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匯豐華人大班鄭海泉病逝，他曾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在火紅年代參與學運，一度被港府政治部列為「極端激進」人物，畢業後往紐西蘭進修經濟學碩士，回港加入匯豐銀行做經濟師。
星島日報(2004年11月18日)：
七十年代初期部分大學生發起「認祖關社」活動，觸動港英政府的敏感神經﹔為防範學生活動誘發社會混亂，警務處政治部開始對學生展開監控。根據英國外交部最近解封的一批三十年前機密文件…政治部仍把十四名的年輕人(連學生在內)，包括當年是中文大學學生會副會長、現今任恒生銀行副董事長的鄭海泉等，列作「危險人物」…鄭海泉是一九七二年中大學生會副會長。鄭被形容為極端激進，深深捲入學生及社會改革活動之中，他曾參與盲人工潮以及糖街居民事件…不過，按機密文件分析，當局仍然認為大學生以出路為重，不敢做出極端反建制的挑釁行動，政治部評估所有大學生都屬於溫和派。文件建議對於一些可以爭取的學生領袖，不妨把他們納入建制，若然讓他們長久失業和失望，只會促成他們成為極端反對分子…
1989年，鄭海泉在港督衛奕信要求下，被借往中央政策組工作兩年，再獲委任做立法局議員，曾加入自由黨前身啟聯，後來加入早餐派，又應中方邀請任第三批港事顧問及特區推委會成員。
陳志輝、冼日明、謝冠東(2006)《與CEO對話：領袖的奧秘》100–102：
陳[陳志輝]：可否談談你怎樣能夠在匯豐由一名經濟師，一直平步青雲晉升至現在的位置呢？當中一定有一些智慧？鄭[鄭海泉]：…1989年，那時不知何故衛奕信要求銀行放我去中央政策組工作。不是匯豐銀行派我去，而是當時香港政府要求匯豐銀行讓我過去。陳：他們認識你吧，或者你跟衛奕信說過想加入。鄭：我沒有問過衛奕信。沒理由問，而且他也不會告訴你…當時的匯豐主席是蒲偉士，他致電給我，說政府邀請我去中央政策組工作。我問那是甚麼，他說他也不知道(眾笑)。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受，我說如果是政府的公共服務，加上你可以放人那便沒所謂，但我也問他兩年之後能否回來。(眾笑)…他說不用擔心，那我便去了，沒有所謂，橫豎我也做了四年經濟師，不妨嘗試轉變一下，就是這樣簡單…
我當時的研究題目主要是關於經濟及社會的，沒有牽涉政治因為我不是那方面的專家。我可以了解香港的整體發展，還多了機會接觸政府，因為當時我們除了自己做研究外，還會和故府官員談天，了解一下政府的政策，互相討論。然後我們自己寫報告，報告通常會交給中央政策組的組長，當時是Leo Goodsdat…他看過之後，大家會討論，然後再把報告直接交給港督、布政司、財政司等幾位。他們看過後會給些評語，然後交給各部門，看看各部門的反應如何。我們當時有很嚴格的規則：我們是為這三個人服務的，所有意見只能向他們說，絕對不可以向外洩露。因為最後是他們作決定的，如果我們把意見外洩，就會變成城中熱話；引起了傳媒和學者的興趣，他們就要在公眾場合辯論，影響他們作決定，令他們不能真的考慮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對整件事會有不良影響。當時我們全都不會對外洩露口風，我們亦不會問他們最後有否採用我們的意見。不是不問，而是他們不採用時我們不會問原因。我們只提交報告，他們用便用，不用便算。但有時我們也知道原因的，因為看了他們的comments[評語]。
周[周融]：你事後回顧在CPU[中央政策組]那兩年的時間對你有何改變、有何幫助？鄭：我對香港的情況了解多了，對公務員的系統也更為了解，亦了解到該系統的好處。當時那是一個很龐大和健全的體制。我也認識了很多人，因為我收到題目後，不可能閉門造車。很多時候我也會找學者和商界談談，這樣就擴大了人際網絡。不適當時我們還是不說話比較好，我們身為「智囊團」，別人以為我們很了不起，但一說話，別人就知道你沒本事(原笑)。最重要是真的有機會整體地了解香港。當然我不敢說我了解得很透徹，但我覺得自己在那兩年學了些東西。
六四港人信心危機，曾間接促成了兩位「鄭大班」碰頭。由《資本雜誌》出版人鄭經翰與DHL主席鐘普洋發起的工商界爭取居英權運動，剛借調往中策組工作的鄭海泉亦有參加(不過當時他未成為匯豐大班)。
《資本雜誌》第20期(1989年7月15日)39：
