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壇天后」梅艷芳傳記片上畫,坊間再講起戲中所未提及,她生前的政治參與,尤其聲援北京學運並協助營救逃生者。回看資料脈絡,昔日梅艷芳挺身而出,未必是深思熟慮政治判斷,卻更類近同代港人率性義憤與想當然民族情懷。以下鋪陳幾幕時代轉折畫面,方便有心人探究。
1. 覺醒天安門,撐黃雀營救
1989年,北京學運引起港人極大迴響,演藝界亦空前參與。當時在樂壇影壇負盛名的歌手梅艷芳,自言對政治一竅不通,對中國也無甚印象,聲援學運成為她參與公共事務的啟蒙活動。
八九民運雜憶:支聯會誕生,社運老兵批壟斷群眾
1989年5月21日全港左中右百萬大遊行後,司徒華宣佈成立支聯會領導運動。翌日,社運老兵黎則奮等上教協抗議司徒華先斬後奏,企圖壟斷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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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落幕,中國當局搜捕大批領袖人物,香港民間各方人馬曾拉線秘密營救,代號「黃雀行動」。多年後有核心人物爆料,指梅艷芳昔日在行動中出錢出力,參與非淺,但礙於各種原因,細節未能盡表。
蘋果日報(2009年5月29日):
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六哥」陳達鉦昨首度在香港出席公開論壇,第一次披露影壇「大哥」、外號「學生王子」的鄧光榮,原來與導演岑建勳同屬最早期的黃雀策劃人…陳達鉦昨日還特別點名稱許已故歌后梅艷芳在民運事件中表現正氣、義薄雲天,在遊行、「民主歌聲獻中華」及其他演唱會中,出心出力支持學生。據了解,梅艷芳在六四後已知悉陳達鉦在黃雀行動的角色,她亦有捐錢支持營救工作。民運圈中人士指出,梅艷芳對民運及營救工作的參與及投入程度,比鄧光榮更深入,但細節目前仍不能透露。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 頁341:
來自娛樂圈的鄧光榮和梅艷芳也很關心事件。鄧主動聯絡我們,表示可以無條件協助搭救工作,又介紹中間人給我們營救內地民運人士。他在澳門很有影響力,遇有民運人士抵達澳門,他會義不容辭,親赴澳門協助我們處理,省卻不少麻煩。過程中他非常低調,從不邀功,是個很有義氣的人。梅艷芳也同樣有情有義,出錢出力。當年,我們曾打算在美加,再舉辦類似香港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為海外民運團體籌款,支援流亡在海外的民運人士。籌備過程中,梅一口答應到美加義演,分文不取。雖然海外義演最終搞不成。但為了抗議六四鎮壓,她多次拒絕應邀到內地演唱。以她那時的高身價,在眾人的心目中,正是返內地掘金的黃金機會。梅雖然自小在娛樂圈捱大,讀書不多,但深明大義,不為這些名利所動,真是難能可貴。可惜天妒紅顏,我們也痛失一位難得的戰友。
2. 凝聚每分光,無懼斷米路
聲援民運為梅艷芳帶來鮮明抗爭形象,亦令她與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等本地民主派以至海外民運人士結緣,共享民主中國情懷。六四後一年,在岑建勳帶領下,梅艷芳與一批歌手在美加巡迴演唱為當地民運組織籌款。有網媒分享昔日片段,梅艷芳在台上說,無懼當局封殺,失去大陸市場。
謎米新聞(2014年12月30日):
