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組織四五行動抗議新華社國慶酒會，被警察毆打並控以襲警及非法集會等罪名。四五成員劉榮錦憶述，支聯會領導人本想與他們割蓆，但遭其他成員反對。
亞視新聞(1989年10月1日)：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再重申，支聯會不是反共組織，而是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方法表港人的意願，他呼籲今天參加集會市民以冷靜態度表達意見。
司徒華出席出一個叫「為民主而跑」活動後說，中國領導人近日常說香港是反共基地，這指責會令香港人信心更易動搖。他又說支聯會不是反共組織，只不過為香港人表達對國家的希望和對被屠殺人民的悲憤。對於前晚在銅鑼灣發生警員跟示威者衝突事件，司徒華說，支聯會一直主張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方法表達意見，他呼籲今天參加各集會市民保持冷靜。
司徒華：「今日我要向各位市民呼籲，我們一方面要表達憤怒和悲痛心情，同時我們亦需要冷靜。」
〈劉榮錦訪問〉《思想香港》第7期(2015年7月)：
那是一次很例行的行動，就是國慶酒會，我們就在崇光集合，當時我是發言人，我就跟警司商量路線…警方最初同意我們前往會場外的一個示威區(接近世貿中心正門側邊)…但我們還未步出百德新街街口就被警方截停了，一個名為貝利的洋警司不讓我們前進…衝突中我們事實上有推鐵欄，情況都有點混亂，接著那位洋警司突然從後一推，把我推向六、七名軍裝警察，然後在馬路中心「警棍齊飛」，當晚警方拘捕了四個人，包括我、一位四五行動的成員、一個外藉人士…是我大學講師的兒子…
當時香港只有兩家電視新聞台…後來吳仲賢告訴我，其中一間電視台拍到警察打人的片，但沒有「出街」…當時應該有不少記者目睹，但沒有人出聲。有一個獨立紀錄片制片人拍到一個片段，後來我被送到瑪麗醫院羈留病床…拘留了四十八小時；然後就送往法院提堂，當時有一個代表律師，他是常委會其中一個委員的朋友…法官就批准我們保釋，但告了我四項罪名，應該是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厲的控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襲警及非法集會…當時四五行動常委會有七個人…我被扣留四十八小時出來後…廿四小時都有便衣警察監視和跟踪，目的是想拘捕其餘兩名常委會成員…
我跟律師討論時，我透露有一條紀錄片拍攝到我們被警察打的經過…大狀說要紀錄片的拍攝者願意上庭作證才可以將錄影帶變成為呈堂證物…這位紀錄片的擁有人容許我們將錄影帶作為證物，但因為要「搵食」，所以不會在法庭上作證，這位大狀就判斷這錄影帶無法上庭…
929當晚有記者訪問主流民主派的那位身為資深大狀的領導人，這位領導人認為警方的處理是正確的，他後來才被迫放棄這個言論。另外支聯會開了一次大會討論929的事件，我和當時革馬盟的第一把手開會前找支聯會另一位領導人（他當時還是教協的第一把手），我們在教協某一個房間內討論，他不肯支持我們。當時自己認為一定會入罪和坐監， 我和白頭佬在同一間中學教書，我在十二月開始審訊，校方已不再編一月開始的課給我，因為預料我一定入罪…我們對支聯會那位領導人說：「我們會不會入罪是小事，假如我們入罪會大大打擊目前的運動，支聯會支不支持我們？」他拒絕支持，之後我們從教協寫字樓行到禮堂開支聯會大會，怎知所有會眾都說要支持我們，所以支聯會最後支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當晚說警方處理得對的那位領導都不能再說警方是對的了。你可以看到主流民主派與當時的左翼，大家都知道存在路線上的分歧…
當時有文章評民運溫和派因私怨與激進派割蓆，令人齒冷。
《解放月報》第35期(1989年11月)：
民主派中的各派間有怨有恨，無傷大雅，亦很正常。但是，當「四五行動」遭到危難時，因與之有積怨而幸災樂禍，匆匆與之劃清界線，甚至落井下石，這却是非常危險有害的。首先，我們只把民促會、滙點、太平山學會等當作民主派，這是極大之謬誤…「四五行動」是香港民主派的左翼。對自己的左翼告急而不加援手，這是比南韓大選中的兩金相爭更令人齒冷的事。其次，「四五行動」如被打垮了，其他略左的或中間的民主派便將變成民主派的左翼而逼近港英政府打擊、壓制的鋒芒。唇亡齒寒的道理，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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