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學運，過百萬港人出錢出力參與聲援，成為九七前最大規模群眾運動。商業掛帥的香港社會，不但有各行各業登報表態，更出現義賣捐款浪潮，多種民運產品如民運T恤、民主錶以至座枱民主女神像大行其道，但到底捐款、成本與公司收益如何分配，一度引來坊間質疑。
鏗鏘集 我對民運無悔(1989年8月10日)：
由5月到現在，參與支持民主運動在香港多少已成潮流，民運T恤變流行服裝，甚至可當作支持民運人士的制服。這系列民運T恤一件賣39元，這家成衣公司到現在共賣出6萬多件，最初2萬3千件是義賣的，所得90多萬已交支聯會，公司老闆本身亦捐50萬。不過，賣出其餘3萬多件利潤全歸公司所有，於是有人懷疑這公司是否乘機發國難財。
黎智英(成衣公司行政總裁)：「不可以永遠都捐，因為公司經濟有限，承擔不起。後來就算捐錢也不知交給誰，就決定繼續做但不捐錢。」
除了民運T恤，市民還有另一種民運產品，就是這款民主錶。廠家說部份收入會捐出來支助推廣民主活動，扣除成本及廣告費後，所得收益會捐出來，但仍有市民致電罵他們發國難財。
記者：「為何不可以所有成本當作一筆錢那樣捐出來？」
馬小紅(電子錶義賣籌劃人)：「做生意一定要這方法計算，那筆款項不是自己收的，而是必須支出，例如零件費、人工、廣告費，廣告費我們已全數支付。」
民運T恤到處有人穿著，成衣公司自收宣傳之效，但他們不承認曾考慮這商業因素。
黎智英(成衣公司行政總裁)：「我們完全沒考慮宣傳問題，如果只看宣傳，很多人知道佐丹奴做這事，但這亦是賭博。若為這宣傳把公司押進去賭，無人會這樣做的。當我們5月14日決定生產時，局勢並不明朗。」如果不是為宣傳，為何在他們免費派發標貼上印有成衣公司名字？他們解釋說，這做法是表示負責任。不過為避免嫌疑，他們最後決定在後期印製的標貼上把公司名字縮小到不顯眼。
這公司老闆黎智英說，今次做法不是從商業著眼，而是基於個人感受：「那是一種衝動，那晚我看李鵬和吾爾開希一班學生談話就很氣憤，第二天返公司就有衝動要做點事。我寫了幾隻字到創作部，第一次寫是『小平下來』，他們說太『狼』了；後來我改『你好，請你下來』，就這樣做了。」
老闆帶頭支持學運，同事間反應熱烈，負責人表示，可能因為他們年齡平均不過廿幾歲，容易對北京學生言論產生共鳴。就這次學運，公司還出版特刊，員工發表的文章和圖畫，全都支持學生。
六四當天，公司上下職員一起做悼念死難學生的黑旗和標語。到支聯會發起罷市時，他們立即響應。國內民運令他們對政治和國家民族熱切起來。
黎智英(成衣公司行政總裁)：「以前自己對國家的共鳴好像隔一層東西，突然好像有希望要投入去，有共鳴，那種投入很突然。以前只躱起來賺錢，現在覺得有事發生，關乎所有人，尤其這代年青人和知識份子，覺得要做點事。」
這間電子錶廠用一個月匆匆籌備這民主錶義賣行動，目的要令消費者時刻都記得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他們並不完全認同學生或官方做法。馬小紅(電子錶義賣籌劃人)：「我認為兩方面都有對錯。我們要藉這錶令他們有啟示，真正用行動參與，不是只三分鐘熱度。遊行示威是一種表達方式，但是否單單遊行示威就可以推進民主自由呢？」
民主錶旨在給世人啟示，印有學運領袖相片的T恤，成衣公司說是用來振奮人心，結果很暢銷，雖然曾被流亡海外的吾爾開希公開批評，不滿自己被商品化和偶像化。這公司堅持本身出發點正確，只是事先未徵求學運領袖同意，手續欠妥當而已。公司老闆黎智英說不介意外界批評，也不怕受壓力，儘管公司有七成製品在大陸生產。
黎智英(成衣公司行政總裁)：「暫時毫無影響，我不擔心將來會。如果我認為自己做錯了，我會擔心，但我認為一直做得對…如果做對一件事也會碰壁，就不到你擔心了。」生產民主錶的廠家沒有在大陸設廠，中國也不是他們主要市場，所以無甚麼顧慮，不過廠家透露，有些曾協助他們的人，就怕被認出。