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向世界出發。在1990年多倫多的活動中,梅艷芳表示終有一日,可以在中國大陸自由演唱,並表示自己不怕被中國當局封殺。梅艷芳在「多倫多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活動上,她曾被問及到海外籌款支持大陸民運,會否害怕被秋後算帳,梅姐豪語回答:「我駛咩驚呀,我依啲兵嚟咋嘛,勇字當頭,衝呀!」
她又勉勵當時在多倫多的海外華僑,雖然中國民主仍未成功,但別要消極,必須積極面對。她又坦言擔心自己沒有機會返回中國,表演給中國同胞,甚至退休後還未看到中國有民主的一日,「或者當有一日退出幕前之後,依個民主自由都仲未成功」。不過,她深信只要有信心,在不久將來可以成功爭取民主的。她希望有朝一日在中國大陸演唱的時候,可以帶著曾參與「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所有歌手去表演,可以自由地唱,這是她最終的心願。
著名形象設計師、岑建勳前妻劉天蘭憶述當年美加義演點滴,梅艷芳等藝人與華叔司徒華打成一片。
李展鵬、卓男編(2014)《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頁161:
[劉天蘭:]…在一九九○年的美加巡迴演唱會,一共去了七個城市,是為當地支持民主的團體籌款,由岑建勳帶頭,同行有黃耀明、葉德嫻、夏韶聲、盧冠廷及司徒華等,然後在不同城市又有不同人加入…旅途上, Anita跟岑建勳經常互相開玩笑,Anita亦不會介意;例如有次航機延誤了八個鐘,我們都沒有睡,到埗時岑建勳笑她像一棵菜。Anita又扮華叔哨牙,華叔亦不介意…
據網上片段,後來梅艷芳在個人演唱會亦以此開玩笑,又透過《血染的風采》、《龍的傳人》表露對中港前途的期盼;2004年《蘋果日報》李八方專欄轉述司徒華講法,當年甚至曾應邀在梅艷芳演唱會上台獻唱。
蘋果日報(2004年1月3日):
之後梅艷芳開演唱會,華叔同阿石都有捧場,阿梅邀請華叔上台獻唱,係佢首次演唱,「咪唱《龍的傳人》囉」,華叔一邊講,一邊回憶,就好似講緊噚日發生嘅事咁。到阿梅生日,華叔都有同佢慶祝,重第一次去唱卡拉OK㖭,所以特別記得清楚。
那邊廂,為回應六四後處於信心危機的社會,英屬香港政府發起「香港心連心大行動」,香港電台邀請梅艷芳與譚詠麟、許冠傑、葉蒨文、林子祥、羅文、徐小鳳多位巨星合唱主題曲《凝聚每分光》,在移民潮裡唱好香港前途,呼籲港人同心為家園奮鬥:「This is our home, this is our place, this is our dream, we love Hong Kong!」
梅艷芳擔任了官方認可安撫民心的流行文化代表,抗爭形象被換成非政治化軟性宣傳,但背後平穩過渡意識,卻又與前述中港繁榮民族夢合流,隨年月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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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軚」家國情,賑災又扶貧
話說1980年代下葉梅艷芳走紅後,先後開拓過兩岸市場,接連在台北和廣州開演唱會,《電影雙周刊》專欄作者陳清偉在紀念特刊引述梅艷芳當年受訪時講法。
《永遠懷念:芳華絶代・梅艷芳 — 幕前幕後的阿Mui》[2004]:
在四化、五化中,梅艷芳在大陸擁有大量歌迷,也決定了她有可能回去演唱…在談及政治問題,她說「希望台灣方面明白藝人的苦衷,我地憑表演賺錢,去非洲演,同埋返去大陸演唱,感覺係完全一樣。」「我不能顧及太多政治問題。」…有人形容這是左右不分,梅艷旁的態度是「邊個出得起錢,我就會為邊個演唱。」