北京六‧四事件之後，彼此一向相熟、最近正為另一項公益活動合作的鄭經翰及鐘普洋…有日早上閒聊，大家竟然發現意見頗為一致：必須馬上重建香港人對香港的信心，而最容易為所有人明白、接受及支持的行動，應該是為香港人開闢太平門…工商界的辦事效率果然勝人一籌，在短短二十四小時肉，這個後來定名為「路」的組織便成功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當晚出席第一次會議的也不止幾位發起人，例如還有新近加入政府智囊團的經濟專家鄭海泉，他對挽回港人信心的急切與投入，任何會經與他接觸的人都會感受得到…
1994年彭督政改角力中，鄭海泉曾間接被中方施壓，要贊成自由黨討好北京的修正案，但此舉無礙他被港督彭定康邀請入行政局。鄭同時在滙控擢升至總經理，並任執行董事，被認為頗具政治前途，甚至曾被《文匯報》間接點名指是財政司司長人選之一，但他似乎對熱廚房興趣索然，九七後只做過一屆選委和全國政協。
Dimbleby(1997)《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328–239：
中國方面最初決定不插手投票過程。但是到了六月二十九日，鮑磊[Martin Barrow，委任議員、怡和董事]事件強烈衝擊自由黨，他們才決定改變做法，魯平開始在立法院中尋求結盟的人，並宣佈支持李鵬飛的修正案…而直到此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主席浦偉士先生仍然持著敵對的看法，幾天之前，立法局中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員鄭海泉，其也是銀行董事會之一員，告訴議會他已決定在自由黨修正案的表決中棄權，現在經過十二小時之後，討論仍在熱烈進行，他卻同時致電給汀漢[Martin Dinham，港譯戴彥霖，港督私人秘書]與吳榮奎告訴他們一個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浦偉士先生強大的壓力下，只好轉而贊同修正案，他說浦偉士先生清楚地告訴他，他的抉擇有關於他的飯碗。
浦偉士的電話是接在魯平之後打過來的。彭定康總督知道浦偉士與魯平在幾天前曾見過面，甚至有點懷疑是否現在這兩個人就在同一間辦公室裡，他感到驚訝，「那就是浦偉士先生，從頭到尾忠誠不變。」他傲慢地說。他仍然感到生氣，之後乾脆把話挑明開來：香港銀行業應該給香港一些東西……香港銀行的總裁是我們行政局中的成員之一，當我們第一次推動這個計畫的目標時，在他們什麼都還沒說之前，我們早就知道他們想做些什麼了……但是，最可恥的是，某人竟然打電話給他的員工，告訴他如何去投票。他的員工又該回什麼？大概只好完全聽從電話中的指示了，這真是令人心驚膽跳…鄭海泉事件可能會影響到那些尚未下定決心的立法局議員，在上午十點時，韓新[Mike Hanson，港督新聞秘書]不得不調整他原先樂觀的預期。
當年政圈有傳鄭海泉是「二五仔」。經過彭督政改一役，鄭被指兩面不是人，但由於後台強硬，估計仍頗有前途。
葉根銓(1995)《立法局議員逐個捉》101–103：
由被委任加入立法局的第一日開始，鄭海泉就被外界認定為匯豐銀行在立法局的代表，雖然鄭海泉本人多番否認，但事實的發展卻是：鄭海泉由匯豐的首席經濟研究員發展至借調到港府的中央政策組，協助港府制訂不同範圍的政策，其後在九一年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在九五年鄭海泉更被匯豐躍升為財務主管 — 一個兩位前主席兼行政局議員浦偉士及葛𧶘都曾擔任過的職位。能夠晉身全港最大銀行的權力中心，鄭海泉的前途可謂無可限量。而當中亦可看出匯豐在培植一位華人在港府權力中心作代表的苦心。不過，也許正是鄭海泉這個背[景]，令到他由加入立法局的第一天開始就強調自己作為專業精英的角式 — 也就是說，他是中立而不涉黨派政治的！也許亦是這個背[景]，令到一度加入啟聯的鄭海泉在啟聯變為自由黨的前夕退出啟聯。而事實上到啟聯後期時，鄭海泉在許多重要事項都與啟聯的立場不一樣，例如單議席單票制及反對增加差餉等，引來啟聯中人不少的流言。其後，鄭海泉正式離開啟聯，但離開啟聯之日，卻又正好是鄭海泉加入早餐派之時。政改爭議一役，鄭海泉主動在早餐派提出協調方案，其後更與自由黨的議員進行協調，成為正式的九四協調方案……
