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港府開放更多市政局民選議席，壓力團體負責人馮檢基遊說同儕支持競逐，認為是推動改革壯實力時機，揚言若被吸納會引咎辭職絕跡選舉。轉眼幾年，壓力團體成員紛紛參選，議員工作亦漸被視為全職事業。
馮檢基：〈拼搏、奮進、承擔、民協二十年〉《民協20週年特刊》：
…相約幾位七十年代共事過的朋友(這些朋友大部份後來成為民協創會會員)，討論應如何部署參與八三年三月舉行的市政局選舉…有以下的結論：(一) 擁有壓力團體背景，再加上民選議員身份，對爭取改善民生問題會事半功倍…(二) 當了議員之後，政府部門，特別是有決策權力的官員，也務必要接議員…(三) 藉著議員的身份，更條件取得政府各部門相關的資料，豐富了評論社會問題和倡議民生政策的內涵；(四) 由於作為議員有實報實銷的收入，於是可以增聘員工，加強服務市民工作…(五) 若上述結論証明屬實，則下屆會動員更多人參選。否則，當選的候選人將可能中途辭職或以後不再參選。
馮檢基(2011)《我的奮鬥心》頁115–119：
在英國讀書期間，我與私人導師阿Jim討論壓力團體是否應該參政…我與阿Jim相信可以，兩種身份的重合，可以更快更有力地推動社會改革。事實亦證明如此。在參選之前，我對壓力團體的成員說：「我相信一加一大過二。如果我失敗了，正如你們所顧慮的，被政府牽制，我會引咎辭職。但如果我成功，你們下次個個都要參選！」果不其然，到了一九八五年區議會、一九八六年市政局選舉時，壓力團體成員紛紛出身。
勝出深水埗西的李植悅憶述當年支持者還以為議員是兼職義務，最後他丟掉社工崗位，無法「一加一大過二」。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7–28：
問： 當年你們參政的政治理念是甚麼？除了Gramsci（葛蘭西）談的位置之戰、民主回歸之外，還有甚麼？
李[植悅]： 以利合就必以利分，以ideology（意識形態）合就以ideology分…有些服務性的社工也說要社工參政，但只希望你替他爭取多些東西，不太希望你搞政黨政治…他們覺得，我支持你是因為你是一個社區工作者，覺得我去英國，去見鄧小平，離社區很遠…拿到的資源又不光是放在這個區，還拿去搞研究…我服務的基督教服務處的總幹事是郭乃弘…很多同事會問，為甚麼李植悅不用上班？但他照支工資？…如果要做議員做得好，你要整天開會…又要接見市民…最初因為我的機構負責人郭牧師很開放…但慢慢很多同事投訴，他不能不處理。其後我決定不再在這區當社工，申請調派做行政工作…但對我制肘很大，因為上班時間沒有彈性，結果我決定要轉行…
問： 當時有沒有想過全職做議員？
李： 沒有，因為經費問題。我當市政局議員的六年，大部分時間的津貼是$19,000，當時已經很高了。我們當時很「純情」（單純），因為選舉時我拿很少錢出來，承諾大家上任後將議員津貼全部放在辦事處共管。我每月向辦事處拿回開支，$19,000我拿回$2,100津貼，包括所有宴會、送禮，都從我荷包拿出來，辦事處決定其他錢怎樣用，直至我沒工作了，就拿$3,500。所有人都假定你是兼職的，否則很難服眾，因為大家都是純義務，選舉的時候大家還捐錢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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