六四後,梅艷芳一度與大陸市場保持距離,最著名事件,是因拒絕北上拍外景,辭演早為她度身訂造籌拍的電影《阮玲玉》,同時又損失過千萬潛在演唱會收益。
《壹週刊》第61期(1991年5月10日)頁12–13:
梅:在「六四」之前,我們正在商量個中國巡迴演唱會。我略略計算,那裡會有二、三千萬元收入,即是我在利方面已經「交叉」(完蛋)了。至於名方面,現在我所有的錄音帶都不可以輸入大陸,以前大陸對香港歌的態度不明朗,現在更加會禁得厲害。拍電影,本來有幾部戲都要我上去,但是我都不去了。連阮玲玉我都推掉了。其實在電影方面阮玲玉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大突破。我放棄的原因是我不想上去,還要拍四個月(戲),我不知道怎樣生活?壹:今日你可以迴避,九七之後就不可以了。你已經選擇了不走,到時怎麼辦?梅:這就是大家搏一舖。如果到時共產黨瓦解了,大家開心囉,已經可以選擇第二個政府,幾開心吖。否則就看命,聽天由命,我就已經做完了自己的事。我諗九七之後,我用不著再唱了罷…將來的命運沒人知道,或者它囚禁我十年八年,到共產黨被人推翻的時候,我會被釋放出來,那時可能我會是英雄,哈哈哈哈…
壹:香港九七前很需要政治人才。如果你政治意識這麼強,有沒有想過從政呢?梅:其實我對政治一竅不通。我不知道甚麼叫做政治,亦都不想踏足政治裡面。因為我覺得政治很醜惡很污穢。我只想為自己的國土做一些事情而已。政治根本不需要我做,人要自量,我也不是那些人才,作用根本不大。倒不如趁我有影響力的時候,我在我的崗位,影響其他人…壹:但是你不上大陸做事,連有突破的都不做(阮玲玉),你的影響力會否慢慢收窄?梅:我在香港一樣做那麼多事。我上去可能搏的機會也沒有。當然他們說唱完《民主歌星獻中華》的歌星上去也沒有事,但是他們跟我的立場不同。我仍然堅持,可能一個撐緊也未定,而只會繼續撐,所以,我上去可能會給人留難。很簡單,要你寫悔過書,否則過不得關,或許扣留幾日,這個我覺得很侮辱。「拗」一排,判你入獄,就很無事。還有成隊Crew,「可能你班Crew上來稿時革命」,成班給人拉落水,這又會禍及他人,倒不如不上去。
1991年夏天,華東多省爆發水災,激起港人迴響,演藝界空群而出舉行馬拉松音樂會,又趕拍電影籌款。本來對北京當局有所保留的梅艷芳,亦因賑災事宜「破冰」北上義演,甚至會見高層領導人。
《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形容,梅艷芳「食言」北上是身不由己。
劉達文(2012)《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頁399:
梅艷芳當年積極發起及參與港人「民主歌聲獻中華」「八九民運」籌款活動,及後發誓「六四」不平反不回國,隨後又食言而在九十年代初被演藝界裹挾赴京見中央領導人,她獨自到天安門「斯人獨憔悴」,觸景生情,淚流滿臉。
自言在八九民運年間《文匯報》社論「痛心疾首」事件被擺上枱的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則描述另一畫面:在當年一片賑災扶貧氛圍中,梅艷芳至少對在港中國官員不抗拒。
《張浚生訪談錄》(2011)頁167–169:
