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北京著手整頓香港左派團體。當日李鵬總理宣佈戒嚴後，《文匯報》社論曾開天窗寫「痛心疾首」，結果社長被停職。昔日帶頭上街聲援學運的工聯會，以及曾是支聯會始創成員，後來宣佈退出的教聯會都說對中國政權感疏離。工聯會鄭耀棠說不會跟政權決裂，但會追問六四責任；教聯會程介南說白色恐怖是癥結，會選擇不同策略推動愛國民主。
新聞透視(1989年7月29日)：
黃永建(主持)：「《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被新華社停職一事，很多人認為是中共對本港輿論立場的干預，有人甚至擔心本港親中團體和機構會轉軚。陳鎮華你和親中團體談過，他們態度如何？」陳鎮華(主持)：「其實這些團體都認為，對肯定學生是愛國運動這立場，他們堅定不移，不存在轉軚問題。不過長期支持愛國民主運動方面，策略可能與其他團體不同。」
歷時兩個月的學運期間，工聯會曾經帶頭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教育工作者聯會亦曾發起捐款到北京救助絕食學生。到現在，這些親中團體會否在壓力之下要修改立場呢？
程介南(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長)：「我認為所謂轉軚是基本立場和原則有所改變，但在我們始終堅持維護真理愛國立場來說，這個軚永遠不會轉。譬如我們對六四事件的態度、學生運動的態度，對現在政府在緝捕知識份子高壓政策，我們態度始終不變。但具體對這政權的態度，我相信是改變了，不是一般人所謂靠攏，我認為相反，我們是疏離了。」
鄭耀棠(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當然我承認在六四後疏離感是大了，但我本身立場很清楚，我沒有和現政權公開宣佈決裂或者劃清界線，我的問題是，它一定對六四有交代，向人民負責。」
這兩個團體都表示，他們是經過幾年摸索，找出參與香港和中國事務的立場和路線，這些立場到現在都不會改變。程介南：「其實草簽聯合聲明以來，我們在實踐中摸索了一個基本路線，就是立足香港、香港本位，同時為支持中國開放改革四個現代化做工夫，所以兩者本來沒有甚麼矛盾。六四事件後，我們仍然會堅持立足香港、香港本位的長遠方針，不過這條軌道上，譬如政制民主化步伐我們主張加快，人權、法治的保障我們會更提倡，跟中國政權的關係就可能發生變化。特別是六四事件我有幾個結：學生運動的性質、六四事件責任的追究以及現在繼續實施白色恐怖高壓手段，這些結不解開，始終我們的疏離和裂痕是沒有辦法彌補。」
鄭耀棠：「在1980年代初期，工聯會為將香港事務和中國事務訂了基本方針。對香港事務基本方針是爭取民主、保障民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對中國事務方面，我們支持改革開放政策，促進中國走上民主法制道路，盡早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經濟上繁榮昌盛的國家。六四之後，這方針沒有改變。在香港問題具體事務上，譬如政制參與，我們認為應該步伐加快，是個小小調整，但基本方針無變，對中國事務基本方針亦無變。」
至於推動國內民主運動方面，教聯會在較早時宣佈退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運動聯委會，這行動曾令人質疑他們的立場，不過程介南說，現在應該以長期持久方式推動愛國民主運動。程介南：「中國內地一日堅持經濟開放改革，一日有土壤給思想意識多元化，這方面我們可以做工夫。當然，中國當局認為這自由化是反革命罪行，但在西方來說自由化是正面的。我認為，經濟開放改革不可避免造成思想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會反過來促使社會更向前一步，這是不可避免的。作為教育團體，跟內地教育團體雙邊交往，特別他們來香港了解發達國家經濟架構或者教育管理經驗，這些交流一定繼續發展。」
鄭耀棠：「只有人民的思想和政治意識提高，民主步伐、民主進程才有牢固基礎，日後要加強和內地民間團體聯繫，相互了解溝通，在這基礎上才能促進民主法制的發展。」
黃永建(主持)：「雖然這些親中團體說在某種程度上會跟中國政權疏遠，但他們對中國抱有良好意願。」陳鎮華(主持)：「是的。但中共現在對來自香港的言論有很大戒心，這些團體的意願是否這樣容易達到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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