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中美關係丕變，美方加緊審視每年中國最惠國(MFN)待遇安排，港商組團赴美遊說要求將生意與政治分家；港同盟主席李柱銘則主張遊說美方續予MFN要投其所好，連同中國人權一併爭取才有市場。與此同時，中國當局大幅貶值人民幣3成，又在政策上主動配合外資，透過商業合作在華府建立據點，推動「做生意促人權」論。1994年5月，克林頓總統大肆放水宣佈中國人權將與MFN脫鈎，美商自此大條道理入華尋利，成就世界工廠崛起。
1992年5月，香港七大商會聯手就中國MFN組團赴美遊說，中華總商會黃宜弘稱遊說重點是生意與政治分家。自該年起，中總每年都進行類似遊說活動。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刊(1992年第4期)：
「其實嚴格而言，最惠國待遇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事，香港是無權過問的，但因香港與中國關係異常密切，故此以香港的立場、以商業角度及私人機構的感受向美國進言，便較易令人理解…如果美國能設身處地從中國的立場出發看這個問題，便會明白一個國家是不能向以手段迫使自己屈服的國家低頭的。中國的立場一向很明確：任何帶有附加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均不可接受。這方面我十分肯定中國能說到做到。」
1993年初克林頓總統上任前夕，港督彭定康公開表示擔心美方向中方經濟施壓會令北京更嚴厲反對其香港政改方案，令原有香港支持者卻步。彭督透露準備不日赴美遊說無條件給予中國MFN。
SCMP(1993–1–14):
…Mr Bill Clintion, said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that he would push for greate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Chinas as conditions for te annual extension of Beijing’s Most Favoured Nation(MFN) trading status. Mr Clinton also suggested that a softening of Beijing’s hardline opposition to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kong might become one such condition. But Mr Patten yesterday said he was opposed to such a move. “I don’t want to see the serious arguments and discussions of Hong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ught up i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e was also worried that trade pressure would harden Beijing’s opposition to his proposals for widening the franchise in the territory, prompting more people in Hongkong to withdraw their support.
彭督訪美後，李柱銘以直選議員兼港同盟主席身份主張美國續予中國MFN，以此換取中國改善人權狀況。港同盟認為這是中港經濟利益尤關事情，因此會一直落力遊說。李柱銘指華府外交以人權為重，港方做遊說要投其所好，單以利益為由爭MFN是緣木求魚，連同人權訴求出牌就理直氣壯得多：
SCMP(1993–5–9)：
The United Democrats of Hongkong (UDHK)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e extension of China’s MFN statu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kong. At the same time, we consider it fair and proper to express the hope Beijing will improve human rights — so MFN status will be assured for the long term… We have play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key role in persuading Washington to renew…In Washington, as in corporate corridors, if Hongkong calls for MFN renewal but ign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rights issue, our message will simply fall on deaf ears… Advocating improved human rights in China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morals and economics but, as some in Hongkong have overlooked to their peril,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ing our credibility with Washington… The lesson is clear: for us to expand our influence on this vital issue and to derive maximum gain for Hongkong, we must not leave out human rights… The worst lobbyists from Hongkong can do is to imply to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that the only thing Hongkong is concerned about is our own economic self interest…