問:香港演藝界是非常活躍的,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的演藝明星在內地都有大量的「粉絲」,您和他們有接觸嗎?答: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時,文體工作也是歸我分管的。那些歌星影星開演唱會,演出公司都會來請我們出席觀賞,像徐小鳳、張學友、張國榮、劉德華、黎明、梅豔芳、郭富城、林子祥等。那時間演唱會一唱就是三十幾場四十幾場,每次我都會去一兩場,給他們送花籃,到復台去看望他們。其他如汪明荃、曾志偉等,我們之間的關係都挺好的。問:對了,有一次演出,您還登台唱歌了,是嗎?答:那是香港歌星的一場慈善演出,為慈善事業募捐,地點在港麗酒店,邀請了許多香港的名流、老闆參加,也邀請了我。演出中以點歌的形式籌款,請出一個演員上台,點他唱歌,老闆願意出多少錢自己報,所得到的錢都交給慈善機構。記不清是譚詠麟還是阿叻主持的,進行中他突然說:「請張副社長上來唱首歌,好不好?」下面就鼓掌叫好…我唱的時候所有的演員都走上台來,和我一起唱,又唱又跳,有人還摟看我的脖子、肩膀,氣氛非常好。下來以後梅豔芳小姐又說,她再加三萬,這樣一共是十八萬。後來記者在有關這次慈善演出的報道中,把我唱歌的事也大大渲染了一番。張副社長一首歌賣了十八萬,一時在香港廣為流傳。問:梅豔芳為什麼要加三萬呢?答:那次活動還有一段插曲。那天梅豔芳心情非常不好,好像是有什麼,心事。當時劉德華坐在我的一邊,梅豔芳坐在另一邊,我們一起在說話,說著說若梅豔芳就哭起來,拼命喝酒,情緒也很激動。記者一看這個情景馬上趕過來要拍照,我就站起來,擱在她前面,把記者擋住。我對記者說:「大家要互相尊重,現在梅小姐,心情有點兒激動,你們不要拍照了。」這些記者對我還是很尊重的,我講過之後基本上都停下來,不拍照了。梅豔芳也趕快到洗手間去,重新化妝補妝再出來。我唱完歌,梅豔芳又追加了三萬,我一直和她有交往,這一天也保護了她。後來有新聞報道,說是我像父親一樣愛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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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上旬,賑災統戰再上一層樓。多得幕後有心人穿針引線下,中國官方與香港民間成功聯手策劃「減災扶貧」慈善項目,為中國西部貧困地區籌款。4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改裝做表演場地,香港藝人拉隊在台上又跳又唱。
最後梅艷芳、譚詠麟壓軸表演,中港藝人再魚貫出場,台下觀眾,包括港澳辦主任魯平和剛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曾慶紅都一同站立,合唱《明天會更好》。
1993年4月18日「減災扶貧創明天」片段:
譚詠麟:「中國人關心中國事,希望我們這次的演出,可以讓全世界每個地方的中國人,都有一份熱愛祖國的中國心。」梅艷芳:「無論你現在身在何處,只要你是黃皮膚、黑眼睛的話,我相信你們的心跟我們一樣,也會同心合力創造明天,讓我們中國明天會更好!」
1990年代初,隨著兩岸政策改變,台資爭相透過香港片商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一度令香港影星薪酬水漲船高。但泡沫現象沒維持多久,台商開始重新議價,中國大陸亦收緊合拍片審批與銷售安排,香港影業面臨轉型生存危機。一輪賑災活動,正好為香港演藝界與中國官方高層打開溝通渠道。1993年底,梅艷芳與多位香港影圈代表組代表團訪京,為中港影業合作與九七後香港電影前途奔走。
六四時被傳媒披上鮮明抗爭形象的梅艷芳,先後在電視和雜誌訪問回應坊間「轉軚」質疑,言談間流露相對非政治的中港繁榮期盼,認為中國在進步,全球華人應團結,對中國的批評與支持要張馳有道。類似論調對一代港人來說不算陌生,較突出是,六四前已獲加籍的梅艷芳強調要留港見證九七。
鄭裕玲星夜傾情(1992年10月15日):
