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香港政治壓力日增，民運龍頭支聯會舉辦百日祭，主席司徒華聲言不懼威嚇。屬下團體四五行動則指大會空前緊張，嚴厲禁止他們自備橫額標語進場，又刪去認為激進口號，更不設台下發言時間。集會期間，有參加市民不滿大會流於娛樂化，中途離場抗議。
時事追擊(1989年9月17日)：
司徒華：「我哋係嚇唔倒、壓唔跨嘅！」
星期二晚在維園的六四百日祭大會，在中國一再施加壓力的情況下如期舉行。過去100日，當中國政局穩定下來後，北京對港人大力支持國內民主運動擺出強硬態度。由6月中到最近，曾多次透過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抨擊香港人支援國內民運動，等於支持顛覆中國政府。兩份親中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亦在9月12日發表措詞強烈的文章，抨擊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活動，但支聯會活動沒有停止。
在大會前，支聯會估計參加人數約有2萬人左右，結果當晚有5萬人參加。支聯會同樣料不到，在大會中途有不少市民離場抗議。
市民：「你弄這些音樂對大家心情是一種侮辱，我們懷著沉重心情，你突然弄些Rock & Roll music，彷彿我們是猴子給你們耍，一時要你哀傷，隔幾分鐘後又要你興奮，這是甚麼意思？」
支聯會負責人張文光在晚會第二日立刻公開承認籌辦活動經驗不足，表示遺憾。
支聯會是否低估了市民的愛國熱誠呢？支聯會常務秘書李永達認為，這次對搞活動的人來說有相當啟發。
李永達(支聯會常務秘書)：「看到困難日子壓力多了，但另方面看到群眾成熟程度提高，表現出大無畏精神，搞民主運動不單是十幾廿個站出來說話，而是一大群很自覺又很要求參與做工作的人，這樣看我們的發展有希望。」
但他也承認，要繼續維持香港市民對民主運動的熱情並不容易：「在5、6月我們有北京學生和朋友在天安門絕食爭取民主，我們支援的工作有焦點。無可否認現在已沒有這焦點。我們用更內化持久的心情去做這工作，這要求是更高。」
無線新聞(1989年9月13日)：
參加四五行動遊行的幾百名人士都帶同橫額在傍晚先遊行去新華社香港分社，在門外逗留一會，然後遊行到維園參加正在舉行的集會。不過大會規定不可帶同橫額和標語入場，於是他們坐在一邊。
鏗鏘集 春風吹又生(1990年1月4日)：
1989年11月，東德人民衝破柏林圍牆；半個月後捷克人民成功推翻共產黨；1989年聖誕節，羅馬尼亞獨裁統治者壽西斯古被人民政府處決。東歐民主運動上月取得節節勝利，多少令關心民運港人搖頭嘆息。
9至10月間，中方經不同途徑，要司徒華和李柱銘交待他們在支聯會角色與基本法草委身份有否衝突，結果因他們拒絕解釋被人大常委革除草委職務。中方表示不滿同時，支聯會亦轉趨低調。
9月12日搞六四百日祭採取演唱會形式，主席司徒華亦只呼籲海外中國人繼續支援民運：「我哋呼籲海外中國人要組織起嚟！在各大城市成立長期支援民運的中心！」
10月1日，支聯會舉辦反思大會，被批評用太溫和手段抗議中國在六四後慶祝國慶。支聯會還說反思會後無意再搞大型活動，至六四一週年為止。
政治分析家盧子健贊成支聯會低調：「最重要是他們對中國了解增加，情緒得理性引導，為中國做更實際的事並非大規模行動做得來，只可通過很多平實又花時間小活動慢慢令香港人了解中國。如果低調是這類活動，我認為更有效。」
不過，支聯會屬會成員四五行動就認為支聯會太被動。
劉榮錦(四五行動發言人)：「百日祭大會不容市民帶橫額和紙牌，表面上小事，其實希望控制大會調子。如果市民帶橫額標語可能會寫過界口號。」
當年四五行動曾以支聯會屬會身份發信及發新聞稿，抗議大會在百日祭集會禁制各種自發標語橫額與言論的安排，認為有違民主原則。另又撰文抨擊支聯會一再退縮，呼籲各團體重建民運，組織群眾力量與戰鬥性聯合陣線，以靈活策略行事。四五行動表示，為團結運動，曾公開表示會暫時容忍大會安排，在會場外圍帶同自備橫額有限度參與，結果仍被糾察阻撓，後來有過千群眾自發加入，高叫口號並唱《義勇軍進行曲》，引來大會更不滿。
四五行動撰文透露，支聯會的《大會宣言》曾被刪改，後來登報要求釋放民運人士又免去上款，相比當初強硬立場是天淵之別。最後，四五行動更猛烈批評支聯會蔑視群眾，把他們的愛國熱情當做撈取政治油水資本。據稱四五意圖在報章發表該文，但沒有報館接納。
前四五成員劉榮錦憶述百日祭事件是民主派被迫直接抗共後自行降溫表現。
〈劉榮錦訪問〉《思想香港》第7期(2015年7月)：
…主流民主派，他們是香港本位利益主義，他們一直都不涉獵國內的情況，但後來終於與中共決裂，這是被迫的。你可以翻查報章，在六四之後支聯會於九月十二日舉行「百日祭」，他們曾經發出一個通告給所有屬會，要求一定要用大會的口號，不能用獨立的口號，而大會將「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刪去。我們都有去參加百日祭，結尾的時候我們因為支聯會禁制我們的口號而感到相當不滿，當時百日祭參加的人數不多，坐不滿三個球場，我們坐在接近糖街的球場，自己開了一個集會，結果約有一百數十人參加我們的集會，我們是集會中的另一個集會，你可以翻查九月十三日的報紙可知悉當年的情況。
支聯會百日祭顯示如我上一次所講，他們最初是被迫與中共對抗，然後於六四後再思考，發覺有需要保留與中央維持關係的空間，故此刪去「結束一黨專政」這條口號。後來中共開除了主流民主派中兩位基本法籌委的身份，所以是中共採取主動與他們決裂的， 而非他們自己的抉擇。
當時接著是蘇聯與東歐崩潰，我與一些海外民運人士都有聯絡，也密切關注他們出版的刊物，當時他們以為中共一定會在短期內倒台，這些海外民運人士也設計了新的國旗和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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