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香港政商界接連向英方要求居權逃生門，英國國會報告書卻反對給普遍港人居英權，引來立法局非議。當時有份發起「港人救港」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借機向大眾辯解，為何爭居英權與支援民運同樣重要，因為大眾有權免於恐懼，他本人律己嚴、待人寬，重視民意現實，無意迫人做烈士，又相信港人無論去向都是炎黃子孫，會繼續貢獻中國。
1989年7月5日 無線新聞 ：
立法局議員現在仍辯論英國國會的香港報告書，已有22位議員先後發言，到目前為止，發言的議員都不滿英國不給予香港英籍人士有英國居留權。
辯論由首席議員李鵬飛動議，他認為外交事務委員會一方面建議英國政府不應給香港人有居英權，但另方面又說要為某些類別人士提供保障，這安排不合邏輯。
陳英麟認為這做法分化香港人；周梁淑怡認為委員會根本無視香港人的恐懼：「這恐懼是恐懼香港有天安門事件、恐懼會不擇手段維持至高權威的政府、恐懼我們子女會失去自由、恐懼我們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分崩離析。」
面對英國不肯給予港人居英權保障，香港人應否移民？議員有不同看法。
葉文慶(立法局議員)：「如果你不給我們這保障，儘管我不願意也要忠告港人，現在就要立即找逃生地方。身為立法者，我職責是以港人為先，安定繁榮為次。」
司徒華(立法局議員)：「港人救港運動當前目標有三個，爭取居留權只不過是其中之一。這運動已在醞釀另一個行動叫『承擔使命，超越二千』，是呼籲社會領袖，與市民同甘共苦，攜手邁進入廿一世紀，不離開香港。」
1988–1989年度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1522–1523：
[司徒華：]主席先生，我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主席，也是「港人救港運動」發起人之一。有人認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與「港人救港」是矛盾的、對立的，加以指責。我要借此機會，予以答辯。
一、律己嚴，待人寬。慷慨赴義去做烈士，有這樣的決心的人是可敬的；但這樣的人，也應該尊重別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不但是人權，而且是人性。
二、六月四日北京屠城後，港人信心全面崩潰。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希望在不得已時有一個避難之所，這是普遍而強烈的意願。從事社會運動，能夠漠視，甚至鄙視這種意願嗎？我們必須面對民意和現實。這種意願，就是民意和現實。
三、「港人救港運動」的當前目標有三個：爭取居留權、加速政制民主化、制訂人權法案。爭取居留權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四、沒有居留權，也不能過止巨浪滔天的移民潮。完全失去信心、陷於無限恐懼的絕大多數港人，還是會千方百計去尋找其他的避難所的。有了居留權，他們還會觀望，非不得已時不走；否則，他會盡快離開，人才流失更為急劇嚴重，立即影響了香港的繁榮安定。
五、「港人救港運動」的宣言，還有一句最重要的說話：「我們深信，只有中國真正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才能根本地解決香港的信心和前途的問題。」所以，這個運動的發起人，都是中國愛國民主運動的堅定的支持者。
六、所有海外華人和不少外國朋友，都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他們都不是中國公民，我們對他們的支持表示歡迎和感謝！在香港，為甚麼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與爭取居留權是對立的、矛盾的呢？香港的同胞，不管他們將來去到甚麼地方，我相信，他們仍然是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的。我們永遠歡迎和感謝他們的支持。
我不會離開香港的立場，永遠不會改變。我在香港出生，但英國即使給予我居留權，我也不會接納。我理解居留權是港人應有的權利，我尊重他們免於恐懼的自由，我不能無視他們的意願，我深信他們不論將來去到甚麼地方，都仍然會以作炎黃子孫而自豪，會為實現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中國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我是因此而參與發起「港人救港運動」的。我希望能夠得到曾有誤解的人的諒解。
司徒華其後接受電台訪問，表示身處香港對中國民族百年苦難有愧咎，即使親見北京政權鎮壓人民，仍支持香港主權移交。明顯地，他發起爭居英權那「律己嚴，待人寬」態度，在前途大局上用不著。
信報(1989年9月1日)：
[主持]馮玉蓮：你指出中國過去幾十年出現很多問題，但在中英會談時，你很早便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為什麼呢？
司徒華：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地方，回歸母體是必然事實。雖然當時的政權很多地方我並不同意，但假如一個國家對屬於自己的土地也不收回，沒有民族自尊，這個國家和政權是要不得的。我們是中國人，回歸祖國與十一億人民同命運是很應該的。過去百多年來，我們好像很「僥倖」與中華民族的苦難脫離，但亦有點自咎。所以不論前景如何，我還是支持收回主權，「六‧四」事件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前四五行動成員劉榮錦憶述，當年激進左翼主張「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認為兩地工人攜手推翻官僚資本主義集團才是鬥爭王道，抨擊支聯會爭居英權立場是「搞散」支運。
《思想香港》第7期(2015年7月)：
…六四事件後行政局內有一些人(包括當時浸會大學校長謝志偉)提出居英權，支聯會[按：應為支聯會負責人]就立即提出「港人救港」運動(即要求居英權)…當支聯會提出「港人救港」運動後，四五行動就要提出自己的立場…我們的理論指導原則是，香港的解放是跟大陸勞動人民聯合…當時我們出了一張傳單…是當時革馬的第一把手所提出的，就是「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意思是若果好像支聯會立場從本位利益出發去爭取居英權的話，首先違反了左翼的綱領性原則，第二是支援運動將會瓦解…我記得六四之後數天我們出了這張傳單。支聯會號召一個集會遊行至港督府要求居英權，我們在同一晚號召遊行至新華社，我記得那一晚都有三、四千人參加我們的遊行，到達新華社我們有演講，我手持咪高峰時就特別強調「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這點，並公開批評支聯會的「港人救港」。當時的反應相當好，有人傳字條上來表示完全贊同，這是我們跟支聯會最嚴重的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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