鄭裕玲:「在1989年你很積極參與民運,當時你說六四時在別處,看電視畫面境況流淚。好了,現在世界不同了,個個都上大陸取景拍戲,憧憬大陸市場,你身為一個藝人當然會拍電影,你的底線在哪裡劃,會否上去拍外景呢?」梅艷芳:「其實我…大家都知道為何《阮玲玉》我沒有演,最主要原因可能是要上去拍。當時我自己心裡這麼敏感,其實每次提到,都覺得沒有可能,我忍受不了。但現在,不是因為市場開放了,電影需要去上面拍,你拍不就沒有工作…不是因為這問題。而是我覺得整個中國都在變動,現在都向好的一面發展,那我們是否需要給予好一點的支持?不要說再…我現在不是講反話,突然如何如何,我現在不是…我覺得如果她有機會慢慢向好的方面做的話,我們身為中國人的話,我們應該在背後支持(鄭:對。),就不是再去踐踏。因為我覺得,一條彈弓你拉得很緊,最多斷開…啪的一聲,大家一拍兩散。」
鄭裕玲:「而且沒有事情永遠一成不變的吧?」梅艷芳:「是的,而且,我們中國人,我們想中國好,但如果我們中國自己裡面都弄到亂七八糟,你屬這裡、我屬那裡的話,外國人更不會尊重我們中國人。好簡單,我們去到外國時,為何要看外國人面色,受他們無禮對待?為甚麼呢?就因為他們覺得你們中國自己一盤散沙。我們就希望這一盤散沙,現在慢慢凝聚一種力量在裡面,將來中國…在每個地方都會發揚光大。」鄭裕玲:「我們未去廣告前,最後有個問題想問你:你猜你1997年會在哪裡呢?」梅艷芳:「我會在香港。(鄭:一定?)一定!」
1993年,北京高叫「開放的中國盼奧運」、「給中國一次機會,還世界一個奇蹟」,為申辦2000年奧運展開宣傳攻勢,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人權小組委員會以人權理由反對,引來連串論爭。
國際奧委會揭盅前夕,中國當局提早釋放已然囚禁14年半、尚餘半年刑期的著名異見人士魏京生。那邊廂,TVB與央視合辦倒數節目,香港藝人與愛國商賈輪流亮相支持;梅艷芳接受《電影雙週刊》訪問時亦說,希望北京申奧成功,能促使國家進步。
《電影雙週刊》第377期(1993年9月23日)頁37:
[記者:]從六四到現在,你從當日的民主運動到現在的減災扶貧,有何感覺?[梅艷芳:]在六四前,我以為自己已歷盡滄桑,十分成熟,但六四那段時間,我卻真正經歷到前所未有的悲憤心情,那時我才了解到,除了工作外,我們人生在世要面對很多問題,從那時開始,才對自己說要做一些東西,我不敢說自己立志幫中國人,但卻希望為中國人做一點事。到現在,很多人以為我轉軚,其實只是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下會有不同的反應。我覺得有一些人在罵中國政權,有些人在幫,這是十分好的事情,就如小朋友一樣,要有嚴父罵他,也要有慈母正面幫忙。我現在十分希望中國能申辦二千年奧運成功,中國實在太多文盲,教育水平低,辦奧運能影響文化,加快文化發展和民主步伐,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相信禮儀也有所改善。現在這許多人到大陸投資及工作,慢慢地會改善教育,整個國家會朝好的方向走。其實開放得太快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你看一些十分開放的先進地方也有很多問題,所以怎樣取長補短才是最重要。除了在申辦奧運外,我也希望在教育、醫療等各方面作出幫忙,並將一些美好的香港文化帶給他們…
[記者:]現在你最希望達到的是甚麼心願?[梅艷芳:]我希望見到中國有朝日在國際上真的有地位,不想中國人到外國要重下頭來。我感覺到,無論做甚麼,數年前六四罵她,現在以正面手法幫忙,也是想中國快點富強!人民脫離苦海,但這幾年來,中國實在開放得太快,太急進,太多人在當中從中取利,希望能有朝日改好吧!
