位，說逐漸學懂如何務實應對中國，要在限制裡爭最大自主，避免刺激中央，後來輾轉創辦了巴士的報。
鏗鏘集 矢志不渝(1989年11月16日)：
盧永雄：「多一人留這裡肯定好過少一人，如果大家都走了，社會承受很大壓力甚至有很大動盪，可能未到1997年就倒下。無論民主、自由、法治，如果香港將來全都失去了，我們會覺得前景不好或甚至非常差，但我認為第一何謂爭取不了？現時基本法方案不民主，是否等於長遠都爭不了？未必。第二我認為爭取是漫長過程，不能望別人施予，沒有就離開這兒。」
盧永雄，新聞周刊採訪主任，在香港出生長大，中大新聞系畢業再完成政治行政碩士課程，他從事新聞工作3年，過去幾年一直參與報道中港政治，他不打算找後路，認為一旦移民可為香港和中國做的事更少：「有後路的人恐怕會一下子全走了，倘有風吹草動他們不期望情況改善，而是恐慌性逃跑，那影響會很大。無論限制多嚴都有空間，那由有心新聞工作者把握，九七或前途問題令我覺得更要站在香港崗位上做些事。不一定做記者，從商、從政、公務員或專業人士都可以為香港做貢獻，問題是多少人留下來。」
鏗鏘集 四年之後(1993年5月3日)：
盧永雄已由時事雜誌轉到電視台新聞部任職政治編輯，最近成家立室，他說隨著年紀漸長看法會較保守，不過既決定留下來就要設法面對：「越近九七，中英很多交接要顧及自身利益，必定矛盾不絕。期望風平浪靜順利過渡，一覺醒來只換旗幟是太理想化。問題是各種鬥爭裡港人如何自處？港人要更清醒，香港民意容易成為鬥爭棋子，最後可能又是中英關門談好了，兩方得益但港人輸光。悲觀地說港人無條件像英國般跟中國對罵，這不是忍氣吞聲，而是留下來就要承認香港不是獨立國家，如何在限制框框爭最大自主才是問題核心。」
分析這回中英借政改爭拗展開角力，盧永雄體會到將來可以如何跟中央相處：「這經驗引伸來說是將來如何防避刺激中央，或者看見中央惡言相向也不用太惶恐。另方面仍可看到將來中央與特區關係是較務實關係，可在那方面加以發展，情況未必太一團糟。」
時代的記錄 第3集(2017年1月11日)：
李家文(主持)：「二十多年後，心態有否稍微改變？」
盧永雄(巴士的報社長)：「受訪那時很多人都說要移民，我感到自己屬少數，覺得生於斯長於斯，留港應該能做想做的事，讓自己和香港更好，沒計算哪做法較好。也許那時年紀小，思想不成熟。回看27年前訪問和回歸10年後特輯，發現在1989年時人們很害怕；回歸10年後，感覺好很多；現在衝突多了，感覺又變差，有這心路變化。我覺得永遠需要更多人在這兒努力，說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話，令社會變得更好。」
李家文：「近幾年，中文大學很多調查問，大家國民身份認同是否強烈？怎樣形容自己的香港人或中國人身份？」
盧永雄：「我年輕時在殖民地時代，記得曾三次被否定身份。第一次在香港出境，表格上寫中國籍，海關立即劃掉，要填British；我返大陸，填British應該不對，就填香港，大陸海關又劃了，改為中國；最記得，之前錯了兩次，第三次應該填對了，我去台灣，填上中國，他又立即劃掉，填上中華民國。所以香港人身份從來都複雜，但我從來覺得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跟廿多年前無變。各人經歷會影響身份認同，我自己經歷是，經過這麼複雜，從殖民地到回歸年代，對這事太有感覺，所以很清楚自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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