正是因為鄭海泉這一段故事，在立法局辯論政改的白熱化階段，各方人馬游說工作進入瘋狂之時，政圈傳出鄭海泉是「二五仔」，向港府匯報有關自由黨及早餐派的整合及拉票情況云云……更有人向傳媒「放料」，將有關的消息傳聞去……對於這項指摘，鄭海泉反應激烈，形容自己「好慘」，這些指摘是對他「人格謀殺」，更指有關的說話是「好不負責任」、「白痴、戇居、黐線、不道德的。」他強調自己一直沒有參與自由黨的游說策略。而鄭海泉在當日亦投票支持自由黨的協調方案。他更指有人：「輸了賴地硬！」這一宗政圈逸聞正好造出鄭海泉這類「無黨派議員」在日趨兩極化的立法局內的定位問題。本來居中調停，協調各方勢力正好是無黨派議員的「天職」，但正如鄭海泉所歎息一樣；加入立法局內政府官員對他的信任反而減少，而局內的議員則以他的出身猜度他的立場及忠誠，難怪鄭海泉對再次加入立法局感到「無癮」……不過，鄭海泉的政治前途並不是「行人止步」的，事實上他給委任為第三批的港事顧問時，政圈中人不但感到少許意外，同時亦令到不少人感到酸溜溜…但其實像鄭海泉這一種財經界精英、身具強大的財務機構作後台、加上本身不搞個人主義，在九七年後依然是有大可為的……
亞洲金融風暴間，鄭海泉曾出掌恆生銀行挽救業務，2005年重返匯豐擔任首位華人主席，後來再做滙豐(中國)董事長、滙豐亞太區主席，積極配合集團為開拓大中華市場多年部署，至2011年退休。他在2007年受訪時說，深信香港優秀價值觀能正面影響中國大陸及周邊地區。
劉詩平(2007)《金融帝國：匯豐》320–323：
鄭海泉上任[恆生銀行]之初，香港金融業在亞洲金融風暴侵襲後低迷至極，恆生銀行的主打業務則是在走下坡路的按揭貸款。鄭接手後，率領但生開始了一條轉型之路。7年下來，恆成功轉型：從一個高度依賴按揭貸款業務的香港銀行，轉型為以非利息收入為主，以個人理財、貿易融資和企業貸款為核心業務的亞洲銀行；實現了由規模擴張轉為以盈利能力增長，從1999年推行「增值管理」策略到2003年年底，股東總回報達106.3%，遠高於同期恆生指數威性股之平均回報率(46.2%)；同時使恆生大踏步走出香港，把金融戰場擴大至亞洲。通過分支機構的設置與適時果斷的併購，恆生更迎來了內地業務的高峰，成為近年來迅速發展的內地經濟中的活躍分子…普通話相當流利的這位香港銀行家認為，獲得任命與自己的華人身份無關，但他同意，由華人擔任主席，有助於匯豐在內地發展業務，更多分享到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
儘管匯豐銀行否認此次高層變動與開拓中國內地市場有關，但事實上，匯豐控股著手培養和啟用高水平的華人主管，悉心處理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早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已經開始。當時，匯豐一方面考慮將總部遷往倫敦，一方面著手培育華人主管。在當時匯豐大班浦偉士推薦下，當年在中文大學讀書時選修過中國經濟課程、同時愛國心較強、經濟洞察力深…的鄭海泉，進入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出任智囊團，從而為其事業帶來關鍵性影響。兩年借調期滿後返回匯豐的鄭海泉，從此一路向上。2005年5月24日，就在鄭海泉接替艾爾敦成為匯豐銀行主席的新聞會上，匯豐集團行政總裁葛霖表示：匯豐目前在中國內地的業務正處於「令人興奮的階段」。未來全球市場增長重點在亞洲與北美洲自由貿易區，而對涯豐來說，中國的地位尤其重要。相信未來10年至20年，內地金融業會高速增長，匯控參與其中，可帶來良好盈利貢獻及回報。
匯豐集團重返中國之心顯然，再配以人事調動，委任鄭海泉出任亞太主席，並招到前渣打銀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著名華人銀行家王冬勝加盟，出任匯豐銀行執行董事，主理大中華業務，無疑更使匯豐進軍內地市場如虎添翼。
鄭在2009年起任中大校董會主席，2015年發現中大深圳研究院涉漏稅及包庇醜聞。校董會主席一職，後來由被指「梁粉」的新任校董載通國際主席梁乃鵬接替。
反修例運動後，據傳梁乃鵬曾力抗自由黨張宇人、工聯會麥美娟以及民建聯劉國勳質疑，趕在本身任期屆滿前，促成校董會通過校長段崇智在2023年約滿後留任，引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及建制派炮轟，指是嚴重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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