其實當年港人所選民意代表赴美遊說MFN續期與支持中國入世貿時也持這看法,認為透過生意投資與國際連繫可推動民主人權,意見廣受美國親華議員引用。
4. 演藝人組織,大中華公益
1991年,梅艷芳在歌唱事業高峰毅然宣佈告別舞台,舉行30場告別演唱會。期間仍繼續拍戲和出唱片,但表示將發展重心轉至公益事業,包括成立慈善基金,又參與創立香港演藝人協會,回應當時涉及藝人生計與安危議題,並以組織名義,在九七前後介入兩岸三地好些社會事務。
李展鵬(2019)《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頁203:
告別舞台後,她在1993年籌備再出唱片,表示不是追求另一事業高峰,而是希望保持知名度與影響力,然後做善事。同年,她成立「梅艷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會」,名字取自她當年為六四事件唱的歌《四海一心》(1989)。2003年3月,她談到演藝人協會的工作,表示自己是天秤座性格,喜歡維護正義,為社會做事,也會因此得罪人。
岔開一筆,話說香港演藝人協會的成立,亦間接與上面轉述梅艷芳「容易得罪人」特質有關。傳聞1992年5月初,梅艷芳在夜店因得罪江湖人物兼電影公司負責人被掌摑,引來另一黑社會領袖代其出頭,結果輾轉釀成一年多幫派仇殺。
1992年梅艷芳被摑事件可算當時娛樂圈捲入黑幫鬥爭冰山一角。在此前,已有傳影星遭武力威嚇強迫接拍電影,到年初更有持槍男子劫走電影拷貝,令影圈組織「反暴力大遊行」。
及後,又有電影公司老闆遭槍殺;另外,本身具國民黨背景、後來成功在大陸官方建立人脈的幫派家族向氏兄弟之永盛電影公司亦被放冷槍。當時有消息指,是新近崛起「大圈幫」電影公司要染指本地影業。
連串事件令香港演藝界更著意凝聚力量,抵抗威嚇並保障權益,終在1993年底正式成立協會。梅艷芳是首兩屆副會長,到2001年第五屆獲選為會長。
大紀元(2004年3月10日):
曾志偉:演藝人協會最早由梅艷芳、許冠文、譚詠麟和成龍發起。我們看到外國有一些保障演員權益的演員工會,覺得香港電影行業這麼發達,也很需要一個這樣的組織。於是由成龍牽頭,從美國帶回一些演員工會的章程給大家研討。繼而我們就成立了第一屆協會,會長是許冠文。那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擬一份標准合約,保障會員肖像、版權方面的權益…協會成立後的第一個活動是抗暴力行動,反對一些黑社會力量侵蝕娛樂圈。我們也發起過慈善活動。
梅艷芳做會長期間,最受觸目工作,是組織團體遊行聲討雜誌刊登受虐女星祼照,以及在沙士年間發起「茁壯行動」,又籌劃《1:99音樂會》為病患者及家屬遺孤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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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首任會長許冠文憶述,梅艷芳在協會年間,一直有做代表到北京開會會見高官,為中港融合大勢下的香港藝人謀求生存空間。
李展鵬、卓男編(2014)《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頁109–110:
[許冠文:]一九九二年,她跟我說想搞一個演藝人協會,說已經跟成龍談過了。她說,香港藝人得不到社會的尊重,有時候會被欺負,所以想成立一個協會為演藝人謀求福利。雖然我不是個在社會活動中很活躍的人,但她把我拉出來…因為我年紀大,經驗多,處理事情會比較成熟…她和成龍做副會長,我做會長。這種對同行的關心,是藝人中很少有的…她也代表我們去北京開會,和我講中國的未來應該是怎麼樣的,中國開放後香港藝人能不能生存,需不需要害怕…我們一起去過幾次北京,見過魯平。有一次香港演藝人協會去合肥救災扶貧,主要都是我們幾個:發仔(周潤發)、阿梅、成龍、曾志偉一起辦的。當時,我們每兩個星期到一個月開一次會…而就算跟高官開會,她也是有話直說。當時,大家都跟那些高官不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來頭,還要在人民大會堂。
