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中國當局為接收香港與英角力部署，致力拉攏本地政商圈人馬到其麾下，重量級如簡悅強、安子介和鍾士元都是統戰對象。鍾士元婉拒了兩家茶禮(到1988年退休後，才接受中方聘任)，卻力勸當時年資最深已然退休的安子介接受邀請。
後來，傳說安子介破格提拔一三十出頭的專業人士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此人從此步步高陞，在主權移交後接過鍾士元棒做行政會議召集人，後來更當選特首。
《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2001)頁28–30：
一九八二年初，我接獲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封信，邀請我加入屬諮詢性質、融和不同意見的中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向中國政府提供意見…
當時香港政府的高層官員都是殖民地官員…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順理成章成為香港華人的代表…我繼周錫年、關祖堯、簡悅強之後擔任行政局首席議員，換言之亦成為了香港華人代表的領袖，負責向英國提供香港華人的觀點和意見，爭取華人最高的利益。
九七問題涉及中英兩國，將來兩國政府就此展開談判，難免有其秘密及策略。我既已成為英國政府首席香港華人顧問，若果再同時擔任中國政府的顧問，我認為將會有嚴重的角色衝突…
在酒店房間內，我透露新華社邀請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原來簡悅強和安子介亦收到同樣的邀請。於是，我們三個人開始討論應否接受。我複述我所考慮的問題…既有角色衝突，亦會失去中英兩國政府對我的信任，故此我認為我不適合接受邀請。
簡悅強則表示，他在八零年提早辭去行政局首席議員的職務，目的是退出政壇…
安子介情況則大不相同。他幾年前已在行政立法兩局退休了，並剛剛在兩年前退任貿易發展局主席…他對香港環境及政府運作均非常熟悉。我與簡悅強均認為安子介應該接受邀請，向中國政府表達香港人的意願。安子介其後成為政協委員，一帆風順，更擔任政協副主席，晉身中國領導人行列…
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我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峰及黎景宋(前文述及，他是我除香港大學的同學，當時在新華社工作，其共產黨員的身份亦告曝光) ，在中環富麗華酒店吃午飯。他們向我傳達了來自北京主管香港問題的廖承志給我的信息。
他們告訴我，廖承志對我在香港的貢獻表示欣賞，讚揚我把香港人的意見反映出來， 因此希望我接受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向中國政府反映香港人的意見。但廖氏亦對在目前環境下，我作為港英政府的行政局首席議員，無論英國政府、香港政府以至我本人均認為不合適接受此職務，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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