馬小紅(電子錶義賣籌劃人)：「這事一開始，我跟很多專業人士聯絡，當中有律師、會計師，主動做免費法律顧問，監管數據顧問，但也有很多人願意出力但拒絕出名。」電子錶廠起初預計在本地可賣出1000隻民主錶，但過了個多月只得幾百人訂購。面對中國當前局勢，港人支持國內民主運動的熱潮開始有跡象冷卻。
馬小紅(電子錶義賣籌劃人)：「我覺得中國一天未有民主政制，這事未真正完結。」
黎智英(成衣公司行政總裁)：「我覺得希望越來越大，中國人的希望仍在。」
1989年9月17日 時事追擊：
曾經在天安門竪立起來的民主女神像是今次中國民運象徵，軍隊進入北京城鎮壓學生時，神像被毀壞了。六四後，香港一班藝術工作者決定在兩三日內重新竪立起一個同樣的民主像，鄺為立是當時積極參與造像的人之一。
鄺為立(藝術工作者)：「六四當晚在電視看，在收音機一起聽，感覺整個人癱了，做甚麼也沒用沒意思，遊行甚麼的意義都不大，因為最直接不能救那班人，甚麼都幫不上忙。所以重建女神像給我們參與者很好機會，我們的energy精力可以很正面地發洩出來。」
他說，辛苦了兩個星期，最興奮是象徵民主自由的神像，經過繁複程序，終於可以竪立起來：「造像是很煽情的，是solidarity香港人團結的標誌。我們的理想是希望在神像周圍能夠建立民主大學，令維園成為民主大學，人們每星期日在城市論壇後自行繼續討論。我們反對將那像或那地方私有化屬於某團體，但結果出來不是我們所期望，那像變成人們攝影比賽、寫生比賽目標，還有某個組織辦了開幕典禮，我們都不贊成這些。」
他說，通過建造民主像，開始認識政治的切身影響，亦從朋友身上理解到要堅持信念不易。鄺為立：「曾有段日子覺得被出賣，有些一起參與造像的人，不但中途退出，更急急離開香港，那一刻很沮喪，很天真的，發現有些朋友以為是戰友，原來完全不是那回事。」
民主女神像在維多利亞公園竪立了半個月後，再移到沙田中央公園，吸引了不少市民參觀。亦有市民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永久竪立民主女神像作為紀念，並表示支持民運的決心。
但三個多月後的今天，很少人再提起她的下落。這裡是香港大學貝璐實驗室，由校方借出暫時存放這女神像，女神像現已開始殘舊剝落。最近實驗室要拆卸重建，這女神像又再次無處容身。
支聯會曾一度打算要將她棄置街上，幾經辛苦才找到一個私人地方存放。李永達(支聯會常務秘書)：「如果香港政府在這問題上較緊張，就證明不單是撥地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換言之，中國政府不喜歡民主女神像，所以港府要考慮，無論長期短期撥起給我們，會否激嬲中國。」
從目前中國政府對待這場民主運動的態度看，要在香港永久竪立民主女神像，根本無甚可能。不過，瓷器商人柯華認為，如果香港不能竪立大型民主女神像，港人可以擺放很多小像來代替。
柯華(瓷器商)：「見到這女神像，知到代表甚麼，不是邪惡事情，所以很多人明白甚至欣賞，能有一枝放在家中，留作歷史證物，能保存下去給子孫看。」
柯華的公司原本只供應酒樓用瓷器，但在六四後決定要生產民主女神像複製品出售。他會否擔心人們批評他發國難財？柯華：「我看法是，只要我們能在商品上反嚮到社會，我們已對社會盡了責任。同時我也問自己，到底是否在發國難財。可以告訴你，到今時今日，我夜晚也能安枕，因為由始至終發國難財都不是我動機。」
鄺為立(藝術工作者)：「我真的不會憤怒，這像不是神聖的，這像所代表的東西才重要。這再次證明香港是商品社會，香港很可愛，香港人很有趣。沒甚麼感覺，不覺可惜或憤怒，這只是小事，更重要是香港搞民主運動的人，下一步會怎樣做，這才是我所擔心。如果搞民主運動的人滿足於弄些仿製民主像、民主sticker，方法上就太保守了。」
到底當年商界有否「發國難財」？要視乎個別情況而論。值得留意，六四後不少機構員工以至小企業曾決心響應支聯會號召，參與罷市一天，背後得商界老闆默許，以至當支聯會大台臨時宣佈取消全港三罷遊行，各處仍有小規模自發哀悼與抗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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