曾任多屆秘書長和副會長的劉天蘭憶述,梅艷芳逝世前曾主動提出要組電影界訪問團上京,對兩岸三地團結亦發揮重要作用。
《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2014)頁161–162:
[劉天蘭:]我和Anita 真正的友誼增進,是因為演藝人協會…她是會長,我是副會長…大家最記得的是《1:99 音樂會》。二○○三年有「沙士」,在他[張國榮]的解穢酒那晚,Anita跟我說:天蘭,我們是否要做點事?受沙士影響的家庭籌款,我說要找媒體支持,於是便致電《明報》…另外,還有沙士前一年,她主動提出要組一個電影訪問團去北京,同行的有我和另一個副會長何錦華,全程自費…這個協會是個奇蹟,一方面是業內團結;另一方面,那幾年很多天災人禍,協會發揮了很大力量,把兩岸三地的藝人團結起來一同籌款…
對此時梅艷芳來說,無論為同業謀福祉、為災民做善事,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似乎都不再是難過心理關口。相比下,為珍惜觀眾歌迷愛戴復出舞台,北上演唱和拍戲就更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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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0日凌晨,梅艷芳因癌症併發症逝世。根據文化學者李展鵬研究,歌手葉蒨文率先稱其為「香港女兒」,此後輿論接力,漸形成主流。
蘋果日報(2003年12月31日):
葉蒨文 :「阿梅對香港好重要,佢好似香港個女咁,阿梅嘅死,香港損失咗一顆閃亮巨星,我好難過亦唔想講嘢,因為我驚一講就會喊出嚟。」
當時政治光譜無分左中右,由中方官員、特區政府到本地民主派,皆一律致哀。
文匯報(2003年12月31日):
一代歌后梅艷芳辭別人間,噩耗傳來,不僅演藝界為之震動,各界人士均為歌壇再失英才而扼腕嗟嘆。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晨致電成龍,向梅艷芳家人轉達慰問,並讚揚梅艷芳極有創意及毅力,憑藉自己的力,將她的事業帶上高峰,是香港成功的典型例子。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也向梅艷芳家人發出唁電,對梅艷芳逝世深感痛惜,希望其家人節哀順變。李剛在唁電中表示,「驚悉梅艷芳小姐不幸因病逝世,深感痛惜。」他讚揚阿梅長期致力於香港演藝事業,屢創佳績,譽滿樂壇,並熱心參與香港及內地的慈善公益活動,貢獻良多。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對梅艷芳病逝的消息,感到愕然。他讚揚梅艷芳是十分出色的藝人,對朋友熱誠,對公益事業不遺餘力,並對梅艷芳離開感到可惜。
最觸目是被禁返大陸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獲准來港逗留數日,當年《蘋果日報》李八方專欄還以此揶揄特首無能,類似笑話今日已不再逗趣。
蘋果日報(2004年1月12日):
好似做戲咁,凡係有場面,就梗有不速之客到場。阿梅喪禮嘅超級殯儀之星,就係「六四反革命暴亂」嘅中國政府第二號通緝欽犯吾爾開希,以中國民運代表及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大搖大擺,由台灣飛抵特區。由赤鱲角機場正門堂皇進入,順利過境,毋須通櫃,毋須驗沙士,亦毋須先簽署「我全心全意支持董建華管治香港、全心全意擁護三個代表論及祖國統一」嘅保證書。嘩,點解突然咁寬鬆?阿董係唔係忽然失憶,唔記得一國兩制,一國為大。吾爾開希係危害「國家安全」嘅現行罪犯,在國外流亡多年,一直未有悔改,今次得阿梅在天之靈保佑,神推鬼囗,自投羅網,阿董重唔飛身撲出,將佢當做季炳雄咁生擒歸案,親自押上北京,立番個功?