1994年4月下旬，布政司陳方安生訪美，《南華早報》形容，當時港府已出盡所有牌就中國MFN進行遊說，這是最後皇牌。
與此同時，代表商界赴美遊說MFN的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黃宜弘在講座上闡述其見解。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刊》(1993年第3期)16–19：
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參議員米切爾和眾議員佩洛西再度提出議案，要求中國在人權、囚犯製品、西藏、限武、香港以及貿易逆差等方面作出改善，才會延續最惠國待遇一年…
中國在改善人權的道路上穩步前進，成績有目共睹。既然十幾年前的人權狀況「適合」最惠國待遇，現在不是應該更加「適合」嗎？…西藏自古是中國的領土…中國政府重視民族團結工作…現在藏族與漢族居民和諧相處，生活水平大有提高…中國一向維護世界和平，遵守國際協議，如有確切證據證實有人違反防止核擴散條約，大可通過外交途徑，何需動用最惠國「武器」呢？至於貿易逆差問題…或者由於美國的貨品缺乏競爭力…；或者由於美國商人沒有落力推銷…而且，貿易逆差的計算方法…如將香港、台灣、南韓廠商在大陸加工生產、貼上「中國製造」標籤的貨品包括在內，就會誇大數字…
我呼籲美國政府和國會議員，慎重三思…因為以中國人口之多，市場之大，增長之快，孤立中國便等於自我孤立…我曾經在許多場合強調，香港必須加快市場分散化，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過去幾年來，在最惠國問題上，我相信可以說，香港中總、和其他商界團體，都已盡了不少力，向有關方面陳述利害，增加美國朝野對中港實際情況的認識…
後來事態峰迴路轉，本來姿態強硬的克林頓政府變成「中國老朋友」。美國之音專題與美國國防政策顧問Michael Pillsbury著作分別回顧當中轉折。
VOA 櫛風沐雨：40年美中關係回顧與展望(2019年3月4日)：
在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克林頓擊敗老布殊，他最初的對華政策是把貿易與中國人權狀況掛鈎。芮效儉(前美國駐華大使，1991–1995)：「我們繼續與中國在人權議題上對抗，但克林頓政府整體姿態是推動兩國關係朝更正常方向發展。」
溫期頓‧洛德(前美國駐華大使，1985–1989)：「我們提出了認為對方會採納的溫和建議，比如允許紅十字會探望囚犯，我們認為不威脅政權，但要當時人權問題上發出信號。我們認為在經濟議題和貿易關係上有一定影響力，因為當時他們需要最惠國待遇。」
1993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西雅圖的APEC峰會上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了會晤。這是自1989天安門事件以來美中元首首次會晤。次年3月，克林頓派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去北京，目的之一考察讓貿易和人權脫鈎的條件是否成熟。克里斯托弗計劃會見中國最知名異見人士之一，出獄幾個月的魏京生，中方以魏京生要外出療養為由阻撓他與克里斯托弗會面。
不到一個月，魏京生再度入獄，但中國後來釋放了幾個知名異見人士和人權活動者。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美國更認識到中國擁有巨大市場和廣大廉價勞動力。雖然克林頓總統依然保持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但他的政府已在私下推動把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鈎。
克林頓：「我已經決定無條件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地位。取消最惠國待遇等於是切斷我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讓我們回到相互封閉和相互指責的時代。這會傷害美國利益，而不是推進美國利益。這麼做不僅不會加強中國對人權的尊重，反而會削弱我們與中國人民的接觸，不僅不會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反而會阻礙我們未來在這一領域的合作。」
溫期頓‧洛德：「克林頓總統犯了個大錯，給自己政策拆台，工商界領袖、有經濟背景的內閣官員以及其他前政府官員向他施壓，不應把人權和貿易關係掛鈎，所以他不支持這政策，基本上只是走走過場，沒阻止內閣官員為國務院拆台，當時我們還在努力最得進展。中方看到我們政府內部混亂，總統打馬虎眼，內閣官員拆國務院台，只有國務院仍在人權問題上對他們施壓，所以他們就沒有動機作任何讓步。」
Pillsbury《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2015)139–148：
布希[布殊]對中國的立場受到繼任的柯林頓[克林頓]的尖銳抨擊…一九九二年總統大選期間，他痛批布希總統寵溺「北京屠夫」…柯林頓一上台，他的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說：「我們的政策將是藉由鼓勵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力量，促進中國全面、和平地從共產主義朝向民主演進。」…柯林頓政府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達到巔峰，他邀請四十名中國異議人士到白宮 — 其中包括達賴喇嘛的代表，以及天安門廣場抗議學生領袖…
中國再拿商機引誘有影響力的美國企業人士。柯林頓競選時的大金主直接向總統遊說，要求他不要破壞波音飛機售予中國的可能商機、或阻礙藉由中國火箭發射美國商業衛星…中國亦以選區的經濟利益為餌，動員國會議員們的支持。到了一九九三年年底，在中國人現在稱為「柯林頓大逆轉」(the Clinton coup)之下，這些盟友說服總統緩和其反中立場…經濟制裁先放鬆、後取消。柯林頓政府許多親中人士受到中國感謝，稱讚他們是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中國的友人」，讓他們有機會多接近中國的決策大員。同時，中方悄悄地持續鎮壓異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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