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港督麥理浩訪京觸礁後,中英一直避談香港問題,實則各自籌謀。1980年代初港府成立區議會,又放寬市政局選舉,由於直選議席有限,被質疑是撤退策略。當時壓力團體擔心被制度吸納,但從英留學返港的馮檢基則認為機會來了,著手引入外國選舉模式,遊說居民領袖參選,結果連連報捷。
鏗鏘集 選賢能(1982年10月3日):
本港在3月份已舉行新界區議會選舉,這次市區區議會選舉,是將全港九市區的10個民政區,依人口分佈詳細劃分為76個選區,每區選民投票選一位代表出席所屬民政區的區議會,平均每位當選區議員都代表區內約5萬名市民發言,他們誕生是逐步實現1981年1月《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的理想。港督尤德爵士曾清楚解釋:雖然主要計劃必須由中央政府策劃統籌,但若得地方人士真知灼見,就更能符合各區居民需要和期望。
時代的記錄 第36集(2017年2月27日):
李家文(主持):「當時制度是區議會有民選議員,但數目很少。」
馮檢基(前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一。」
李家文:「立法局甚至未有直選,當時競爭是否很激烈?」
馮檢基:「區議會選舉和市政局選舉都很激烈,我們選某些地區嘗試參選,把在英國看到選舉模式用在地區選舉上,發現派出多少人都勝出,於是認為區選可造就參政機會。」
吳靄儀(前立法會議員):「因此看到在地區和基層有很大衝動去參與,但中產和專業階層卻非常冷淡。」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31–52:
馮:…去了英國唸,當時有很大感受,我們作為寄人籬下的海外生,一到選舉期間,看到人們宣傳、拉票、家訪、敲你的門…無權投票…但他一樣來找你…然後,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綠皮書,成立區議會,我便寫信回來給一些壓力團體的領袖,和我之前在SOCO(社區組織協會)負責深水涉元洲邨的街坊居民朋友。我說,如果區議會有選舉,一定要參選,因為英國的經驗與感受令我覺得:嘩!原來選舉能改變一切,整個社會全都改變…
我起初是希望由街坊參選的,所以我回來說服不了壓力團體,就用在英國看到的選舉方法,支持兩位街坊參選。一位是元洲邨的主席,另位是大坑東邨的主席,終於兩個都大勝而回,因為通常對手都是街坊派,競選方式很老套…我們因為是壓力團體背景,SOCO工作的,我將以往做過的事、房屋署的問題、我們覺得整條村應該如何管理、如何改善、當選議員後要做甚麼等,寫成個政綱的初階。某程度上是將我在英國看到的那套搬過來,然後變成單張、家訪、街頭會議、嗌咪…就像徐劍凌、黃賜群那些候選人,經歷了四、五年壓力團體過程,已經很有條件一站出來就講得頭頭是道。這變相是將壓力團體的宣傳模式,變成一個競選的模式。再加上英國那個系統,就是你有隊助選團,大家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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