5. 抗爭尋典範,亂世念往昔
十年人事,梅艷芳久被埋藏的抗爭形象,在社會劇變關鍵時刻再被掘出。2014年,多篇媒體訪問與論述將直白表態撐佔領歌手何韻詩的社會參與身影,溯源至其樂壇師父梅艷芳身上。何韻詩向師父致敬歌曲《艷光四射》歌詞「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成了運動的流行口號之一。
蘋果日報(2014年12月7日):
雨傘運動儼如一塊照妖鏡,就連娛樂圈亦出現撕裂現象,有導演為五斗米而向阿爺獻媚;亦有藝人不怕封殺,默默支持學生,何韻詩正是後者。於各佔領區中有不少打氣標語,其中「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更隨處可見。其實這句是何韻詩歌曲《艷光四射》中的一句歌詞,阿詩覺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嗰首係向我師傅梅艷芳致敬嘅,佢從來都係為公義發聲嘅女俠。」…阿詩在雨傘運動中表態,不怕被封殺而影響工作,談到「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被用作打氣標語,阿詩謂:「喺呢個運動入面無意中俾人拎嚟做振奮士氣口號,係無心插柳,可能命中自有安排,因為首歌本來就係用嚟向一個從來為公義發聲嘅女俠致敬,好玄妙。」
當時專欄作者畢明稱何韻詩做「第一代香港女兒」,台灣《壹週刊》則描繪她為梅艷芳抗爭形象接班人,「新一代正義女神」,又形容她在網上聲勢甚大,足以問鼎香港民間特首。
畢明:〈阿菇是怎樣煉成的〉《蘋果日報》(2014年12月7日):
一個香港,得一個梅艷芳,要在舞台上承繼一個傳奇不可能亦不必要,但2014年的一場雨傘,阿菇正式傳承了司徒華盛讚梅艷芳的「有情有義」、「深明大義」,在警棍和鳩嗚中成為了「新一代香港的女兒」…有了學生,有了雨傘,有了鳩嗚,有了HOCC,對於香港的愛,這片土地終於可以向世界說「香港知道」。
台灣《壹週刊》(2015年3月26日):
香港雨傘運動之後,何韻詩超越了歌手的角色,儼然成為新一代正義女神。這一切,讓人想起了她的師父梅艷芳,也曾因為聲援六四而放棄中國演出機會。曾經何韻詩被視為梅艷芳接班人,活在師父的盛名下,別人總在她身上看到梅艷芳。師父去世後,她孤身上路,擇善固執,不妥協,在做自己和極度商業的香港歌壇間痛苦拉扯…曾有一度想退出歌壇。經過雨傘一役,何韻詩的眼神更堅定了。因為梅艷芳,她成為今天的自己,但今後,大家記得的不是梅艷芳的徒弟,而是總是站在雞蛋這一邊的何韻詩…「從訪問、報導知道她的信念,總是為不公義發聲,對一個十幾歲正在成形的青少年,真的會影響很多對世界的看法。如果當時我的偶像不是梅艷芳,可能今天我也不是這個何韻詩。」…中國封殺,唱片公司不看好,何韻詩自己來台灣辦演唱會…從前她是面目模糊的藝人,出道以來,不斷有人把她誤認成另一位香港歌手盧巧音。如今沒有人會錯認她的抗爭身影,她被網民投票選為香港民間特首,票數超越劉德華、周潤發等人氣巨星。「多年來我一直以為師父影響我的是歌藝,直到雨傘運動,我才發覺她影響我更深的是什麼…」
那邊廂,反佔中人士亦挪用當年梅艷芳受訪呼籲團結愛國言論,與抗爭傳承論者打對台。
街頭抗爭落幕前夕,運動未蓋棺論定,大眾傳媒急不及待在流行文化樹立典範,透過溯源昔日抗爭符號,自設虛擬世代交棒儀式,期盼有新面孔參政帶來新氣象。記者追問下,何韻詩曾表示認真考慮去向,包括參選立法會,後來作罷,歌唱事業亦疑因政見受封殺。
五年過去,反修例運動期間,何韻詩再就時局表達見解,並先後到聯合國人權會議和美國聽證會發言。有台灣傳媒重提昔日梅艷芳抗爭形象,以及類似交棒論述。
懷念往年可理解,但無視現實細節的樣辦故事,未必對政治參與有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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